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征收与环境保护——不补偿环境征收之合法性刍议

由于环境保护关系到人类整体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外资征收的立法与实践中环境保护和外资保护应予一体化考虑,但现状却反映出外资私益优先于环境公益的倾向。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角度看,为使发展中国家不致因环保因素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环境征收不应具有补偿性。而且,不补偿环境征收合法性根植于污染者付费原则、预防原则、治安权例外以及国际环境法义务优先原则。     

投资自由化背景下的环境保护

投资自由化背景下环境保护困境重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目标,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环境责任,在国际协定中规定更具拘束力的环境条款,促进环境无害化技术的转移,并完善国内法规、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等。     

将环境保护纳入国际投资协定的必要性

将环境保护纳入国际投资协定将成为大势所趋,其必要性体现在：国际投资自由化和环保意识全球化互为背景,彼此不可能割裂;投资与环境互有影响,发挥积极影响抑制消极影响成为当务之急;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要求投资与环境一体考虑,绿色投资成为时世所需;解决与环境有关的投资争端更需要明确的国际规则依据。为此,中国应加强有关规则的研究,在某些实质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提出符合国家利益的主张。     

信用证交易中出口押汇的法律性质--兼与议付比较

信用证交易中出口商与其所在地银行常因融资问题发生纠纷,而对同样的融资纠纷在理论和实践中会有不同定性或处理意见,这是由于对融资行为法律性质的认识模糊造成的,只有对具体融资做法-出口押汇和议付--的法律性质正确认定,即对出口押汇的借贷和质押关系和议付的单证买卖关系以及当事人在不同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认识,才能有效避免纠纷和正确处理纠纷.     

契约精神与法治

契约精神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要求，我国当前进行的市场经济建设是现代商品经济，欲保障交换的有效性和市场的有序性，法律就要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即体现契约精神，而法律的有效性即法治的实现也就有赖于民众对契约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鉴于中国伦理观念向来在法之上和伦理观念对法治实现的重要作用，契约精神的伦理和伦理观念的现代化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法治实现的制度因素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这是社会契约理论得出的必然结论，同时这也对中国政治伦理观念的现代化提出了要求     

美国新版BIT对环境保护的强化及中国对策

在环境保护观念普及化的今天,国际投资协定(BIT)将环境问题纳入规范之列,已成大势所趋.美国正是在此背景下在其新版BIT中强化了环境保护.强化主要表现为用语、款项变化和内容增加,但却因专门环境条款用语仍极富弹性、缺乏法律责任规定和没有争议解决的法律机制作为实施保障,而表现出很强的政策属性,其法律意义因而打折.然而,因为一系列“强化”反映出向法律性质的靠近,法律意义并非阙如.对于美国来说,这种从政策性向法律性过渡的选择是现实需要与摆脱两难处境的折衷做法.正在与美国加紧谈判BIT的中国,应该在了解其内容、性质和发展趋势基础上,积极参与这类国际规则的制订过程.     

气候变化与国际投资法应对

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措施,具有国际投资与气候变化间法律交集的性质。国际投资协定在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方面没有为这一交集预留空间,国际投资仲裁实践又具有天然的私人利益保护倾向,因而国际层面的国际投资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国际投资协定必须承载经济之外的伦理和价值目标,并将实现该目标的主要指导原则——＂共同而有区别＂的气候责任原则——具体贯穿于投资保护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中,通过争端解决程序实现这一原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能源宪章条约》中环境保护规定的缺陷——与晚近投资协定比较的视角

与晚近其他投资协定相比,《能源宪章条约》存在诸多缺陷：缺少对缔约国环境义务的规定、针对投资保护的环境例外缺失、未明确其与多边环境协定的关系、环境条款软化空洞以及争端解决程序未给环境保护留出空间等。该条约中对环境表示一定关注的条款具有软法性质,此虽为妥协于目前现实需要之结果,仍不失为向生态正义迈进的一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