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第一行动集团”的形成与影响：一种制度视角

借助于制度变迁理论,可以很好理解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地方政府利益主体形成过程、地方政府与微观主体利益"相容性"的提高和中央对地方创新容忍程度提高这三点同地方政府作为"第一行动集团"之间的必然联系.地方政府的是这种地位对未来的制度变迁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发展的历程、动力机制与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形成了以长三角、泛珠"9+2"和京津冀都市圈等为主的地方区域发展模式.地方区域关系的发展历程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关系的不断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划分为萌芽与起步、碰撞与磨合、扩展与整合三个阶段.其发展的动力和内在逻辑是由三对矛盾运动共同构成的:中央政府制度供给与地方政府制度需求矛盾、政府间利益博弈与利益整合矛盾、政府与市场矛盾.目前.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发展正由制度替代发展时期走向政府集体自觉行动发展时期.     

中央风险与地方竞争

近年来,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矛盾愈益复杂,主要表现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因地方政府抵触而陷入"中央失灵"的尴尬境地。究其体制原因,一方面,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相应的制度安排,使得地方政府以公司化竞争为行为特征,在有限责任化的同时将风险上交中央;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主要通过增发货币和国债等政府信用扩张的手段来承担无限责任。后者相比西方"财无付钱可不为"的有限责任体制呈现出制度优势,同时在现实中所遭遇的最大挑战在于它所依赖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基础不够夯实。进一步地,在地方产业竞争与中央金融垄断相互强化的循环中,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经济分层日益固化,加之中央的调控在经济正常运行条件下难以贯彻,造成中央-地方利益失衡格局长期化。为缓解中央-地方的利益矛盾,本文从中央、地方、国际三个层面提出了制度创新的思路。     

地方治理结构优化:调节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思路

建国后,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处于动态调整和不断变化之中.改革开放通过机制变迁解决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激励问题,为"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生成提供了坚强的制度支撑,但同时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为中央调控增加了困难."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模式不再能全面概括中央地方关系的新景象,简单收权也很难有效规避地方行为,地方治理失控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难题.中央政府必须从顶层重新审视和设计中央地方关系,通过优化地方治理结构来调节地方政府行为.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府利益分析

在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人们往往忽视政府利益的客观存在。我国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特殊利益的存在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的逐利行为中,反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因此,需从限制和规范政府利益的角度来规范政府的公共政策行为,使其更好地实现公共利益。     

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逻辑关系分析

<正>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从而也决定了我国的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关系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并且,政策是人们利益的具体体现.中央政策反映的是国家利益、全局性的利益;地方政策反映的是地方性局部利益.不同的利益关系使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复杂性.我们用Tla圆表示地方政策,其中Tla线为地方基本利益线;用T2b圆表示中央政策,其中T2b线为中央基本利益线.(如图(1))     

中央权威要加强 地方自主权要扩大——兼论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维护中央权威,尊重地方利益"是中国政府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在中央权威得以维护的基础上,尊重地方的特殊性和利益,给地方政府以一定的自主权,是中央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从目前中国政府的实际运行来看,"条块分割"、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偏离"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并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给中国政府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之一,是在单一制的框架内,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切实扩大地方的自主权.这是机构改革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提高政府能力的需要.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突发事件呼唤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近些年来我国各种突发事件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不严格执法,而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中央的法律和政策的根源在于行政执法体制本身,目前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划分不明,在实际上中央的法律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来执行,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基于其自身利益的考虑对中央的法律和政策在执行上大打折扣,从而产生了当今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减少突发事件的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尽快厘清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在法律上明确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明确中央在一些重大事项上的专属执法权,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创制中央地方互动程序规范的宪法思考——基于研究历程的反思和尝试

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是指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就政策制定、利益分配,事务管辖等方面的关联问题进行交流沟通,形成共识的互动关系.这种权力交涉关系的程序法制不仅对于既定的权力关系协调顺畅的实现具有维护作用,而且对于将来的权力关系的优化也具有积淀作用.建立在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之上的互动程序规范,对于建设在实现中央地方政府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上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应当得到更加认真和积极的对待.要更加自觉地将中央地方关系的调整、特别是其中中央地方权力交涉关系的互动程序规范的创制,开辟中央地方交涉互动、审议沟通并凶此促进有关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及其调整建立在更加民主科学合理的基础之上的、行之有效的机制、手段、方式和途径,作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在国家政治生活和政府组织体制之中进一步得到体现和贯彻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