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的困境与突围——《刑法》第22条的解读与重构

《刑法》第22条赋予预备行为以刑事可罚性,并规定了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这一规定存在正当性、必要性、操作性与实效性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我国司法通过刑事政策、但书规定、目的论限缩解释以及刑事证明、罪疑从无等路径,对普遍处罚原则予以救济和限缩,基本实现了预备犯例外处罚的实践理性。但是,突破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困境的根本之道仍在立法重构,即预备犯的刑法规制应实现从普遍处罚到例外处罚、从总则规范到分则规范、从形式预备犯到实质预备犯的模式转换。     

犯罪预备的特征与责任根据评述

针对犯罪预备主客观特征与刑事责任根据上的不同见解,该文认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关于犯罪预备特征的观点是全面的;犯罪预备的刑事责任根据主要在于一国的刑事政策及其符合修正的犯罪构成。     

刑事政策下的刑事责任研究

刑事政策发展的历史表明,在实证主义刑事政策下出现的人身危险性将刑事政策和刑事责任联系在一起,人身危险性此时成为决定责任存在和大小的依据。在人权与法治刑事政策下,人身危险性实现了从征表潜在犯罪可能和处罚依据到征表犯罪原因和预防的转变,表现在刑法机制上,是积极责任主义到消极责任主义转变的结果,这也同时促使人身危险性具有了减轻刑罚之意义。因而,刑事政策对刑事责任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处罚结果意义上之责任的影响,二是对作为责任主义之＂责任＂的影响,在刑法机制上,前一影响是通过后一影响完成的。在刑事政策视角下,我国刑事责任的转型应实现向责任主义的倾斜,并通过人身危险性角色的转变使传统刑事责任消解单纯处罚结果之内容从而具有预防之功效,最终实现传统刑事责任内容、功能乃至地位的转变。     

论赔偿损失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刑事案件中,若刑事加害人对被害人损失的赔偿能够表明刑事加害人真诚悔罪了,能够表明刑事加害人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赔偿可作为酌定从宽情节减轻其刑事责任。赔偿情节对刑事责任的影响既有现实合理性,又有理论、政策依据与法律依据,赔偿情节影响刑事责任的范围可有限制地扩及重罪。赔偿情节可在审查起诉阶段、刑罚裁量阶段和刑罚执行阶段对刑事责任产生影响。     

盗窃罪司法解释的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刑事政策,新近公布的盗窃罪司法解释全面贯彻了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盗窃是否意味着"秘密窃取",随着犯罪情势的变化,答案应该是否定的。牵连犯的处罚原则通说为从一重处罚,新司法解释确定为从一重从重处罚,从一重从重处罚更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单位相关人员犯非法定单位犯罪是否构成犯罪应以自然人的犯罪构成要件为判断标准,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应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论实质预备犯的处罚根据及其限度

实质预备犯的立法膨胀与司法扩张,直接推动刑事处罚日益前置化、过罪化,不当扩大刑法处罚范围,压缩了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空间,动摇了刑法的根基。回溯立法初衷,我国在刑法分则中设立实质预备犯,原本是为了消解《刑法》第22条规定的普遍处罚形式预备犯原则,并从形式可罚性与实质可罚性两个维度限定预备行为的处罚范围,将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预备行为排除出犯罪圈。因实质预备犯带有浓厚的积极预防、早期干预色彩,为避免其在立法实践与司法适用的过程中发生异化而滑向口袋化、工具化、恣意化的错误方向,设立实质预备犯应以保护重大法益为限;成立实质预备犯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实施后续犯罪的目的,并且被实行化的预备行为客观上具有引起或者协同后续行为侵害法益的高度盖然性;解释实质预备犯的兜底条款应采取同类解释规则,仅包括与明确列举示例具有等价性或者同质性的事项;独立预备罪的犯罪预备尚未对法益形成一定的抽象危险,原则上不予处罚,从而合理划定实质预备犯的处罚边界。     

论中止犯减免处罚之根据——以比较刑法为视角

域外关于中止犯的处罚根据主要有客观未遂说和主观未遂说,而主客观相统一的罪责理论才是我国中止犯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正当依据。关于中止犯不予处罚或减轻处罚的理由,域外主要有金桥理论、恩惠或褒奖论、刑罚目的论、责任论;而追求公平正义的刑事政策价值才是中国内地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此外,对于中止与未遂区别难题——放弃重复侵害行为的定性,应当坚持以是否存在"意志以外原因+现实危险性"来区分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并将其作为认定中止犯的补充原则。     

我国少年刑事责任制度之理论检讨

少年刑事责任制度的理论基础有三种基本的学说刑事责任能力说、刑事政策说和折中说,其中刑事责任能力说又有所谓辨认控制能力论和刑罚适应力论的分歧。少年刑事责任制度是以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能力为基础,以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政策为基本原则而建立。不管理论解释与立法解释如何,事实上目前任何一个国家的少年刑事责任制度都是折衷于辨认控制能力与未成年人保护的刑事政策之间,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刑事责任制度来看,实际上也是一种折中说,只不过侧重于辨认和控制能力。     

如何区分故意犯罪的预备和未遂

在我国刑法理论上,故意犯罪的预备和未遂,是整个故意犯罪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停顿阶段。由于犯罪人在这两个阶段上所表明的实现犯罪意图的程度不同,因而反映出其社会危害性的程度也不同,所以在追究其刑事责任时,就要有所区别。我们刑法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而对于未遂犯,只能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     

刑事政策的调整——合理运用多元手段抑止犯罪

广义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以预防和处罚犯罪为目的所采取的一切手段或方法。狭义的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以预防和处罚犯罪为目的,运用刑罚以及具有与刑罚类似作用的各种制度,对于犯罪人以及有犯罪危险的人所采取的各种刑事对策。刑事政策的这两种含义,都表明国家必须合理运用多元手段抑止犯罪。刑事政策与刑事责任具有密切联系。刑事责任     

单位犯罪主体资格问题探析

单位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未能提供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判断标准,司法解释和判例也无实质上的实践判断依据.我国单位的刑事责任能力实质上基于刑事政策的影响,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认定正是刑事政策价值取向的司法表现;从“利益”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国外法人犯罪的理念和立法流变以及我国立法、司法实践来看,“独立的利益”都应成为当下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实践标准;与自然人主体一体化是解决单位犯罪主体资格问题的最终出路.     

