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与健全

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和不足,是环境保护领域政府失灵、环境法律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政府环境责任的缺陷主要体现在"重政府经济责任,轻政府环境责任"、"重企业环境义务和追究企业环境责任,轻政府环境义务和追究政府环境责任"、"重政府环境权力,轻政府环境义务"等八个方面。通过阐明健全政府环境责任的法理基础、指导思想和原则,提出建立健全政府环境责任的体系和制度的建议。     

论行政法对服务型政府的双重构建

服务型政府自2004年首次提出以来,已在执政党和政府的纲领性文件中受到高度强调。十七大报告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部分陈述:"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再次提出"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建     

以客户驱动理论革新公证机构管理和运行模式

正客户驱动理论是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讲到客户驱动理论,不得不先提到"政府再造"理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发起了一场"政府再造"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改革,重塑政府角色和职能,从而使政府更有限、更负责任、更高效和更民主。"政府改造"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建没"企业型政府",而"企业型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顾客导向",即"客户驱动"。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公共管理学家麦克尔·巴泽雷在他1992年撰写的《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一书中提出:传统的官僚制行政管理模式已遭到严重批评和     

宪政制度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在宪政精神的指导下进行.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由此决定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确立以"公民权利本位,政府义务本位"的观念.在宪政制度下,需要通过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等权力制约模式来确保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克服政府自利性现象. "宪政"就是"限政",即政府的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因此,在宪政制度下,树立有限政府的理念就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必然选择.     

"企业家政府"理论在我国的应用

"企业家政府"的实质就是用企业家的精神改造、管理政府的行为,这是一种针对官僚制提出的新型公共管理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管理范式,企业家政府理论不仅对政府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作出了新的回答,而且对企业家政府的本质与特征作了简洁而形象的刻画。虽然中国与西方国家政府存在较大差异,但"企业家政府"理论中所蕴含的改革理念,对我国的政府改革有借鉴意义。本文主要论述了"企业家政府"理论在我国应用的理论前提、实践取向、外部环境和应用限度反思。     

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重构——以“三张清单”制度为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中划定了"主动公开"、"依申请公开"和"不得公开"的三条边界,但据此无法确定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及其职责分工。"三张清单"具有划定行政机关权责边界的基本内涵,"三张清单"的实施有赖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运作,"三张清单"的属性能够促进政府信息公开主体建设。以"三张清单"制度构建为路径,可以重构政府信息公开主体的"行政职责""必须为"、"行政职权""可以为"和"权力外""不得为"的三条边界,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行政检察监督的善政追求——日照市岚山区行政检察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与思考

导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服务型管理能力"。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研究》课题组指出:中国政府本质上是"善治政府"。"德惟善政,政在养民"[1],"善治"要求下必有"善政"之行政、之政府。但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矛盾、突如其来的各种困难和风险,政府必须具备"善政"之能力,而"善政"本身就有监督和制约行政权力的题中     

政府执行力探析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如何提升政府执行力是实现"十一五"规划的迫切需要。本文从制度、体制、技术、价值与文化等方面剖析了目前政府工作执行不力的深层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对策。     

合理政府规模理念及其对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的启示

政府规模的合理选择不能简单地以"大政府"、"小政府"来定位,而应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状况,以提高政府能力的有效性,满足广大公众的需求为标准来确定。我国政府组织改革应突破"小政府、大社会"理念框架的限制,以合理政府规模理念为基础,寻求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以及社会发展的、适度规模的合理、高效政府。     

获取政府好信息与法治政府——以不予公开政府信息为分析对象

现行法律从"两秘密一隐私"、"三安全一稳定"、"国家有关规定"和"特殊需要"等多个方面将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法定化,突显了公开的政府信息与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在的紧张关系。政府依法公开信息固然重要,但如何制作信息则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政府行为过程公开是公民获得政府好信息的基本诉求。政府信息的法定化、主动公开化和公开政府信息的权利导向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本质要求,成为衡量行政机关德性的试金石。     

