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权力属性热议之冷思考

我国学术界对侦查权权力属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它是属于司法权还是行政权或司法行政权。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因此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类方法只具有纯学术研究意义。以这种三权分类来划分侦查权,必须注意中国不同的国情和司法制度。侦查权力属性争议其实意义不大,我国当前更需要解决的是侦查权权力内容的法定、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制约与监督、侦查权行使中的人权保障和救济等问题。     

侦查权运行现状及其评论

超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功效显著,但在追求控制犯罪这一侦查目标时却忽视了保障人权。我国的侦查权职权主义色彩浓重,现行的侦查权体制在司法实践中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侦查权体制资源的重新配置,加强司法权和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及监督,消除法外侦查现象,对推进我国刑事司法法治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论刑事警察侦查权行使的法律规制——基于《人民警察法》修订的视角

加强刑事警察侦查权行使的法律规制,既为法治实践所需要,也具有深刻的法理依据,它蕴含着依法行政、制约权力、保障人权等价值。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向前推进,对刑事警察侦查权行使的法律规制日益完善,同体规制和异体规制相结合,实质性规制和程序性规制相勾连,道德规制与法律规制相统一。为了更好地发挥刑事警察侦查权在遏制犯罪、保障人权方面的功能,应该以修改完善《人民警察法》为契机,严格规范刑事警察侦查权的行使,加强对刑事警察侦查权行使的监督,健全刑事案件中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     

论侦查权的概念

正确确立侦查权的概念是研究侦查权的基础。通过剖析侦查权的性质和特点 ,归纳出侦查权的属性 ,结合对现有侦查权概念的归类与评述 ,侦查权的概念应包括侦查权主体、权力运作的条件、实现侦查权的手段等内容 ,并据此将侦查权的概念界定为 :侦查权是国家侦查主体 ,为实现侦查目的 ,依法定的侦查程序 ,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     

我国侦查权多重制约体系的重构

我国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为主体的侦查权制约体系改革势在必行。在基础理念上,重构我国侦查权制约体系应该坚持权力制衡与权利救济两大原则,在制度配给上应追求检警一体化与审判中心化,在具体制约模式上应该通过设计以权力制衡和权利制约为基础的严格、完备、科学的程序,通过程序规制侦查权的良性运行。     

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

刑事侦查权的定位,直接关系到我国刑事侦查程序改革与发展的方向,关系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价值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学术界有不少学者将侦查权定位为行政权。但是,这样一种定位对于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目标的实现,确保刑事侦查活动的独立性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因此,必须要将侦查权定位为司法权,以司法的精神和理念重构我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体制,从而确保我国刑事侦查程序改革的成功。     

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

当前,我国学者对于侦查权的性质主要有司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兼行政权三种观点。侦查权性质的不明确,导致警察权性质的不明确,进而导致公安机关在国家机关中定位的模糊。因此,确定侦查权的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我国侦查权的职能、特征和运行规律上看,侦查权应当是一种行政权,同时具有一定的司法倾向。     

“9·11”后美国联邦调查局侦查权的运行模式——以《联邦司法部长对FBI国内调查行动的指南》为例的分析

2008年,美国司法部颁布了最新版的《联邦司法部长对FBI国内调查行动的指南》。新指南通过横向整合和纵向整合的方式,对FBI的侦查权进行了重新配置。联邦调查局侦查权配置演进的这一最新趋势对反思我国现行的侦查权运作模式颇具启发意义。     

公诉裁量权与侦查权的关系

对公诉裁量权与侦查权关系的分析 ,必须放在检警关系的宏观结构中进行。公诉裁量权与侦查权的关系是相互的 :一方面 ,公诉裁量权对侦查权有导向作用 ,这种导向作用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 ;另一方面 ,侦查权从三个角度对公诉裁量权有制约作用。     

我国侦查权多重制约体系的重构

我国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为主体的侦查权制约体系积弊重重,改革势在必行。重构我国侦查权制约体系在基础理念上应该坚持权力制衡与权利救济两大原则,在制度配给上应追求检警一体化与审判中心化,在具体制约模式上应该通过设计以权力制衡和权利制约为基础的严格、完备、科学的程序,通过程序规制侦查权的良性运行。     

