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的生成逻辑及创新原则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必须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是现阶段党领导全国人民制定和执行国家治理方针、政策的总依据.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理论的概念内涵、生成逻辑、时代意义以及创新原则,对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治理理论研究及其价值述评

治理理论的流行已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趋势。治理理论为政府管理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治理理论为市场主体的失效提供了新的解答方案,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体现社会各方主体全面参与国家治理的诉求和愿望,也为国家治理提供诸多了实际的操作理念。本文对治理理论的出现、发展、国内的引入情况做出了疏理,同时对治理理论对中国的适用价值做出了评价。     

广泛、多层、制度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实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大理论创新、重大制度创新和重大实践创新,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理论,而且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紧密相联,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新的发展维度,对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家建设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实践创新

国家建设理论范式是二战结束后指导新兴独立国家的一种理论范式;这一范式先后经历了国家构建理论统治时期和国家能力理论统治时期,并在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的前后两个时期,分别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实践的理论指南。这两个时期的理论与实践,把国家建设狭隘地理解成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一系列维度上的量的增长,而没有把国家建设理论范式推进到以国家能力"质"的提升和以"治理现代化"为理论核心的更高的国家成长理论发展阶段。为了彻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难题,需要树立"国家成长"的理念,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人民政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逻辑与实践路径解析

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人民政协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发表了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推动了人民政协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上的创新。人民政协的创新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相辅相成,两者在时间维度、治理空间、历史传统、理论逻辑上具有相关性。人民政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在强化载体功能、凝聚治理力量、协同治理手段、有序政治参与等方面选择实施的路径。     

韧性社区：突发事件风险治理新向度

风险社会视域下,面对日趋多元与复杂的突发事件,传统风险治理模式暴露出诸多局限,基层社区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关键场域。本文基于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设计宏观与微观层面的韧性社区风险治理框架,并探讨框架的实践路径。从政策支持、生态建设、社会参与、信息沟通和服务保障五个方面建构外部协调系统,从物理空间、组织架构、现代技术、心理服务和调查评估五个方面的内部适应系统韧性建设,探讨外部与内部系统的"协同—循环"发展的实践路径,持续促进韧性社区风险治理体系的修正和完善。     

把系统性治理带回来——对社区多元参与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深化

多元参与治理已经成为当前社区治理学术研究和政策主张的主导性模式。但通过对其理论基础的简要分析,以及对现代社会理论中关于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区分的借用,发现该模式存在遗漏社区生活中的市场因素、忽视系统性治理的倾向。对某开发区居住区的社区治理设计案例的分析和阐释表明,借助系统性治理在治理主体和治理手段上的复合性,在治理过程上的多线索、多步骤等特征,社区治理中的市场因素和国家因素可以相互结合、相互强化,从而丰富多元参与治理的层次,提升治理效能。为达此效果,应处理好两种治理之间的关系:系统性治理相对社会性治理在理论上具有优先性;系统性治理设计中应有意识融入社会性因素,反之亦然。     

政治稳定理论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我国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治理视角。从治理层面而言，政府治理无疑是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主导，因此，如何实现政治系统的自我完善、实现政府能力的自我提升，是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关键。这里我们尝试用政治稳定理论，来探析群体性事件的一些有效治理路径。     

多层次治理中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

国家治理处于多层次治理的核心地带。多层次治理涉及全球或超国家、地区、国家和地方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和不同功能的治理。本研究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治理是什么?谁来治理?如何治理?本文在区分多层次治理四种治理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目标-主体-行为"的国家治理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框架,分别从战略目标、治理主体和行为策略三个维度,回答以上研究问题,剖析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内涵。在多层次治理的大格局下,系统探讨中国如何实现国家治理转型的理论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论析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论述,已形成完整的国家治理思想,是党执政的重要理念。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执政发展的最新阶段,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包含两层重要的含义:一是不能割断与本国历史和文化的联系,也不能割断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已有的实践之间的联系,重要的是要善于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二是对国外的治理理论和治理的经验与做法,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排斥拒绝,而要很好地进行吸收借鉴。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继"四化"之后提出的"第五化",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五化"的提出,使我们对于现代化的整体认识渐趋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体系性的结构,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系统。国家治理体系涵盖七大领域的治理,国家治理能力系统涵盖十大能力。     

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基础与模式构建

国家治理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中国在当前转型的大背景下,亟待解决治理的本土化和实践化难题。应当深入剖析现有治理理论的内涵、外延及特征,克服治理理论的局限,立足于国家、社会、个人三维治理主体,分别解析三个主体的特有属性,按照各自的特定规律分门别类地构建不同的治理模式与治理路径,最终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位一体的法治治理体系。     

