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财政分权理论肯定了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但现有研究表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财政分权的产物,在实现财政纵向均衡的同时。加剧了地区间横向的财力失衡。本文基于中国1995-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转移支付依存度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转移支付依存度正相关,财政支出分权较之财政收入分权的影响更为明显。财政支出分权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转移支付依存度的影响最大．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     

分权理论之新拓展——童之伟纵向分权思想研究

权力制约原则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应包括横向制约和纵向制约两个方面。制约的前提是分权,分权也应包括横向分权和纵向分权。自启蒙运动起,分权便成为学界热衷的论题,但这种热衷仿佛只针对横向分权,纵向分权理论研究始终经营惨淡。童之伟揭示了国家权力运动的根本规律--“国家权力分解定律”,并将之运用于纵向分权领域,对分权理论进行了深刻拓展,形成了其纵向分权思想。童之伟纵向分权理论有其深刻内涵,对纵向分权实践有重要价值。     

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

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本文选取2005—2021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人力资本与高质量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东、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传导机制分析发现,财政分权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高质量就业水平的提升。人力资本在财政分权对高质量就业作用的关系中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财政分权对就业质量的作用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规律。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制度,实行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多渠道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     

地方政府分权改革对民生性公共服务的影响——基于河南“省直管县”分权改革的分析

本文基于河南"省直管县"分权改革试验,运用核匹配结合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分权对公共服务尤其是民生性公共服务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深化分权改革没有改变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支出倾向。然而,从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总体财政投入水平和具体产出水平两个视角都发现,分权显著促进了民生性公共服务的总体发展。其中,转移支付是河南"省直管县"分权改革促进民生性公共服务发展的关键。因此,在中国,无论是从生产性公共服务还是民生性公共服务发展看,分权的作用都值得肯定。同时,要想使分权更好发挥作用就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改革,尤其要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走出集权—分权的二元对立误区——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集权与分权问题

流行的集权—分权二元对立思维使很多人对权威下的分权改革抱有疑问。本文首先指出《决定》中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就是建立"有能力的有限政府",并通过梳理一些基础性概念,诸如行政性分权与市场化分权及其与中央集权的关系、法权与治权之间的关系、集权与分权的"时间性"以及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时刻与常规时期,说明为什么不能将集权与分权简单对立化处理。     

问题根源在于分权不够

由财政分权而产生的问题恰恰是因为分权不够彻底和规范造成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由财政分权而产生的问题恰恰是因为分权不够彻     

正确认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

在近代各国宪政史上 ,国家机关的分权和相互制约是普遍性的规律。分权学说的精髓是分权和制衡。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 ,这是一条千古不移的规律。为防止某些国家机关和个人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滥用权力 ,必须采用分权和相互制约的机制。在我国的宪政实践中 ,在批判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学说的同时 ,往往忽略国家权力分工和制约的必要 ,讳言监督 ,没有很好地解决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的问题。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理论与“三权分立”的分权制衡理论有着本质的区别 ,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实质 ,是根据人民主权原则 ,对国家行政、审判、检…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中国财政分权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通过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以及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激励,并由此造就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中国财政管理体制一直在不断调整,不同阶段的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机制并不同,经济增长实现途径存在差别,最终经济绩效也大不一样。另外,当前公共服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已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经济增长构成严峻挑战,而它们的产生又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运行有莫大关系。因此,辨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及其效应,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可以为我们启动新一轮兼顾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分权改革提供借鉴依据。一、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理论回顾现代财政分权理论开始于著名的"用脚投     

财政分权、要素错配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基于我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特有的财政分权制度视角下,从资源和要素错配层面,尝试为中国服务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滞后提供一种解释。研究表明,地方财政分权导致的财政资源扭曲以及要素错配抑制了我国服务业结构向高端化发展,且随时间推移抑制作用强度不同。分地区回归发现,以中部地区作为参照,财政分权对服务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在西部地区更为显著,而在东部地区相对弱化。中间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财政分权通过财政支出扭曲、财政投资扭曲与需求扭曲三个层面抑制中国服务业结构优化升级。     

分权改革与城市地方治理单元的多元化——以武汉市城市治理和社区建设为例

善治政府一直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追求的重要目标,而善治政府应该是一个分权的政府,地方政府也不例外。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既要解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权问题,又要解决地方政府内部的分权问题,还要解决政府向社会分权问题。     