侦查权的本性及其演化趋向

学术界关于侦查权法律性质的讨论没有跳开行政权、司法权概念分析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分析的问题所在是没能追问行政权、司法权概念的实质。本文运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工具对行政权和司法权概念的实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并得出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结论。行政权性质的侦查权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一种权力作用形式,这种权力的实施要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这种制约的结果是侦查程序发展的司法化趋向。     

关于侦查权控制方式的思考

各个国家对侦查权进行的控制方式大致包括司法授权、司法救济和权利制约等。在我国，对侦查杈缺乏有效的控制，主要的控权方式是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和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对权力的制约基本不具有效用。鉴于此，应完善我国的侦查权控制方式。司法授权目前不具可行性．理性的做法是，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加强检察监督、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对抗侦查行为的权利。     

论司法权运行改革下的合议庭负责制的构建

司法体制改革大背景下,安徽地区法院更多关注与研究的应该是司法权运行改革下的合议庭负责制如何更好地构建。笔者对当前合肥市法院审判权合议庭制度的运行现状进行了调研,发现当前合肥地区案多人少的矛盾非常突出,法院审判资源配置不足,相对固定的合议庭审判团队组建困难;合议庭审判职权与审判管理权界定不明确;合议庭内部流程制度不健全职能弱化等突出问题。笔者进而结合实地对全国部分试点审判权运行改革法院的考察情况,提出了安徽地区法院司法权运行改革下的合议庭负责制的构建一些想法:要优化审判资源的配置,配齐组建新型的合议庭审判团队;要合理界定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充分发挥合议庭的审判职能;要理清合议庭提交审委会讨论案件范围与形式,真正实现"让审判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要明确合议庭负责制内部工作流程,确保合议庭内部运转正常;要健全对合议庭的考核监督激励机制,调动合议庭的工作积极性,加强合议庭的工作责任心。     

对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思考

随着司法解释在审判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其所谓"立法化"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大争论.本文通过对司法解释的概念及其权力来源,立法权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的阐述,为司法解释"立法化"做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义.在对具体情况讨论的基础上,结合司法解释中的具体条款的分析,进而明确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具体表现,并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以社会调查主体之争为切入点

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     

侦查的类型学研究

为了对侦查概念作深入的把握,有必要进行类型学的研究。从侦查制度的性质看,分为权力抑制型侦查和权力主导型侦查;从侦查制度的价值取向看,分为人权保障型侦查和犯罪控制型侦查;从侦查程序的启动看,分为随机型侦查和程序型侦查;从侦查程序的运行看,分为职权式侦查和对抗式侦查;从侦查行为的方式看,分为强制性侦查和任意性侦查。     

司法规律中的检察权配置

司法规律是国家适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时的司法特性,按照司法规律的要求配置检察权,并规范检察权的运行,方能保证检察活动达到预期效果。考虑到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定位、法律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为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我国检察权应当由检察调查权、检察追诉权、检察建议权和法律话语权四个方面构成。     

侦查权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侦查权的主体 ,就世界各国的整体情况看 ,将刑事案件的侦查部门设置于警察机构之中几乎是一种被普遍采用的模式 ;笔者对“检、警一体化”的制度设计心存疑惑。关于侦查权的范围 ,我国《刑事诉讼法》列举的侦查权遗漏了询问被害人、侦查实验、辨认、查询冻结、秘密侦查等项 ;强制措施具有侦查的性质 ,预审也同样具有侦查的性质。关于侦查权的制约 ,应包括内部、外部制约两方面 ,当前更应从以权力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 ,设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实行拘留、逮捕权与羁押权的分离 ,设立司法救济制度等方面加强外部制约机制的建立。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林地之司法认定

在分析我国林地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结合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立法原意,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犯罪对象之一的林地的司法认定问题进行分析,探讨认定林地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