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务实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正在全力推进,完善刑事辩护制度势在必行。刑事诉讼法应明确规定控方的举证责任,并由此进而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律师的会见一般不受限制、监控的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知悉控方证据的权利;重新界定辩护人的职责,取消辩护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的要求,并增加和强化程序辩护的内容,承认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和地位;强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以突破刑事辩护的现实瓶颈。     

新刑诉法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兼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比较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国际公约》)第9条以规范逮捕、拘禁等强制措施为立足点,全面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保障权,包括不受任意逮捕或拘禁权、知悉权、及时审判或保释权、提起诉讼权和获得赔偿权等。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在人权保障理念的指引下,重点修缮了逮捕、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强化了强制措施制度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但是,较之《国际公约》第9条,我国对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权的保障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继续借鉴和吸收《国际公约》关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精神,进一步完善强制措施制度,为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提供坚固屏障。     

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比较法考察下的我国制度之构想

讯问作为侦查案件的必经程序,是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展开正面交锋的关键阶段。随着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化,犯罪嫌疑人作为侦查对抗中的弱势群体,其人权保障问题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惩罚犯罪的公权要求常常使侦查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这一环节陷于两难的境地。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对当前侦讯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现状和原因进行分析,进而从实体分析和程序建构两方面进行了相关的构想。     

刑事侦查程序的异化及其防治

由于我国缺乏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程序等,导致实践中刑事侦查程序异化为纪律调查程序和行政程序,这也导致侦查机关滥用权力,犯罪嫌疑人人权得不到保障。为防止刑事侦查程序的异化,我国应合理的配置权力,建立犯罪嫌疑人身份确立程序,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职务犯罪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重点问题研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了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有助于解决职务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情形下违法所得的追缴问题。作为新设程序,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较原则,实践中与该程序相关的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重点介绍违法所得没收申请的具体要求,人民法院对违法所得特别没收案件的处理方式,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的处理等问题,是对司法实践中依法追缴违法所得工作有所裨益的。     

刑事诉讼阅卷权若干问题探讨

阅卷权是刑事知悉权的重要体现,是辩护权充分行使的基本要求。2013年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我国阅卷权制度进行了重要修改。通过比较考察国外司法制度和理论发展,结合中国的司法实践,应当从法律上确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阅卷权主体地位,并将阅卷权的行使延展至侦查阶段,主要是批准逮捕和侦查终结之时。同时,出于有效侦查的考虑,侦查阶段的阅卷权也应当受到若干限制。     

论对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追缴

在我国现行的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中存在诸多不合理的因素.程序的不公开,对利害关系人程序参与权和程序救济权的剥夺,使得我国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所得的程序缺失了基本的诉讼特征,而更具有行政性治罪活动的性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主张在基本的诉讼格局中,以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追缴死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非法所得.在此基础上,笔者对这种民事追缴程序的诉讼流程进行了初步的设计.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刍议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是切实保证辩护权行使,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基本前提。但我国关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的立法现状存在一定缺陷及其司法实践存在一定障碍,以致该程序运行严重受阻。因此,有必要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的时间、主体、对象、内容和方式完善此程序,并构建法律监督机制、健全法律援助机制、确立律师推荐机制,以促进此程序有序推行。     

第一次讯问程序研究

在侦查活动中,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循法定程序。首先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其次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其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第三,向犯罪嫌疑人提出问题;最后,告知犯罪嫌疑人核对讯问笔录权,履行核对讯问笔录手续。违反第一次讯问程序进行讯问所获得的口供应予以证据排除。     

试论侦查讯问程序中的问题与出路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主要问题是侦查讯问过程的封闭性和强制性。造成这些问题的最关键原因,就在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人身几乎享有完全的控制权。这一现象集中体现的是侦查人员随时可以在自己控制下的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应当将包括第一次讯问在内的所有讯问地点固定在中立的第三方所在地。只有在此基础上,侦查讯问程序的其他改革措施方能真正发挥作用。     

