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侦查权控制方式的思考

各个国家对侦查权进行的控制方式大致包括司法授权、司法救济和权利制约等。在我国，对侦查杈缺乏有效的控制，主要的控权方式是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和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对权力的制约基本不具有效用。鉴于此，应完善我国的侦查权控制方式。司法授权目前不具可行性．理性的做法是，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加强检察监督、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对抗侦查行为的权利。     

正当程序下侦查权力约束机制的构建

在正当程序理念的引领下,以正当程序为主线架构侦查权力约束机制。厘清侦查目的,确立侦查中立观,尊重侦查正当程序,增强侦查主体合法行使侦查权的内在约束力;以严格的法律规范、疏密有致的法律体系确立侦查权力法定的正当性;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约束由"软监督"转变为"硬制约"和"硬制裁",形成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合理合法地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扩张其对侦查权力的约束作用,以证据裁判的标准和要求来规范侦查行为;制裁程序性违法侦查行为,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救济。     

侦查权权力属性热议之冷思考

我国学术界对侦查权权力属性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它是属于司法权还是行政权或司法行政权。我国不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因此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类方法只具有纯学术研究意义。以这种三权分类来划分侦查权,必须注意中国不同的国情和司法制度。侦查权力属性争议其实意义不大,我国当前更需要解决的是侦查权权力内容的法定、如何对侦查权进行制约与监督、侦查权行使中的人权保障和救济等问题。     

论侦查权的概念

正确确立侦查权的概念是研究侦查权的基础。通过剖析侦查权的性质和特点 ,归纳出侦查权的属性 ,结合对现有侦查权概念的归类与评述 ,侦查权的概念应包括侦查权主体、权力运作的条件、实现侦查权的手段等内容 ,并据此将侦查权的概念界定为 :侦查权是国家侦查主体 ,为实现侦查目的 ,依法定的侦查程序 ,运用特定的侦查手段开展侦查活动的权力。     

侦查权的本性及其演化趋向

学术界关于侦查权法律性质的讨论没有跳开行政权、司法权概念分析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分析的问题所在是没能追问行政权、司法权概念的实质。本文运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工具对行政权和司法权概念的实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并得出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结论。行政权性质的侦查权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一种权力作用形式,这种权力的实施要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这种制约的结果是侦查程序发展的司法化趋向。     

侦查改革的理念与制度(论纲)

侦查改革需秉持“程序公正优先”、“保障人权优先”、“控辩平等对抗、司法制约侦查”的理念,对侦查权与嫌疑人权利不平衡状态人为矫正;设立司法审查制度。保持对侦查改革的理性期待。     

论侦查不作为的构成与防治

侦查不作为与我国现行诉讼程序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侦查中心主义"和封闭式诉讼程序结构致使侦查机关权力过大,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制约。立法及诉讼理论对侦查权的性质定位不明是导致或诱发侦查不作为的深层原因。矫治侦查不作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和检察监督手段,但这些手段都存在各自的局限。应当在确立多种防治方案以应纷繁复杂实践之需的同时,重点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将侦查行为规制纳入警检关系调整框架下,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引导,同步监督和制约侦查活动。     

信息化背景下侦查权范式的要素系谱

信息化进程深刻影响并有力推动了侦查权范式转型,调查型侦查范式逐步演变为监控型侦查范式。信息化背景下的监控型侦查权范式,其构成要素表现为一种全新的系谱状况。在权力结构性质维度,侦查权的等级制转变为网络型;在权力作用时空维度,表现为共时性、脱域化和虚拟性;在侦查权运行规则维度,技术规则地位日益突出;在权力作用对象维度,侦查相对人表现出广泛性、非特定性和弥散性;在犯罪信息收集的类型和载体维度,记忆、物证、书证等感官实在形式拓展到电子数据、视频、通讯信息等数字虚拟形式。     

关于侦查权外部制衡机制的解读———以新 《刑事诉讼法》 为视 野简

基于侦查权天然的侵犯性以及我国侦查中心主义的传统刑事诉讼模式,有必要对其进行制衡。新刑事诉讼法关于辩护制度的修改打破了传统封闭的侦查模式,加强了侦辩双方的对抗性;新《刑事诉讼法》对检察监督职能的强化亦对侦查活动的合法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律师辩护权与检察监督权共同构筑了对侦查权的外部制衡机制,对查明案件事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推动侦查法治化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确保这一机制良性运转,有必要转变侦查理念,充分落实刑诉法相关规定,并对相关制衡机制予以完善。     

