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官僚制时代：公务员价值取向的转变

官僚制度下形成了官僚制组织及其成员以理性为基础的价值取向,但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使官僚制组织及其理论受到了冲击,新的社会需求要求政府公务员树立新的价值取向。我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在对官僚制组织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的过程中,应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务员价值取向。     

“选调生”培养何以有效?——一个回应性冲突的情境设计

【问题】“选调生”是我国20世纪60年代建立的党政领导后备人选培养制度,作为基层干部的“选调生”承担双重回应性责任:服从权威与直接回应民众。政治化是提升公务员回应性的方法之一,但经过选拔与培养的“选调生”会如何处理回应性伦理冲突?【方法】论文选取11个城市的基层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获取有效样本1004份,使用Logit、PSM与SEM中介效应模型等多重方法检验中国特色“选调生”政治化机制的效应。【发现】面临回应性伦理困境,“选调生”较“应届生”更偏好垂直回应性,这种偏好差异部分源于官僚政治化机制。四种政治化机制存在异质性:招聘环节直接政治化的筛选机制让“选调生”更偏好垂直回应性,锻炼环节的社会政治化的职位安排机制让“选调生”更偏好水平回应性;三重领导机制与快速职业通道机制施加的政治压力对“选调生”的回应性偏好没有显著影响。【贡献】论文从实然层面打破了西方对我国干部政治化的刻板印象,挑战了传统“压力-回应”的解释框架,并将中国特色干部政治化的研究向前推进。应精准理解“选调生”有效培养的障碍,完善政治化机制。     

中国行政管理模式探讨——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具有精确、稳定、纪律严明、可靠和效率高的优点,西方政府部门都是在这种模式下建立起来的,然而自70年代以后,官僚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完全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对官僚制的改革成为世界行政改革的主要潮流,在信息技术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官僚制的行政模式进行改革,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而中国多元社会形态并存,这在客观上要求既要加强官僚制,又要借鉴新公共管理等理论中的许多原则和政策建议,从而构建以官僚制为主的多元化模式。     

对韦伯官僚制组织效率悖论的反思

对韦伯官僚制行政模式存在的效率悖论的批判,在更大层面上是后人的一种"误读"和"苛求".新公共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官僚制的行政效率,但并没有动摇官僚制的理论基础;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而且对当今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借鉴与超越官僚制——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选择

中国这艘航行在发展大潮中的巨轮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这就对身为掌舵者的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权力结构更加合理、政府执政形式更加高效、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等等。然而政府却面临着传统官僚制的影响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双重压力,所以行政改革势在必行。由于国情的不同,中国的行政改革面临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扬弃中国传统官僚制中的消极因素,吸取精华;另一方面吸收理性官僚制的积极因素,结合中国国情实现对理性官僚制的超越。这是中国行政改革的现实选择。     

官僚制弊病的根源性分析

现代理性的官僚制理论是由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是一种理想形态的官僚制。这种官僚制依靠自身的优越性在韦伯生活的时代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入应用，现实中的官僚制正在蜕化，官僚制弊病不断出现。官僚制弊病的产生根源于官僚制自身的缺陷，根除官僚制弊病，需要官僚制理性的回归。     

理性官僚制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

官僚制分为前官僚制,理性官僚制和后官僚制三个阶段。由于受到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传统的家产官僚制没有走向理性化,而是依旧具有其独特的传统特性。本文通过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分析,并在其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官僚制发展不足的现状,提出官僚制改革的相应对策。     

理性官僚制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借鉴

以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和非人格化为基本特征的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大多数组织进行结构设计时普遍遵循的原则。本文通过对官僚制的上述基本特征进行阐述,发掘隐藏在现实组织形态之中的官僚制原则的合理性,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科层化组织"的低效率,并非理性官僚制原则使然,实则是组织设计的理性化程度的不充分造成的。我国的政府公务员系统的官僚化、理性化程度的不充分,导致政府效率低下;因而以理性官僚制建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是一种可行的有益尝试。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官僚制：反思与抉择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后,学者们较为关注官僚制的前景。本文认为,官僚制尽管具有许多弊端,但它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中国是一个处于现代化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官僚制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仍需要官僚制精神,现代化需要秩序和稳定,中国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须理性官僚制去解决。     

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审视与借鉴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这一理想王国是建立在合理性的基础上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由于时代的局限,难免存在不足和弊端,出现了理想与现实冲突,并带来了一系列的官僚制危机。而对我国的行政发展来说,创建中国特色的官僚制却是当务之急,韦伯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价值。     