“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研究笔谈（主持人：胡惠林）

文化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文化治理性的延伸和发展。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发展的三阶段,实现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向文化治理发展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而且应当把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建设作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 发展文化产业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面变革和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提出来的,是为解决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遭遇到的矛盾和障碍提出来的,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用开放促改革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在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到苏联和东欧阵营的集体性解体的危机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决策是为一系列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和克服与解决国家危机而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治理国家危机,这就是本文的“国家文化治理”意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仅提出了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任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对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同时也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文化管理的重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不提文化产业,到肯定文化产业,再到大力发展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转变过程。这不仅是对文化产业态度与认识及其政策的一般性转变,而且是国家治理观和国家文化治理观的一次深刻变革。 文化产业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指通过发展不同形态的文化产业,建构满足不同人群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精神文化生产格局,进而通过这种格局的建构,实现不同阶层参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投资需求,从而实现人们普遍的文化权利与权力,并通过这一权力格局形成,建构具有不同文化诉求的精神政治秩序。 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是被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基于一种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改变自身、重塑自我所形成与建构的力量之上展示出来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发现。 网络视听、区域发展、国有文化企事业、技术创新和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是当前我国国家文化治理领域里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文化和文化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祁述裕等人的《网络视听产业发展亟需优化监管方式》、李炎的《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陈少峰的《国有文化企事业改革与国家文化治理》、于小涵的《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双重驱动下的数字创意产业实践》和詹一虹的《“十三五”时期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思考》,对当前我国文化治理领域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论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极具参考意义。继续深入讨论这一课题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理论,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国家治理实践的政治学解释——中国治理经验和分析范式

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焦点的国家治理分析范式,由于其客观表征,淡化诸如善治等具有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判断的传统概念,近年来在学界掀起新的研究高潮。通过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诠释提炼及其面临的困境,为本土化"国家治理"理论范式出场奠定知识背景,并将其以学术性话语"情境式国家协同治理"钻石解释模型来予以归纳,阐释其作为替代性理论范式,在比较政治学科中解读发展中国家转型实践的学术价值和效能。进而实现将中国政治实践纳入到政治学理论比较视野之中,与他国实践进行理论对话,可为增进对中国发展的客观认识提供理论指引,并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智力贡献和对社会观念变迁的引擎作用。     

西方公共治理前沿理论述评

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和理论丛林,公共治理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公共治理是指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地位平等、相互依赖的治理主体通过合作的策略活动实现治理目标,并在西方政府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内容丰富,其中以新公共服务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为代表的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影响最大。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分别在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或目标方面为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服务、网络、合作、数字、公共价值等理论贡献,构成了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它们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困境进行反思并结合时代特点而进行的创新。西方公共治理五大前沿理论之间相互补充,而非替代,一种或一些理论处于前沿,并不意味着传统理论的消亡,它们是并存与互补的。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创新研究——基于CAS理论的思考

当前,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的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关系到公安基层基础建设和公安教育的发展.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使人们对系统运动和演化规律认识方面产生一个飞跃.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CAS的诸多特点.因此CAS理论对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研究和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基于CAS理论的公安队伍思想政治工作,应更新和树立八个观念:注意系统性、尊重主体性、激发活力性、构建整体涌现性、包容冲突进化性、承认非线性、培养多样性和目标校验性.     

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思潮对治理理论的挑战及启示

伴随全球化所引发的国内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化,欧美等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民粹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当前的研究聚焦于民粹主义产生的政治经济根源,其对于公共管理的影响还未得到具体阐述。本文指出,西方国家当下的民粹主义思潮正在并将长期挑战着全球化时期的治理理论,这一挑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治理网络合法性的质疑、对治理中技术专家的不信任、对于合同外包等市场化治理工具的不满、反对和挑战国际层面的全球治理规则。治理理论的危机揭示了其强调技术理性而忽略公共性的理论缺陷。我国应在国际层面不断引领和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同时在国内层面反思"技治主义"倾向所导致的部分民粹主义情绪。     

把握“四个关键” 增进政治共识教育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贯通起来,首次系统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首次系统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图谱,旗帜鲜明地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在学习中,我们一是要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二是要准确把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三是要     

公共治理:背景、理念及其理论边界

公共治理理论是当前社会科学的前沿理论之一。20世纪末,该理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政治发展和行政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领域。梳理公共治理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我们不得不思考,治理理论只是西方语境下产生的价值理念,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发展路径?在引介西方理论和观照中国现实中,政府治理变革应有怎样的思维逻辑与实践路径?     

中缅边境云南段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及发展路径研究

中缅边境地区是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聚合的地缘地区,通常被认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随着“一带一路”和中国同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中缅边境地区治理不仅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与丰富内涵,而且在国家治理中逐步从末梢向前沿转变。从中缅边境云南段“跨境民族”概况及其族群互动切入,在历史维度中审视中缅边境地区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与启示,梳理中缅边境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的资源及模式,从资源汲取治理智慧,探讨乡村振兴下中缅边境地区内生型乡村治理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适用性与功能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根本区别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对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理论适应性和功能适应性。作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关键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功能。深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强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构,不仅能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还能促使政府建立良性治理机制,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