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侦查程序忽视程序公正,不利于保障人权,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借鉴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本着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规定。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确定各种侦查措施和行为的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或必要性原则,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等,以期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     

论侦查模式——从技术方法的角度

从人到证的侦查模式以犯罪嫌疑人为侦查工作的切入点和中心，将犯罪嫌疑人作为证据的来源，将讯问犯罪嫌疑人作为扩大线索和证据的主要途径，以口供主义、有罪推定为思想基础，认识路径具有单向性、简便性和主观性强的特点。从证到人的侦查模式通过多种调查取证活动，以各种形式的证据发现和确定犯罪嫌疑人，并最终以各种证据证实其罪行的有无和轻重。它以无罪推定、证据裁判主义、主体性理念等为思想基础，犯罪嫌疑人仅仅是认识案件情况的内容而不再是手段，同时采取多种具有较高科学理性因素的侦查措施。重构我国侦查技术性侦查模式的任务就是尽量减少从人到证模式的因素，将我国的技术性侦查模式塑造成相对典型的从证到人侦查模式。     

侦查讯问制度重构研究

对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进行构建与完善,应借鉴法治国家的成熟经验,充分考虑我国社会治安和刑事司法的现状,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在程序结构上要设立一个中立的裁判者,在诉讼理念上要确立并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完善现有侦查讯问的时间、地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告知、步骤、手段等法律规定,加强对侦查讯问活动的监督,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建立侦押分离制度、审讯主体与犯罪嫌疑人隔离制度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制度。     

论建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 ,是一个国家诉讼民主、文明程度的标志。联合国的刑事司法准则把沉默权作为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一。为顺应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大趋势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沉默权制度 ,要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制定鼓励陈述的措施 ,建立非自愿陈述的排除规则 ,建立特定案件沉默权例外的制度。     

刑事诉讼的价值选择与刑拘、逮捕的程序缺陷

人身权是公民重要的宪法权利,刑事程序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应合理且正当。合理的刑事程序理应反映人们对刑事诉讼的价值诉求。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价值选择是秩序、效率兼顾自由、公正。刑拘、逮捕的程序设计存在缺陷,未能反映这一价值选择,应作如下修改:减少拘留审查时间,降低逮捕证明要求,建立逮捕司法审查制度。     

论犯罪嫌疑人的确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只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终点作了规定,但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起点即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规则却没有规定。确认犯罪嫌疑人是保障无辜者免受追诉的屏障,也是保障犯罪人诉讼权利的基点。被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是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标准,而告知诉讼权利则是确认第一次讯问的程序规则,被调查人也有权申请确认其为犯罪嫌疑人。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异议制度

刑事诉讼管辖异议权,是当事人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的刑事诉讼程序性权利。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管辖权异议都有明确的规定,其积极的作用也得到普遍的认同,表现出巨大的司法价值。然而,在刑事诉讼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却处于缺失的状态。因此,应该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构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程序的规范化和正义性。     

从德国拘留规定看我国刑事拘留现状

通过将我国拘留的现状与德国拘留规定的比较,结合我国公安实际工作,提出降低拘留的标准,缩短拘留的期限、加强对拘留的审批和监督以及建立相应的救济补救的措施,从而更有效的保障侦查中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推动刑事诉讼民主进程的发展。     

论我国侦查权控制的基本理念

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均奉行要求对案件事实作出裁断必须依据证据的证据裁判主义。而侦查权的有效运作对证据裁判主义的实现具有重大作用。但是在我国,侦查权的此一重要作用显然被加以强调,甚至形成了我国事实上的一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虽然侦查权行使的意义如此重大,但是在“人权”和“法治”尤其是“程序法治”的理论视野中,基于侦查权本质的逻辑分析及其在我国实践中运作现实的实证考察,如何控制和规范侦查权的行使却应当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