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排斥论:政策认知的新探索

公共政策排斥论揭示出排斥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政策是否符合社会公正或能否有利于促进社会公正,能否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并持续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是区分政策正向排斥与负向排斥之根本界标.政策负排斥背离公共政策之公共性、公正性与合法性铁律,必然引发社会不满情绪,扩大社会的疏离隔阂,破坏资源配置效率,激化社会矛盾乃至诱发社会对抗冲突,导致社会撕裂的严重后果.政策负排斥是现代政治的一项负资产,是一种结构性暴力.深化对公共政策排斥性之认知,探寻优化政策正排斥遏止政策负排斥之良策,是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社会公正与经济社会良性运行之要务.     

农民工结社:外部冲突的结果和多中心治理的途径

科塞的外部冲突理论否定了冲突皆为负面意义的传统看法,由此既可较圆满地解释农民工结社的四大成因:身份冲突、习性冲突、社会网络冲突、经济接纳与社会排斥的冲突,又可明确对农民工结社的治理不是令其禁止。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运用到农民工结社治理上,带来的启示是这种治理必将是理性和复杂的。只有从国家、社会、农民工三个层次上对农民工结社进行全方位治理,农民工结社才能健康发展。     

出租车行业管制:一个街头行政议题

出租车行业准入、价格、数量以及安全和服务质量管制政策兼具经济管制和社会管制;出租车营运兼具独立性和流动性,其管制效果严重依赖于行业管制部门的街头行政能力。一线稽查因处于开放的"街头"空间,依赖于半正式行政人员,是稽查人员与驾驶员之间"面对面"的互动,容易爆发行政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街头行政发展出了中间层、分类治理和联合整顿机制。这些机制部分解决了街头行政能力不足的问题,却并未改变街头行政属性。出租车行业管制亟需通过新业态的形成改变行业管制部门的街头官僚角色。     

试析美国与伊朗冲突的内在症结与解决途径

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是当前国际社会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这场冲突背后的原因极其复杂,除了伊斯兰革命时期伊朗扣留美国大使馆人质的历史积怨以及美国对伊朗长期制裁和军事威胁引起的现实矛盾外,还涉及伊朗强调独立自主对外部势力影响的排斥,再加上美国为了维持在波斯湾地区的霸权因而试图改变伊朗现政权等现实因素.种种历史与现实因素的纠葛,使双方陷入某种难以化解的冲突困境.为了缓解一触即发的紧张对峙对国际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威胁,美伊双方应从理性出发认识这种冲突的不利后果,通过民间社会交往消除成见,推动政府开展政治对话和经济合作,最终解决双方之间的冲突.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街头官僚素描——基于L省K市基层环境治理的田野调查

有关中国国家治理的研究长时间关注宏观的运作模式与主体互动,忽略了联系不同主体的衔接机制。作为政策的执行者与治理任务的承担者,街头官僚不仅联系政府与民众,而且负责输出治理绩效与提供国家治理的合法性。然而,街头官僚在国家治理的整个环节中也面临着多元化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街头官僚日常工作中面临的压力、权责不一与部门冲突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街头官僚的行动能力,也对国家的有效治理造成了消极影响。     

街头官僚行政裁量权滥用原因及其控制分析

由于法律不完备性和稳定性等原因,同时也是为实现裁量正义的需要,街头官僚在与公民的交往和互动中行使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自利动机驱动和社会资本干扰下,街头官僚容易滥用裁量权。必须综合利用规则控制、立法控制、司法控制和行政控制等制度和措施缩减行政裁量的空间,为街头官僚反抗社会资本提供挡箭牌,同时强化行政伦理建设从街头官僚内心注入规制裁量滥用的力量。     

社会排斥、社会工作与艾滋病防治

从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本身的处境出发,运用社会工作专业手法,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艾滋病的防治。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面临多重社会排斥,包括家庭排斥、社区排斥、医疗排斥、教育排斥和就业排斥等。建议我国采用以消除社会排斥为目的的社会工作方法,从个案、小组、社区三个层次介入,进一步搞好艾滋病防治工作。     

中国街头官僚的行政问责体系构建

街头官僚即基层政府公务员,代表政府与公众打交道,街头官僚在与公民的交往和互动中往往行使着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在自利动机驱动和社会资本干扰下,街头官僚容易滥用职权甚至出现暴力执法等行为。本问从内部监督与外部问责两个方面的七个层面具体方法构建全方位的街头官僚行政问责体系。     

社会排斥概念研究综述

社会排斥不仅是对以往结构与文化视角的超越,作为一种中观理论,它代替＂贫困＂概念,成为社会不平等研究的新概念,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贫困、弱势群体等问题提供了无限逼近事实的角度。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者们对社会排斥概念的界定,角度呈多元化趋势。因此,笔者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回顾社会排斥概念的发展历程,并对社会排斥的概念进行比较、归纳,进而力求准确、清晰地阐述社会排斥与贫困、被剥夺、边缘化的不同。     

