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贿赂犯罪若干实践疑难问题研究

海外贿赂包括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与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两种互为对合的行为。对该类犯罪主体身份的认定,应参考《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并结合我国刑法原则、司法实践以及该犯罪行为的特点。《刑法修正案(八)》根据我国反腐败的实际情况,新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其中,"给付财物"应包括实际、承诺及提议给付;在"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中,只要我国或者外国(国际)规范的其中之一对某种商业利益的不正当性质进行了规定,就可以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行贿所得利益足以帮助行贿人在商业上实现盈利的,应认定"为谋取商业利益"。     

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对中国传播学发展方向的探讨

本文对CNKI中收录的从1994年至今的203篇研究议程设置理论的论文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对中国传播学整体研究情况进行探讨。文中论述了议程设置理论的产生和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其次,归纳了议程设置理论在中国研究和应用的四个主要方向;再次,指出了中国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中国传播学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探讨。     

从“PM2.5之争”看公共信息的发布与监督

中国PM2.5数值的争议,反映出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在管理、发布、正确传播和监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PM2.5属于公共信息资源而非政府信息资源,政府不应对其信息发布权和传播渠道进行垄断,多元信息发布主体虽有利于对公权力形成合理监督与制约,但须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限。在民众维权诉求高涨及政府信息公开有待完善的今天,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完善政府公共信息不实的司法认定和救济程序是必要的。     

《纽约公约》背景下我国对外国仲裁裁决承认及执行的实证研究

要确定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承认与执行的真实状况,除了应考察我国实施国际商事仲裁司法监督实践中的外国仲裁裁决案件,还需要对在中国有过申请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经历的亲历者们进行调查以获取调研数据。基于案例梳理和对所收集数据的统计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具有履行国际承诺的意愿与能力,但在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效率、逃避履行的被执行人的监管、我国法院的司法公信力建设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反思法治文化：标准、困境与路径

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     

论能动司法的社会管理功能及其实现

能动司法具有重塑社会秩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多元利益和创新社会管理等多重功能,但能动司法理论上的困惑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甚至阻碍了能动司法社会管理功能的开发和运用。能动司法功能的实现既受社会管理现状的影响,也受社会公众的认识和开发能动司法功能的能力和水平的影响。能动司法的主体:应深入司法工作实际,适时补充完善司法解释,多管齐下完善调解机制,以实现能动司法重塑社会秩序的功能;应注重诉讼主体间矛盾的有效化解,强调司法过程中法理情的有机融合,以开发能动司法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并以商谈合意为基础维护司法过程中的多元利益;应坚持与时俱进,创新解决矛盾的方式,适时调整服务的内容和形式,以实现能动司法创新社会管理的功能。     

十字路口的中国司法改革:反思与前瞻

在学界倡导、实务界推动与官方决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十多年的司法改革取得了突出成就,呈现出学术话语鼓动与牵引、实务界跟进与展开、中央决策指导与把关的基本面相。总结与回顾改革的历程,中国的司法改革存在诸如司法公正有待提升、司法效益有待提高与诉讼成本有待降低等现实难题,这与应然改革主体缺位、改革理想偏失以及改革条件匮乏等有关。中国未来的司法改革首先应让应然的改革主体归位,并在合理确定改革理想的基础上,采取本土意识上的建构与试错路径来推进。     

论数字人权话语权的国际格局及中国路径选择

全球数字鸿沟愈演愈烈,数字人权作为第四代人权,既是全球数字治理与国际人权治理的重要联结点,也是全球价值融通与利益博弈的关键场域,关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成为各国抢占数字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突破口。联合国倡导构建以人权为基础的全球数字契约,现存数字人权规范、政策、制度是各国国内利益及国际利益两级博弈的成果。欧美国家占据先发优势,企图推动欧美模版成为全球数字规则,从而享有绝对数字人权话语权。中国通过提炼具有全球标识性的数字人权理论话语、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话语权、优化规则创制话语权的理论路径、现实路径、根本路径来全面提升数字人权话语权。     

转型期中国司法公信力的争论、困境与路径选择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表征关系的范畴,反映了作为主体的社会公众与作为客体的司法机关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动态、均衡的信任与认同情况。围绕着目前中国司法公信力的状况,学界主要有下降说与提高说。它们分别从社会公众的横向角度与司法机关的纵向角度来考量,实际反映了公众认知与司法实践之间的背离。本文在对此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指出当下我国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及面临的现实困境,最后提出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路径。     

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加大对行贿罪的惩治力度

目前,我国在惩治贪污腐败犯罪案件过程中,存在对行贿罪打击不力、刑事责任追究力度与受贿罪不平衡的问题。究其原因可以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进行检讨。对此,应该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路径加强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在立法上需要从四个方面完善现行法律:首先,扩大贿赂范围;其次,拓宽行贿行为方式;再次,科学配置行贿罪刑罚;最后,最大限度地加强国际合作是有效打击贿赂犯罪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司法层面需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司法:首先,以司法解释方式明确"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具体内容,为法官自由裁量设置明确领域;其次,构建例外性规定,为从宽处罚设置一定限制;再次,完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内容。     

检察机关办理航运案件外部司法协作体系的构建

检察机关为更好地办理航运领域案件,应加强司法协作网络体系的工作探索和实践应用,尤其应加强外部司法协作体系的部署和研究。从部门上看,应构建检察机关与其他单位之间司法协作网络体系,包括加强检察机关与其他司法机关之间的协调,完善与行政执法、监管部门的联系,加强与行业协会、研究机构的沟通;从地域上看,应建立区域、区际、国际司法协作网络体系,从而形成紧密联系、内外畅通的检察机关办理航运领域案件外部司法协作网络体系。     

