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慎刑的政治思想

慎刑是我国古代社会世轻世重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它的推行受了多重政治思想的影响。正是由于秦朝法家重刑主义思想的惨败、西汉初期黄老道家思想的推行、汉代以后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以贯之，统治者在刑罚的适用中才秉承了慎刑思想，进而建立起了容隐、怜老恤幼、死刑审核等慎刑制度。     

完善与发展我国罚金刑的思考

完善与发展我国罚金刑的思考杨钧顺罚金，是强制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它是对犯罪分子实行经济制裁的一种刑罚。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刑法中，虽然始终未放弃过具有罚金性质的刑罚手段，但统治者更偏重肉刑...     

《左传》中的“刑”和“法”

《左传》中，“刑”字主要在广义的“刑罚”意义上使用，“法”字主要在“法度”的意义上使用，二者无直接联系，“法”即“刑”之说不能成立。“法”与“刑”相通的基础是都与“法度”、“礼则”之意相关。《左传》中“法”字和“刑”字的使用情况反映出：“法”不是“刑”，至少在战国初期以前，“法”是内含“正”义的，这种“正”指的是合于先王之道。     

《唐律》窃盗罪初探

盗窃罪(旧律称窃盗罪)是最古老的一种犯罪,社会危害性很大,历代统治者无不以最严厉的手段——刑罚对窃盗行为进行惩处。《尚书·费誓》记有:“窃牛马,……,汝则有常刑。”这表明在奴隶制社会中,对偷盗他人牛马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从现有资料看,自《法经》、《秦律》到《明律》、《清律》,都将窃盗罪明文规定,并严加惩处,体现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这一立法原则。囿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唐律》中窃盗罪的构成及处罚问题进行探讨。     

资格刑改革论要——以适用于我国公民犯罪的资格刑为中心

适用于我国公民犯罪的资格刑立法缺陷明显：“剥夺政治权利”这一称谓政治色彩浓厚，资格刑分立制和复权制度的阙如可能产生刑罚的过剩及资格刑单一、适用范围过窄可能导致刑罚的不足。要提高和充分发挥资格刑独特的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效，有必要在充分检视其立法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体系性完善。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辨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这就是我国法律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全部内容。由于法律条文的过于原则抽象，且“两法”颁布以来未见对这一问题作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故无论是在司法实际部门的执法中还是在法学理论界，对“上诉不加刑”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影响到对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不少周志认为，“上诉不加刑”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条原则，当然应该贯彻…     

论刑罚的基本功能与附属功能

本文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将刑罚功能分为基本功能（本质功能）与附属功能（非本质功能）两个层次，进而分析了各层次之具体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绘制了一幅崭新的刑罚功能理论图景，提出了诸如“基本功能是附属功能之前提与基础”、“附属功能是基本功能之最终归属与追求”等观点；文章最后提出了我国对于刑罚功能认识上存在的两个误区，即重基本功能而轻附属功能、重经济补偿功能而轻矫正功能。     

“个人起草法规草案”是难得的公民精神演练

吴天昊在《文汇报》2009年12月2日撰文：中国传统文化存在重精神、轻物质的倾向。《易经》中就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在古人看来，“道”是抽象的、内在的、永恒的、高层次的；“器”是具体的、外化的、暂时的、低层次的。这种重“道”轻“器”的观念似乎也影响了我们宣传宪法的态度和做法。这些年来，通过宣传，许多人了解了“人民主权”、“有限政府”、“人权保护”、“权力制约”等“宪法之道”，     

历代刑法志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本文通过对二十五史中的各刑法志对儒家思想的贯彻 ,对以刑为主、以刑去刑、法先王、天人合一等精神的强调 ,对刑罚世轻世重、处刑时宽时严、行政与司法一体等中国传统法律发展规律的体现等问题的分析 ,比较细致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各朝法律文化的演变规律 ,揭示了其中体现的一种对恶法和酷刑的批判精神 ,并进一步说明了其对我国当前法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零容忍执法政策若干理论问题之评析

零容忍意味着我国警察机关原来的执法活动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典型的就是"抓大放小"。零容忍与刑罚世轻世重中的"刑乱国用重典"思想有些相似,但不完全相同。零容忍不等同于攻击性行为,更不能说是警察机关的对抗式管理。虽然零容忍执法政策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由于我国警力的局限性,加之零容忍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过程,需要社会多个部门的协助和支持,所以如何能够长期保持,值得关注。     