街头诈骗案件的分析与控制对策

街头诈骗犯罪的防控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应根据街头诈骗犯罪案件的规律和特点,通过社区宣传教育、强化公安基础工作等措施强化当前街头诈骗犯罪的预防工作。     

试析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的进步性特征

进步性是民主党派一个鲜明的政党特征,也是我们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和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民主党派在思想上开始走上了自觉之路,与共产党的关系也从最初的排斥、不合作到开始趋向合作,最终走上与中国共产党相互支持、联合斗争之路,充分显示出不断进步的时代特征。     

我国台湾地区更生保护制度的最新发展引介——兼论我国出狱人社会保护的定位与前向

对出狱人施加必要的救助和协从有着深刻的社会学要旨与犯罪学支撑:其一,社会组织的天然整体性特征,要求个体的通力合作方能确证社会的秩序化运转,不然极易可能出现个体(尤其是一些躁动主体诸如出狱人等)挟持乃至报复社会的恶果;其二,并非所有犯罪均为个体自由意志选择的冲动,社会矛盾冲突的比例责任同样不可抹杀.这就催促社会负起对个体犯罪破坏性影响的修补责任,单纯消极地排斥出狱人必然带来社会防卫政策的落空.     

论我国社会冲突中的法律控制及其完善

社会冲突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法律控制的社会冲突是自然人与法人的行为冲突,这种行为冲突具有严重的反社会性。社会冲突的法律控制具有预警、宣泄、救济、秩序等作用,但也存在着范围不足、僵化和社会成本高等局限。完善社会冲突中的法律控制,需要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利益主体的平等地位,明确界定产权,实行分配正义,确定社会冲突的多元控制模式。     

论社会排斥的法律消解——以艾滋病病人社会排斥问题为核心

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的消极反应，社会排斥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由来已久。本文尝试从社会排斥的时代背景、理论发展、发生原因以及涵义等方面进行梳理，并以艾滋病人社会排斥为研究对象研究我国社会排斥的原因、类型以及分析解读法律在消解艾滋病人的社会排斥的作用，以此为前提探讨了消解艾滋病人社会排斥的法律对策。     

社会排斥理论与农民工问题研究

农民工之所以面临诸多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排斥,其具体包括经济排斥、政治排斥、文化排斥、教育排斥和福利排斥.要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从观念上和政策上两个方面着手,消除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对归正人员回归社会中的社会排斥分析

归正人员在重返和融入社会的过程中遭受着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层面的社会排斥。导致社会排斥的原因除了来自社会结构和文化之外,还有归正人员自身的原因。为了消除社会排斥,我们必须确立前科消灭制度、改变人们对归正人员的偏见和提高归正人员的自身素质。     

当前社会排斥背景下的警务治理

在当前利益分配失衡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因利益获得较少,自认被社会抛弃甚至排斥,从而产生反社会排斥的心理与行为。这种社会排斥心理和行为,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对警务工作形成压力。为此,公安机关应在多元共治、协同供给的理念下,从警务改革的宏观思路、中观策略和微观对策等角度,推进警方与社区、警察与公众的互动合作,践行公共安全增进和社会秩序生发过程中的警务治理。     

面向21世纪青年工作的走向

一、走向社会化 社会化,就是要求青年工作应立足大局,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 走向社会化,首先要完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团组织的社会功能。其社会功能主要包括服务功能、宣传功能,引导功能等。 在完善服务功能方面,我们已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如由团中央发起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全国各地千万青年纷纷投入到这一活动中,他们或走上街头为民服务,或为患者义务献血,或奔赴老区进行扶贫……活动的意义不仅仅是青年参加     

中国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排斥问题

社会排斥是指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社会主流关系网络之外,不能获取正当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资源的过程或者状态。中国农民工在城市中遭受着经济、政治、公共服务和社会关系等多层面的社会排斥问题。应从战略高度认识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     

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挤压与行动者策略——关于城管执法研究的文献综述

过去10年的城管执法研究,在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呈现了城市街头空间一幅生动的行动者策略互动场景,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行为机制与深层原因,展现了“空间矛盾——行动者策略——策略效应——秩序建构”的研究脉络。综合来看,城管执法行为体现了空间维度的多层次性。从微观情景来看,街头官僚使用信息权力形成执法行为差序格局,与被执法者之间博弈演进,通过试错空间形成场域转换的默契互动,以执法吸纳政治、模糊性治理等策略平衡议题争议性;从中观情景来看,城管摊贩冲突发生在过渡型边界与灰色空间;从宏观情景来看,城管执法行为的空间矛盾本质上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