河北省市、县政府行政信用状况的调查研究

以对政府信用概念的界定和评价方法的理论探讨为基础,对河北省市、县地方政府的行政信用状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了:理念先行,以完善"人民政府"的程序设计为目标,以建立"有限、有效政府"的职能转换为基础,以"责任政府"为重点,以"透明政府"为突破口,以德、法兼治为保障的改善政府信用状况的总体性思路。     

危机应对与政府主导——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工程性非自愿移民

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开发性移民"方针的诞生过程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移民搬迁与发展焦虑相互博弈的过程。在工程性非自愿移民法律制度中,"造法"移民、"身份"补偿和"双包干"原则是核心内容。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重建科层制实现社会控制、构建公共传媒支撑体系和司法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等手段,地方政府强力推进移民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纠纷、矛盾仍然不断。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反思"危机应对"与"政府主导"型的工程性非自愿移民政策、法律的运作困境,寻找重构的方向。     

“三公”开晒第三年

政府部门行政成本过高、"三公"支出不透明,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7月上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当前政府信息公开重点工作安排》,要求2013年各省级政府全面公开省本级"三公"经费,并争取在2015年之前实现全国市县级政府"三公"经费全面公开。力求加大尺度、严格执行,寄期望于将"三公"经费全面公开。     

论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界定——"例外规则"的运用

如何界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是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瑞典、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都运用了"例外规则"来确定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目前,我国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最高层次的立法是于2008年5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该条例中并没有确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原则,因而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不是很确定。政府信息内容繁多且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借鉴外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中"例外规则"的运用,明确列举免除公开的政府信息,除此之外的政府信息都应当公开,从而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一言谈

"我一直认为群众有权力知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并且对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意见,政府也需要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推进政务公开和决策的民主化。"     

公开“历史信息”的规范边界——基于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关规定的解读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前形成的信息是历史信息,其公开与否与"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无涉。政府信息公开意义下的历史信息,排除了档案信息的适用。狭义的历史信息包括"内部历史信息"和"外部历史信息",前者一般不属于政府信息,而后者又可以区分为"本届政府历史信息"与"往届政府历史信息"。其中,"本届政府历史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往届政府历史信息"则视其是否"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而定。即使历史信息在规范意义上属于政府信息,其公开仍会受到秘密和隐私等实体性事由的阻却,但对于可分割的历史信息,可以运用区分技术予以部分公开。     

治理范式的转换、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人类社会治理方式的演进,是政府治理活动的目标定位实现根本变迁的历史过程,也是逐渐趋于"目的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过程。和谐社会并不是自我实现的,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力量中,政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服务型政府是以服务为主要管理内容、以掌舵为主要服务内容、以公平与效益为核心价值的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和谐社会对政府转型的必然要求。     

浅议我国诚信行政的制度

"诚信行政"是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中的自觉意识和行动,是社会组织和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价值判断,是政府行政行为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心理反应;政府"诚信行政"实践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应从奠定思想基础、搭建体制框架、搞好制度安排、构筑信息平台、创新评价体系、健全保障机制等方面综合治理.     

试论完善我国政府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

就政府管理模式而言,我国正经历着由"权力型"向"责任型"转变的时期,因此完善政府决策责任追究机制,显得十分必要。目前在政府决策失误责任追究过程中,主要存在有决策责任主体、范围,追究体制、力度,监督机制等方面的问题。本文就此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以完善我国政府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制。     

论基层政府权威的缺失与农村群体性事件——基于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原因分析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失控,主要归结于基层政府权威的缺失。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与基层政府权威的缺失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导致基层政府权威缺失的主要原因则可以归结为基层政府的行为失范。同时,部分农村出现"大宗族,小政府"的现象,"长老会"以及乡村"能人"成为农民群体权威的集中者,这些地方权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政府的权威。本文拟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角度来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权威缺失的原因以及对乡村治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