略论外资准入与投资自由化

国际投资法制中的外资准入制度 ,已成为南北国家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与难点问题。外资准入作为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内容 ,受到双边和多边投资立法的重大冲击。发达国家推动投资自由化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法律管制。因此 ,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 ,并力求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 ,以避免投资自由化对本国经济安全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     

“有条件和渐次推进”准入阶段国民待遇——中国应对国际投资自由化的重要措施之一

在传统国际投资法中,国民待遇原则仅适用于外资进入后阶段,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缔结国际投资条约的普遍条款。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此尚持迟疑态度。因为准入阶段国民待遇会大大削弱国家对外资的传统管辖权,进而对国家的经济主权造成影响和冲击。对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而言,在自由化进程中,应把握住这把双刃剑,有条件和渐次推进准入阶段国民待遇,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投资自由化规则在晚近投资条约中的反映及其地位评析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投资也提出了种种自由化要求 ,这些自由化要求正迅速地通过国际法形式表现出来。晚近投资条约对投资自由化要求的反映 ,突出地体现在倡导外资准入自由和废除履行要求两个方面 ,此外 ,进一步提高投资待遇、强化投资保护和私人投资者在投资争议解决机制中的作用也是晚近投资条约迎合投资自由化要求的重要表现。然而 ,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着各国不可能接受划一的投资自由化模式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需求需要照顾。虽然投资自由化成为时尚 ,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东道国合理的外资管辖权 ,片面追求高度投资自由化的国际投资规则不符合多数国家的利益 ,不应被视为国际投资立法的主流形态。     

双边投资条约的晚近发展及其影响浅析——以美式双边投资条约为研究对象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 ,双边投资条约发展迅猛 ,在形式、数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 ,一些反映投资自由化的规则不断出现在双边投资条约中 ,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形成了新的挑战 ,而美国式的双边投资条约更是自由化立法的代表 ,提出了诸如准入自由、禁止履行要求等诸多高度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法规则 ,严重削弱了东道国外资管辖权 ,值得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国际投资法的自由化趋势与我国投资法的重构

晚近，国际投资法律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化趋势。但是，各国外资法律过快的自由化，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任凭外资毫无限制地垄断本国的一些重要经济部门，将会给其国民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应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引进外资的长远目标来谨慎地实行外资立法自由化，正确地确定重构外资立法的基本思路。     

完善我国外资国民待遇的法律问题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在国内立法以及国际法层面上减少对外资的限制,加强对外资的保护,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从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并推动国际经济交流和资金融通,已成为当前国际投资法发展的总体趋势。二战后,东道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态度经历了“开放——限制——自由化”的两次转变。①从各国国内立法来看,自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贸易往来的空前繁荣,不少原来对外资采取限制和管制政策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开始对本国外资法做出重大修改或者新颁布专门外资     

国际投资条约自由化背景下防御性条款的设置——对我国BITs实践的思考

在国际投资条约自由化的趋势下,一些发展中国家相继接受了ICSID的全面管辖权、宽泛的间接征收定义等自由化条款,给国家的外资管辖权带来挑战。为此,应采取例外规定、限制间接征收等防御性条款,以保障国家基于环境、国家安全等政策的需要对外资实施必要的管制措施。自1998年以来,我国投资条约的内容日趋自由化,研究在BIT中采取适当的防御性规定、避免类似阿根廷不慎放权的教训,是当前我国BITs实践的迫切需要。     

中国-东盟外资市场准入法律问题之思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随着国际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外国投资的市场准入作为保障国际投资的重要制度,成为各国外资法关注的焦点问题。一、外资市场准入制度之法理分析各国的外资市场准入制度主要涉及市场准人的领域,市场准入的审批程序以及市场准入待遇等问题。本文即从以上三个方面对外资市场准入制度进行分析。国际投资自由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向前推进的产物和必然要求。投资自由化即要求各国进一步减少政府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干预,以便最大限度地允许国际直接投资依据市场的法则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配置。然而国际直接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仍然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WTO法律规则体系与外资法改革

由于 WTO多边协议的自由化性质 ,中国的外资法改革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废除和修改少数直接与 WTO投资协议相冲突的某些规则和条款 ,还要从外资立法方法、市场准入、国民待遇、透明度等许多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和应变。WTO各投资协议只是南北国家利益协调的产物 ,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外资立法并不会走向快速全面的自由化 ,也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超出中国的经济承受能力 ,中国仍然有进行渐进自由化性质的外资立法改革的回旋空间和时间     

论中国在国际投资条约生成中的思维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但是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也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出现新的发展动向。国际投资条约。作为国际投资法律规范的主体构成部分，其生成过程集中体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冲突。     