我国唐代的反腐制度

自阶级产生便有了贪污腐败,它是我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官本位”社会之顽症。“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吏是否清廉关系到国家的政权,因此历朝历代都把惩治贪污腐败作为维护统治政权的稳定,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手段,其中唐代反腐惩贪的成就较大,在官吏制度、刑罚制度等方面都有可取之处,试做分析。一、以廉择官的官吏制度。官吏道德修养的高低、个人素质的好坏,是清廉与腐败的关键。所以唐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对官吏的选拔、考核和任用,以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性。1、实行严格的官吏选拔制度。唐代实行科举制,是封建时代官吏选拔方式的重大进步,具有…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要想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就需要对该制度的理论基础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教育刑理论，要求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要体现“因人施教”；再社会化理论，认为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当是犯人实现再社会化的手段：刑罚个别化理论，要求司法人员在自由裁量时要将人身危险性作为重要参考因素；人格行为理论，认为未成年犯罪人的行为是受人格支配的。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唐律中的“大智谋”——恤民用民恤己的政治策略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代表性法典，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统治者依法治国经验教训的体现，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部最完整而又最丰富生动的法律典籍。而这样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不仅仅是法典之中的典范，更加刻意透过法典看到唐代统治者的政治谋略和治国之道。民，既包括特权民（皇帝以下的亲贵、官员等有职位者）又包括普通民（人民大众）。而对于这两类民众，在唐律中又通过种种制度加以抚恤、爱戴进而最终达到加固统治根基，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目的。文章欲从《唐律疏议》中挖掘出统治者对这两类民的不同法律倾，浅谈当朝统治者恤民、用民框架下恤己的“大智谋”。     

论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的重构

以“依法从严打击经济犯罪”为指导，我国对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取向上采取了重刑主义，但是“厉而不严”的刑罚体系以其超量的刑罚投入却无法达到预定的理想效果，昭示出了现行刑罚体系的无能为力。应采取民事、行政、刑事制裁相协调，编织一张严密的法网，废除死刑，慎用自由刑，扩大经济刑的适用，完善罚金刑的执行方式，增设限禁或剥夺业务活动的资格刑等方式，重构我国经济犯罪刑罚体系。     

个人化与情景化刑罚正当性根据理论的建构——基于对既有刑罚根据理论的梳理与批判

刑罚的历史共同孕育出刑罚的本质，每一种刑罚思想对当下刑罚都有影响。历史的实践决定了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二律背反，同时也造成了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割裂。对于犯罪问题引起的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真实道德关系，历史的实践并不是一种恰当的方式，且争论的真实要素不能通过思想体系的二律背反视觉获得准确的领会。报应刑与预防刑之并和主义作为刑罚根据，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妥当性，已获得理论界的认可。但是，二者关系之界定，经不起辩证唯物主义之方法论的检验，谬误地割裂了刑法理论与刑罚理论的关系。报应刑的运作是以个体的主观性为基础，强调的是归责的个人化和行动者的主观立场，预防刑的运作是以修正个体的主观性为基础，强调的是归责的情景化和旁观者的结构立场，使其超越了单纯的报应目标，包含了个人及其所处的共同体。两者都属于“责任”刑的范围，维护了行为人的行为既是在历史上被塑造、构建和附加的，又是在道德上真实且有意义的归责教义。     

社区服务刑刍议

在我国,社区服务刑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是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具有现实意义,但如何进行立法,有哪些现实困难以及如何解决,增设社区服务刑会有怎样的影响等,都有必要进行探讨。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     

论成文法的早期公布

（一）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春秋“郑铸刑书、晋铸刑鼎”是中国最早公布成文法之举措，笔者认为，这种传统观点是渊承于几位光宗大师杨鸿烈、陈顾远、霍同祖对此问题的论断，下面几段材料即是有力的佐证。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中写道：“在传昭公六年三月，郑铸刑书，……油此可知子产是中国首先打破法律秘密主义的第一人’。”陈顾远在《中国法制史》中称：“法律之公布始自郑刑书、晋刑鼎。”在《中国法制史概要》一书里，陈先生再次宣传：“盖春秋以前，有法而无典也。……其最初公布成文法典者，为郑子产铸刑书、晋赵敏铸刑鼎。”至…     

《论语》解读(为政篇)

2·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说:“用道德来行使政令,执政者就象北极星一样,呆在那里不动,其它星星都会围绕在它四周,拥戴它。”儒家主张王道德政。所谓为政以德,有两个含义:一是执政者本身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能为老百姓做表率,这样才能服众;二是重教化而不重刑罚,用道德去引导和规范老百姓的言行,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然则君子之风盛于世,国之大治也。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说:“《诗经》三百篇,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就是思想纯正。”本篇所论是“为政”,第一章即说“为政以德…     

我国古代的官吏回避制度

<正>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抑制官吏们结党营私,清除腐败,逐步建立了官吏任用回避制度。一、地区回避制度。我国封建社会许多王朝都主张“易地做官”。广泛流传的“千里做官”一语,就是实行回避制度的真实写照。汉代的“三互法”就是禁止婚姻之家及两州人相互为官的单行行政法规。《后汉书·蔡邕传》写道:“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相对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在隋以前的八百年间,县的副长官县丞和负责治安的县尉,一直都是由本地人担任,只有首都附近地区兼用外地人。到隋代则规定:“尽用他郡人”。这是地区回避制度的开始。唐高宗时,始诏不许百姓任本贯州县官及本贯州邻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