论组织犯及其刑事责任

组织犯是位于实行犯的背后,实施组织、领导、策划和指挥行为的幕后者,其对实行犯实现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具有“支配或控制”作用,因而具有正犯之性质;也正是这种“支配或控制”性要素的存在构成了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根据。鉴于我国立法和对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及范围不明确,司法实践状况比较混乱,应以“支配或控制”要素的有无和“支配或控制”力的大小为根据,确定组织犯刑事责任范围和程度。     

关于“不能犯”的几个问题

<正> “不能犯”应否受刑罚惩罚?为了回答这一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又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就不能犯与刑事责任有关的几个问题作如下探讨。一、不能犯的基本特征所谓不能犯,是指行为人已经预备或着手实行犯罪,但其行为之性质是不能达犯罪目的的行为。影响行为性质的因素,通常有犯罪对象、犯罪方法,因而依“不能”之原因划分,有对象不能犯和方法不能犯两种。其特征是: 1.已经预备或着手实行犯罪。即行为人故意地实施了我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或     

初论刑事责任结构

我国在坚持“重重”刑事政策的同时，也要实行“轻轻”的刑事政策。实现“轻轻”刑事政策的主要途径之一，是要注意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及监禁刑与非监禁刑之间的配合。刑事政策结构研究各种刑事制裁措施的排列顺序和比例份额，与刑罚结构存在密切联系。刑事制裁措施单调和刑罚与非刑罚处理方法之间的界限过于分明和绝对是我国刑事责任结构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注重复合制裁和非刑罚处理方法是完善我国的刑事责任结构的主要途径。     

论中止犯的性质及其对成立要件的制约

对中止犯性质的理解不同,对中止犯成立要件的解释也会有所不同。以政策说为基础的"新综合说"认为,中止犯之所以得以必要性地减免其刑,首先是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而且,与未遂犯乃至预备犯相比,减少了违法性与责任。为此,作为客观要件的中止行为,必须是足以防止既遂结果的行为;对于作为主观要件的任意性,首先应从行为人的主观考察是否存在继续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能体现行为人"规范意思的觉醒"。     

单位犯罪刑事归责中数据合规师的作为义务

确定是否以及如何在刑事实体法中引入合规计划的前提,是厘清具体单位犯罪刑事归责中合规师的刑事责任。我国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类型应为独立的"决策机制责任",合规计划的功能在于廓清单位决策机制的运作过程,判断个人意志是否上升为单位意志,个人行为是否上升为单位行为。若答案为肯定,则需进一步判断单位犯罪行为的不法责任。以此为理论基础,企业数据合规师以其容许行为不作为参与了企业所实施的具体信息网络犯罪。在企业日常经营中,数据合规师需承担作为制度建设义务的数据合规义务;在信息网络犯罪刑事归责中,数据合规师需承担过失不作为犯的具体作为义务,不能对这两种义务进行混同。在具体信息网络犯罪的刑事归责中,应以不作为犯"类单一正犯"的不法结构,以及数据合规师的职务身份及其应承担的作为义务类型为依据,分别认定其刑事责任。如此,可避免走向"合规无用论"或"合规浪漫主义"的极端,理性厘定合规计划在单位犯罪治理中的制度功能。     

论我国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

本文通过对我国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进行简单阐述,并从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的法理依据,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是人权保障的需要,律师刑事豁免权有利于司法公正三个方面对我国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国际上有关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的规定,找出我国在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保护上的不足,并针对不足提出完善建议。     

关于期待可能性几个问题的思考

“期待可能性”理论基于其普遍的合理性 ,已成为大陆法系解决刑事责任问题的重要学说。该理论有独特的基本概念与发展过程。其判断标准应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行为人是否有实施适法行为的可能为标准。其适用范围除了过失犯外 ,对故意犯应采取必要限制。虽然我国刑法一些条款体现了该理论思想 ,但还存在缺陷。从刑法的谦抑性和维护法制的严肃性相统一的观点出发 ,应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政策和法律     

论犯罪预备同犯意表示的区别

我国刑法第19条规定:“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说明,犯罪分子从犯罪的预备阶段开始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很容易混淆,在以往发生的冤、假、错案中,就有将“企图”、“图谋”、“意图”当作犯罪而加以判处的,其实这些仅仅是主观上的东西,是主观归罪。我国古代曾有处罚犯意表示的规定。《唐律贼盗律》规     

行政犯之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和行政解释关系论要

行政犯中刑事法规与行政法规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关系,行政犯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之间也是相对独立的关系.行政犯司法解释对构成要件的阐述一般应与行政法规保持一致;行政犯司法解释认定某行为为犯罪不以行政法规中明确规定刑事责任为前提;相关行政法规的变动不必然影响行政犯的司法解释.行政犯的司法解释应慎重吸收相关行政解释,以更好保障司法解释的独立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