从MAI看综合性国际投资多边立法的困境和出路

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在１９９５年到１９９８年起草的多边投资协定（ＭＡＩ）草案,是一个高度自由化性质的多边投资条约草案,集中反映了西方国家关于自由化性质的国际投资多边立法的种种要求,也表露出ＭＡＩ谈判方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这些情况值得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关注。ＯＥＣＤ的ＭＡＩ计划的搁浅,不仅说明发达国家对于何谓可接受的自由化多边投资规则尚不能形成一致的意见,也预示了未来综合性多边投资条约谈判应遵循的基本法则,即能够为各国广泛接受的综合性多边投资条约,必须同时反映不同国家的利益需求,谋求国家间利益的适当平衡。只有沿着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方向前进,国际社会才有可能确立一个具有普遍效力的综合性、全球性多边投资条约。     

Sino-Indian Liberalization: The Role of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wo major factors account for a country’s growing integration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trad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expansion of expor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Growth of exports became a dominant source of industrial growth during the 1980s in most developing countries (see Helleiner, 1995). Most of these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and India, have replaced the old import-substitution policy by an export promotion strategy.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hift of national policies to repay debt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lready underway necessitated export orientation for improving technology, management practices, marketing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aims at explor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exports and FDI to growth and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China and lndia. The first section briefly review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two economies. The second section deals with growth, composition and direction of foreign trade. The third section examines the role of FDI, and its sources and composition by sector, industry, and by overseas ethnic Chinese and Indians. Trade and FDI linkages are examined in the fourth section which also contains a brief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China).     

我国外资准入制度的现状、问题及其重构

我国对外资不区分行业一律进行普遍的多元行政审批,不仅导致审批效率的低下与行政资源的浪费,而且不利于实现合理利用、引导外资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服务的政策目标。外资准入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需多方协调配合的系统工程。实体性行业政策的科学制定是外资准入制度重构的前提与基础。审批程序的改革则需区分具体行业,从鼓励类、允许类等对我国国民经济冲击较小的行业开始,分层次、分步骤地逐步简化外资准入的审批层级,合理限定审批内容。另外,在优化审批程序的同时,应构筑多重风险防范体系,通过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等立体化制度安排,防范外资对我国尚处于发展中的国民经济体系造成过度冲击。     

论国际投资争议的“强制性仲裁”

传统理论与实践都认为，自愿性是仲裁的基础和核心。但随着国际社会与国际交往的发展。在国际投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了强制性仲裁。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强制性仲裁的出现，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是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新动向，而且随着发达国家通过投资条约及其他国际条约日益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日益加强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度，强制性仲裁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其所涉及范围也可能从投资领域扩及到其他领域。     

双边投资条约与发展中国家——兼论中国应对之策

双边投资条约遍及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数量比重最大。发达国家通过双边投资条约努力推广其投资自由化理念,强调发达国家海外投资保护政策,推行高标准的投资保护政策;发展中国家假定通过双边投资条约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而接受发达国家的投资策略并积极主动参与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从而导致国际投资法制向发达国家预定轨道行进,发展中国家主权、经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摆脱此两难局面,发展中国家应谨慎从事双边投资条约的谈判与签订之工作,制定本国的双边投资条约范本,重构发展中国家集体力量,割断有利于发达国家投资策略的习惯国际法的形成,维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与投资带来真实利益。     

气候变化背景下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对策研究

传统国际投资条约与应对气候变化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因此应实现国际投资条约与气候变化应对条约之间的衔接,兼顾投资自由化与政府管制.要实现这一目标,最佳方式是通过改变国际投资条约以顺应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运动,改变国际投资条约将促进和保护投资作为唯一重心的现状,并采纳环境保护等其他领域的国际法规则.近年来国际投资领域呈现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趋势.目前一些投资保护协定范本和新签订的双边和区域性投资协定已经纳入并不断完善环境保护等有关东道国管制外资内容的条款,逐步实现投资者利益与东道国利益保护的平衡.我国对现有国际投资条约进行调整、修订以及新投资条约的谈判,应考虑国际投资条约的这一发展趋势,以顺应国际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政策.     

外资征收与环境保护——不补偿环境征收之合法性刍议

由于环境保护关系到人类整体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外资征收的立法与实践中环境保护和外资保护应予一体化考虑,但现状却反映出外资私益优先于环境公益的倾向。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角度看,为使发展中国家不致因环保因素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环境征收不应具有补偿性。而且,不补偿环境征收合法性根植于污染者付费原则、预防原则、治安权例外以及国际环境法义务优先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