论侦查权独立

有限度的独立是侦查权合理行使的保障 ,而非为侦查权滥用提供理论和制度基础。以往的侦查控制论局限在司法领域 ,而没有考虑到侦查权行使涉及政治、行政、司法三方面要素。主张侦查权的相对独立是将侦查权行使过程中其他权力因素剥离 ,从而有针对地形成另一种科学侦查控制观。     

论警察权运行的制度保障

正确认识警察权并设立规制其运行的法律制度对于保障警察职能的实现,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警察权力的不法侵害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制警察权力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警察权力的设定制度、运行程序制度、法律监督制度、法律救济制度和法律责任制度等。     

谈监所侦控权

警方在监所里面安装监控设备是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应该于法有据。在押犯的通信、会见等人权是一种受到限制的权利,不能与普通公民权的自由度相提并论。个案中对蒋律师宣判无罪,并不等于该律师行为正确,更不等于警方没有侦控的权力。警方的权力、当事人和律师的权利,都应该在法律范围内受到规范制约。     

德治与法治:关于警察治理方略的几个观点

鉴于制度、法律的刚性制约作用,在涉及以权利、道德、权力制衡权力的选择时,法治资源较德治资源具有优先意义,尤其是在由垄断型权力体制向竞争型权力体制转型的失范时期。权利意识是确立以德治警方略的核心要素,对个人尊严、民主权利、物质待遇等方面的重视对于激励民警认真行使执法、管理权力都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在传统道德资源中,做官先做人、官德为先的思想有着不可或缺的借鉴作用。     

对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若干问题的实证分析

通过发放调研问卷与访谈等实证分析的研究,揭示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就普遍关注的刑侦体制改革、警察出庭作证两个专题进行理论探讨与反思,就公安机关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两项权力的并存与交叉问题进行初步的解剖。     

在应否建立我国税务警察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是否建立我国税务警察，对我国的税收法治和宪政建设影响重大。但在该问题的研究中，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现代社会，征税权和警察权是两种不能合一的权力，尤其是不能集税收立法权和执法权于征税机关一身；建立税务警察并不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是否建立税务警察，只能取决于本国国情或历史；在我国建立税务警察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其实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学界必须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     

香港警察侦查体制演进研究

1842年,英人占据香港岛,香港始进入英治时期.此前,香港作为广东香山县所辖,侦查体制与我国大陆同级地方别无二致.自1842年首批美军进入香港,并在驻港部队选拔警察以期维护当地法律秩序开始,香港的刑事司法开始了近代化的步伐,由于港英的英美法属性,并无检察官之设置,侦查之事权由警察机关担当,随着近170年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香港特色”的警察侦查体制.     

论侦查人员的角色冲突

侦查人员是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人员。其中,国家利益的维护者与犯罪嫌疑人权益维护者、刑事追诉者与刑事辩护者、犯罪嫌疑人权益的限制者与犯罪嫌疑人权益的保障者、举证责任承担者与犯罪信息弱势者之间存在着角色的冲突。导致侦查主体角色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侦查价值的多元追求、侦查主体的理性假设和侦查完善主义的期待。避免和化解冲突的方法是:角色的合理定位、部分角色的分化、角色之间的层次化以及加强角色的外部监督。     

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论和谐社会中人民警察执法的规范化——以袭警现象为视角

近年来袭警案件频发,究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人民警察权力运行得不明确、不规范。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矛盾,要求公安机关科学进行角色定位、转变执法观念,明确权力行使边界、严格规范执法,全面提高公安民警综合素质、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加强监督、从严治警,最终实现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目标。     

警察巡逻综合执法的几点思考

警察巡逻综合执法,是警察在巡逻过程中行使各警种职权处理巡逻中各种警情的执法活动。由分权制衡到合作服务的法制变革,为警察巡逻综合执法提供了法理依据。现行公安法律法规,为警察巡逻综合执法确立了具备法定资格的执法行为主体。检查权与处罚权从管理权的分离,为警察巡逻综合执法设定了职责权限。应进一步完善警察巡逻综合执法制度,调整公安机关相关警务部门的职责分工,规范巡逻综合执法行为,加强内部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