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透视与前瞻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具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其履行法定职责的必然要求,其中书面审查应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主要方式,调查取证则是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抗诉案件的有效补充。检察机关审查民事抗诉案件的调查取证应在立法上予以明确。     

民事行政抗诉权三题

民事、行政抗诉权是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权在民事、行政审判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抗诉一经提起即具有法律拘束力,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从而使民事、行政审判再度启动。但民事、行政检察实践中对抗诉权限分配、抗诉中的举证责任、抗诉标准等问题争议颇大,法学界对此也有分歧。以致在     

民事诉讼法视角下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

民事抗诉工作是我国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为了使抗诉理由充分详实,对当事人及案件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是十分必要的。文章对调查核实的具体做法、范围、程序及效力等问题做了详细阐述,以解决检察机关民事监督工作中的相关问题。     

民事检察立法完善初探

民事检察立法的滞后状况 ,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致使民事检察监督弱化。有必要对以下几个方面在立法上加以明确、完善。检察机关应对错误的诉前保全裁定、调解书和执行裁定进行法律监督 ,法律应赋予检察机关调阅审判卷宗权、调查取证权和提起民事诉讼权 ,法律应对抗诉再审作出完整的诉讼程序规定。以进一步建立健全民事审判监督机制 ,保证司法公正。     

民事抗诉若干问题研究

20 0 1年 9月 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 ,从理论法理的角度 ,对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抗诉提出了明确的办案原则和执法理念。但是对民事抗诉中的案源、抗诉范围以及抗诉的审级问题的规定却还有需改进的地方。文章从民事诉讼的目的的理论分析 ,认为民事抗诉案源应主要来自当事人申诉 ,对调解应可抗诉 ,对执行中的裁定不能抗诉 ,民事抗诉应一律由上级人民法院进行审理。     

“新的证据”启动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程序研究

新《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方面的规定有许多新突破，不仅将检察机关的民事再审抗诉情形与法院再审事由进行了统一，而且细化了检察机关再审抗诉和提请抗诉的条件。特别是将“新的证据”作为检察机关启动民事再审抗诉程序的情形之一，必将为民事申诉案件的办理带来实体和程序上的种种挑战。     

民事抗诉案件中检法关系若干问题探讨

近年来 ,随着我国民事抗诉案件的逐年增加 ,检法两家在有关检察机关抗诉问题上的冲突逐渐凸现。本文着重分析了民事检察抗诉程序中检法冲突的一些实际问题 ,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新民事诉讼法中检察机关抗诉权的扩张——兼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定位

新民事诉讼法扩大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提升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检察机关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仍旧比较模糊,缺乏清晰的目标引导.为解决此问题,应当避免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抗诉权的盲目扩张,必须细化其权力行使的方式,引导其进行角色的转换,吸纳其作为诉讼主体参与到特定诉讼中,使检察机关真正融入到民事诉讼中.     

民事抗诉公权监督属性的迷失与归位

民事抗诉的基础或依据是检察监督权,针对的是审判权,在性质上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与检察机关抗诉事由同一化,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209条又将当事人申请再审作为申请抗诉的前置条件,这些立法安排不断增强了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救济功能,与其应有的公权监督属性、公权监督目的渐行渐远。对于民事抗诉公权监督属性的迷失,应尽快在理论认识上厘清,在立法、实践层面归位。     

调查取证在民检工作中的必要性

调查取证是检察机关审理民事经济申诉案件的一个重要方法。离开了调查取证，民检工作则会成为仅是对人民法院审判过程的简单复核，难以实现有效保障司法公正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后，检察机关在审理民事经济申诉案件时更应重视调查取证，使检法两家更好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解读和正确把握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抗诉条件

修订前的《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条件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四种情况,缺乏可操作性。2008年4月1日起执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对此作了较大的修改,对"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进行准确理解和适用,及时转变观念、加强调研,正确把握好修改后的抗诉条件成为当前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抗诉工作的首要任务。     

浅析三大诉讼检察监督制度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出台，人民检察院的专业法律监督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中，对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活动的审判监督又是重中之重。文章主要从现阶段三大诉讼的检察监督过程存在的问题着眼，以寻求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附条件逮捕实证研究报告

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行<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试行)>确立附条件逮捕制度,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两年来已适用附条件逮捕多例.通过对这些案件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附条件逮捕案件存在"三多"现象,即外来人口多、共同犯罪多、因缺少相关鉴定材料而适用该措施的多.同时,附条件逮捕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适用范围上扩大化、对证据条件把握不准确等问题.     

《刑法》第406条中的有关问题探讨

对《刑法》第406条的罪名如何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罪名的司法解释存在分歧意见,相比较而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观点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另外,对该罪的理解,还必须认真分析其犯罪构成,以免与他罪相混淆。     

论不起诉的救济

本文结合中外法律制度论述了刑事被害人、被不起诉人通过何种法律途径来实现对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进行自我救济,及有关国家机关如何对人民检察院做出的不起诉决定进行法律方面的监督的问题。详细论证了如何既有效的保护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的防止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二者的关系。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附条件逮捕案件分析

2006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开始适用附条件逮捕以来,取得了比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通过对近两年适用附条件逮捕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该机制对于保障重大案件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强化侦查监督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该机制目前也还存在适用范围不明确且有扩大适用的趋势、个别案件逮捕标准被不当降低、决定程序不严谨、长期羁押等问题.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两个罪名《法定》中的罪名设定定研究

文章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存在“‘罪名从简’原则的事实否定”和“‘标准统一’原则适用的矛盾”等问题 ,并提出了作者的理论模型设计。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中“持卡人”的认定——兼论刑法解释中的两个基本问题

2009年＂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部分要件的理解和认定进行了细化,但是对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要件未涉及,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登记办卡人与实际使用人不一致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认定犯罪主体＂持卡人＂成为一个问题。通过对民事认定与刑事认定的差异性及犯罪构成、立法目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对此类犯罪在实践中的把握有所助益。     

论公诉权的能量——以撤回起诉和再行起诉为研究对象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撤回起诉的规定,但相关司法解释赋予了检察机关撤回公诉权。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撤回起诉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滥用。检察机关往往无时间、无次数限制地随意撤回起诉,然后再重新提起公诉,导致出现反复"撤回起诉——再行起诉"的程序循环现象,损害了刑事司法的尊严,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实,公诉权是有能量的,有一个耗尽的问题。因此,应当对国家追诉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论人民监督员制度

为加强外部监督,切实防止和纠正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中执法不公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创设了人民监督员制度。本文以法律监督基本原理为基础,对国外相关监督制度进行比较评析,提出人民监督员制度应在监督主体的选择、监督程序及其运作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以确保监督目的的实现,防止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推广中步入形式化、象征性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