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探析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是西方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核心问题,寻求高等教育管理集权与分权的最佳平衡点是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改革的重要课题。通过探讨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管理集权与分权问题上的改革实践,可以得出结论:高等教育管理均权化是其共同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有效的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基于“中国式分权”背景的分析

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作为多项制度安排集合而成"激励束"的政府分权体系中的制度子集,其选择服从于实现激励相容的目标,有效的金融分权具有与制度环境和互补性制度安排相容的适应性效率。"中国式分权"并不是单一的制度安排,而是多项制度安排集合而成"激励束",中国金融集权与金融分权的转化是政府对激励目标和激励制度调整的制度因应,而不是对"分权至上"的盲崇。     

论我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模式选择

我国现行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着行政与市场不分,行政权纵、横向权力界限不明以及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等问题。传统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有限权、授权和分权三种模式。当代中国行政权力运行机制应选择"分权—集权—分权"模式。     

由“准分权”治理走向整体治理:美好生活构建的制度逻辑

"准分权"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鲜明特点。"准分权"治理在保留中央总体性权力的基础上,通过分权、放权等形式将市场因素吸纳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之中,为经济增长和有效治理提供了驱动力和稳定器。但同时,"准分权"治理也伴随着粗放增长、地方政府非良性竞争、公共品供给不足等治理碎片化、局部化问题,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在于制度体系建设,其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制度供给问题,更内在的是对"准分权"治理机制的完善与超越。这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治理的整体主义原则,致力于构建人民中心、党领全局、协调各方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在巩固和扩大基本制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理顺党政、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间的权责利关系。     

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演变

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演变王春英近代西方国家的权力结构，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以分权制衡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西方各国经济、政治情况的不同，分权制衡原则的内涵和形式有所差异，它所确定的权力结构也相应地有所变化。（一）分权制衡作为政府...     

中国县政改革的目标和基本路径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突破口是县政改革。县政改革的方向应是建立在行政分权和政治分权基础上的民主自治：当前各地所进行的“强县扩权”或“扩县强县”式的行政分权在加强县级政府自主权的同时，也增加了权力滥用和公共利益被损害的风险。为此，需要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分权和司法分权，通过确立民众对执政者的制约，建立真正意义的责任政府；通过强化司法制衡来制约地方的政治行为，以保证国家的政治统一有效性，维护公共利益的制度底线。     

财政支出分权与经济增长

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我国财政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与地方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影响地区经济增长水平,优化财政结构对地区经济效率的提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分权结构也会影响地区经济增长,这与调节地区支出结构能够达到相同的结果。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农支出和交通运输方面支出的分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的影响,科学技术、就业社保、卫生医疗方面的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并不显著。     

西方代议制与分权制衡机制关系剖析

本文论述了代议制、分权制衡机制两者的有机联系,并认为二者的合力促进和完善了资产阶段民主制度:代议制具有任期、代议的特点,意在突出国家权力的归属和授予;分权制衡重在强调任期内、权力运作过程中权力与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代议与分权制衡制度、法律一起构成了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主要的制度约束。     

论洛克的立法权

洛克的立法权理论源于其分权理论,而且是分权理论的精髓所在。“立法至上”主义包括立法权性质、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处理原则等。洛克的立法权本身是有缺憾的,他没有指出分权中对立法的相对制衡标准,法国的孟德斯鸠继承和发展洛克的理论,弥补了这一缺憾,并提出了立法权也应受到行政与司法权力的制约,美国宪法便在此基础上产生。于是,17、18世纪的英美宪法出现了根本不同。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基于与西方分权制度的比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除了一些特定内涵外,还有许多特质,其中之一是在不断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又保持了相对集权。一个国家选择相对集权或相对分权,既与其国情或社会发展阶段及社会情形有关,又与其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中国现阶段的相对集权有其政治优势。相对集权于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必须的。某些国家因为高度集权从而导致政权倒台,只能说明高度集权不好。高度集权就会演变成为攫取性政治经济体制,这就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相对集权与相对分权各有其优点和缺点,从惩治腐败的角度,把分权看作是预防腐败的"定海神针"是错误的。从加强权力制约角度看,分权有利于抑制腐败,但单纯的分权却不利于抑制腐败。要是没有法治的积极跟进及其他保障措施,分权就可能导致"分散腐败"。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还是要靠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