印度软件业知识产权发展的司法维护

印度软件业的蓬勃发展与印度的知识产权司法维护制度密不可分。印度用立法构建了合理的司法维护框架,设置了各类分工明确又相互配合的主体机构,执行着行之有效的执行路径,用严格而完备的程序救济体系来对实体权利进行保护。我国应从中总结有益的经验。     

国际法律服务业的发展趋势与中国法律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

一　当前国际法律服务贸易壁垒的存在法律服务由于其专属性、地域性以及与司法管辖权相结合的特性 ,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法律服务的承诺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限制 ,从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政策法律上对外国律师在本国设置技术或非技术壁垒 ,以尽可能保护本国法律服务市场。以韩国和日本为例。韩国基本不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进入本土设立分支机构 ,外国律师只能受雇于韩国律师事务所而不能独立开业 ;日本 1 986年确定了外国律师在境内执业的三个原则 :一是贯彻相互主义原则 ,外国律师可以在日本执业 ,日本律师也可…     

中国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实务研究

国际仲裁是解决跨国商事纠纷的主要方式。《纽约公约》使外国仲裁裁决在几乎全球范围内获得承认及执行。中国是《纽约公约》的成员国,中国法院在判断是否应拒绝承认和执行某一外国仲裁裁决时,主要是以《纽约公约》作为法律依据。结合《纽约公约》的规定和司法实践,本文分析了中国对外国仲裁裁决的界定标准,并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     

论刑法的大趋同在当代中国之形成基础

刑法的大趋同是指不同国家的刑法文化、刑事立法或刑事司法趋于相似或一致的现象。通过引入外国刑法理论、移植外国刑法制度、缔结或参加国际条约等方式,刑法的大趋同现象在当代中国已经形成。这一现象的形成具有两方面的基础,其一是国际基础,包括西方法系的开放性、人权事务的国际化、刑法的国际法化、刑法的区域化;其二是国内基础,包括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中国其他法律部门中趋同现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进一步对国际国内基础的关系进行探讨可以得出结论:刑法的大趋同在当代中国形成之根本基础是自主的刑法趋同化。     

构建媒体与司法和谐关系的理性思考

公平正义是媒体与司法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追求，也是构建司媒和谐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司媒和谐是信息传播现代化、公共管理法治化的必然要求，达成这一愿景，是促进社会和谐、推进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的迫切需要。“互信、互动、互惠、互谅”，应当成为媒体和司法构建和谐关系的主基调和着力点。媒体与司法的互动、合作，应在制度性框架内有序进行，双方应尽力避免非理性的冲突和干扰，为司媒良性互动、和谐合作优化制度环境和舆论环境。     

从“契约”到“准司法”——国际争端解决的发展进路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经历了从战争到和平、从外交到法律的进步历程。在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国际争端的路径中,是否存在着从国际仲裁(“契约”)到国际司法裁决(“准司法”)的发展路径?文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回答了这一路径是否意味着国际争端解决制度的公正和进步性,比较了这一路径与国内法体系内的仲裁与司法裁决的异同情况,同时指出在从“契约”到“准司法”的发展路径之外,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路径还具有“多元共生”“包容并存”甚至“相互趋同”等特点,同时,以此为背景和参照,论述了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特征、危机及其改革,并提出关于该机制改革的思考。     

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视角下的正当程序探析

作为外国法院判决能获承认与执行的条件之一，正当程序意味着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当事人应实质性、充分而积极地参与诉讼程序，与裁判者展开理性的对话从而积极影响裁判结论的形成，使裁判者的裁判权受到来自被裁判者一方的合理约束，这些方面正契合了民事诉讼辩论主义机理，法院裁判范围应受当事人主张的约束，同时强化法官的阐明职责。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应确立辩论主义，完善法官阐明制度，保障当事人实质性参与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使国际司法协助中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得以更好地开展。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能动司法”界说

当代中国法院系统倡导和践行的能动司法,是指司法主体为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积极行使司法权,主动采取多种手段解决法律纠纷的一系列司法活动的总称。能动司法具有主体、内容和客体三要素。法院及代表其行使权力的法官是能动司法的主体,能动立法、积极司法、主动司法和有效司法则构成能动司法的内容。能动司法的客体是指能动司法适用的案件范围,主要包括疑难案件、社会广泛关注案件和普通案件。为避免出现在实践操作上不统一的状况,应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语境下能动司法基本含义的前提下,从构成要素上探寻能动司法得以实现的理想路径。     

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重建与治理法治化变革

伴随着中国的重大经济成就和政治发展,中国公共领域也开始蓬勃兴起。它促进了从"革命性"向"正当性"的合法化路径转换、多元均衡与协商互动的治理机制形成、公民性品格的塑造和司法民主与司法改革的推进,因而成为当下中国治理法治化的重要动力和支撑。然而,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它也存在着"两个舆论场"的结构性张力、宏大政治指向与"体制性连带"诉求、理性公民精神明显阙如等中国问题和困境。因此,需要进行公共领域的重建,构建基于"重叠共识"的动态耦合机制、体制内外之间的对流循环机制、司法过程与公共舆论的互动平衡机制等,从而推进治理法治化变革和多元治理秩序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