韦伯的官僚制及其历史价值分析

本文在对韦伯官僚制理论的阐述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对其进行历史性的价值分析,为现代公共管理组织的发展提供一些深度的思考。     

废除官僚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述评

论文介绍了法默尔《杀死国王——后传统治理与官僚制》一书的理论贡献,并批判性评价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主要观点。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标志着后现代公共行政语言理论的形成;《杀死国王——后传统治理与官僚制》建构了后现代治理理论总体性框架,其中"想象的游戏"的认识论、"寻求的正义"的方法论和"艺术的实践"的实践论,从理论层面为我国重塑公共行政理论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论官僚制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在近二十年遭到了最猛烈的批判,例如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提出"再造官僚制",麦克尔·巴泽尔呼吁"突破官僚制",而彼得·普拉斯特里克倡导"摈弃官僚制",更有西方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官僚制与社会和谐呈反向变动的关系"。官僚制与社会和谐是否真的誓不两立?中国目前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如同西方国家再造、突破甚至是摒弃官僚制?本文通过对官僚制以及和谐社会的内涵与本质进行阐述,从而揭示官僚制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内在关系。     

以客户驱动理论革新公证机构管理和运行模式

正客户驱动理论是公共管理学的理论。讲到客户驱动理论,不得不先提到"政府再造"理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发起了一场"政府再造"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改革,重塑政府角色和职能,从而使政府更有限、更负责任、更高效和更民主。"政府改造"理论的核心理念是建没"企业型政府",而"企业型政府"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顾客导向",即"客户驱动"。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公共管理学家麦克尔·巴泽雷在他1992年撰写的《突破官僚制——政府管理的新愿景》一书中提出:传统的官僚制行政管理模式已遭到严重批评和     

浅析官僚制的利弊与中国行政改革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官僚制受到了来自全世界范围的抨击,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真正能代替官僚制的理论。中国行政由于传统文化的惯性及其他历史性因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因而我国的行政改革,要在吸收官僚制的优点,弃其弊端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理性化官僚制。     

现代官僚制的经济性和工具性——马克斯·韦伯的现代官僚制理论及启示

对现代官僚制作全面深刻的理解,有赖于对其理论的奠基人马克斯·韦伯之理论文本的深入剖析。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现代官僚制理论的梳理后认为,经济性是现代官僚制兴起的原因,工具性则是官僚制的本质,这种本质又直接导致了现代官僚制的自我权力化并产生了政治与行政之争,而制度之下的人也随之被工具化。现代官僚制在创造了惊人的管理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如何在现代官僚制下实现“人是目的”这一主题,则是马克斯·韦伯理论的永久命题。     

行政发展：追随？特色？——从行政环境的具体性看我国对官僚制的态度

世界范围内的行政改革自70年代起风起云涌,传统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受到巨大冲击,而我国由于受特定的历史、文化、制度、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行政体系中还存在大量的非规范性因素。从现实出发,我国行政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规范性的问题,我们的官僚制理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规则的乌托邦

2020年11月,代表着市场与技术的互联网企业“虎牙”用保安将不听话的员工抬出办公楼的新闻登上热搜,将市场与官僚制的紧张充分呈现在了公众面前。今天的公共领域存在一种理论与实践间的紧张。在理论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主流社会科学受到了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入侵,自觉不自觉地从理性经济人的视角出发来解释所有社会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把市场当成了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公共机制;但在实践上,今天的公共部门仍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而且,每当公共部门发起市场化的改革,往往就会催生新一轮的官僚化。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紧张构成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一大迷思。     

学习型官僚制：转型时期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新视点

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遭到了西方行政改革者的广泛批判,但官僚制的完善仍是行政现代化的关键。因而对于转型时期的我国,官僚制依旧是我国行政组织模式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官僚制的缺陷和局限性要求必须对其加以矫正和改革,而学习型组织理论用于这一改革具有可行性。因而我们找到了塑造适合中国国情的行政组织模式的新视点,即,将学习型组织与官僚制进行优势结合,建构学习型官僚制。     

官僚制在中国行政组织中的缺失与发展展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官僚制在西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而中国的官僚制发展则明显不足,低效、缺乏理性的官僚主义却日渐盛行。官僚制的核心精神符合中国特殊的行政环境,而中国行政改革目标的实质也与官僚制具有一致性,因而,在中国应加强官僚化的力度,要吸取理性官僚制的精华,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输入新的行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