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角下的公共政策议程建构过程分析——基于《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案例研究

2012年4月5日,中国颁布实施了《校车安全管理条例》。校车安全问题为什么能够得到关注,问题是如何被关注的,其政策议程是如何建立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此将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运用触发机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以及多源流理论,从多维视角对其政策议程建构过程进行解释和分析,并以此透视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议程建构的机理和特点。     

政策议程理论综述

政策议程是政策过程中的首要与核心环节,但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所改观。然而,与政策过程中的其他环节相比,国内外学术界对政策议程相关问题的探讨依然明显不足。为此,本文从政策议程涵义的界定、政策议程类型划分、政策议程的地位和作用、政策议程的设置模式、政策议程设置的动力机制以及隐蔽议程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     

论舆论市场中的公共新闻——兼论公共新闻对我国新闻改革的借鉴意义

公共新闻(或称公民新闻)在美国的兴起,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公共新闻活动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同城媒介联合行动,共同设置话题,直接介入公共事务,试图解决公众关注的公共问题.公共新闻活动是对此前所有新闻学、传播学、舆论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巨大冲击.它的实践和理论对于我国新闻媒介的改革具有现实借鉴意义.本文从公共新闻与舆论市场、与媒介议程设置、与我国媒介改革诸方面对公共新闻实践和理论的影响和可借鉴之处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并从国家民族利益角度提出了应对策略.     

"议程设置"与舆论导向

大众传播广泛的渗透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它之所以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很重要的一点便是由于它的"议程设置"功能。我国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媒介,不但不否认自己的舆论导向作用,还旗帜鲜明地把引导舆论作为基本任务。那么大众媒介如何利用"议程设置"功能引导舆论呢,本文进行了深入分析。     

以传媒合作方式深化东亚认同

在东亚,利用传媒合作深化地区认同、加强东亚合作将是极具发展前途一大举措。民族的发展更有可能走向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方向,东亚认同感的培养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大众传媒的舆论引导功能、议程设置作用体现了其在深化东亚认同上的魅力。     

全球化背景下电视新闻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

电视新闻塑造国家形象的理论基础是拟态环境和议程设置。本文对当前电视新闻塑造国家形象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困难作了简要的分析,最后对于电视塑造国家形象提出了相关建议。     

浅析议程设置理论下的高校校报育人功能

当今社会,新闻传媒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不断发展壮大,新闻信息传递十分迅速,进而因新闻带来的舆论导向也逐步增强着对人类和社会的影响力。每一个体、群体都时刻关注着与之利益相关的新闻及舆论,尤其是大学生,他们是年轻的一代,也是接触新媒体最多的一代,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校报作为平面媒体面临着巨大挑战。面对这些挑战,如何通过议程设置发挥高校校报在宣传中的主导地位,并实现其育人功能成为高校校报发展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     

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如何缓解?——以脱贫攻坚为例

信息不对称是我国纵向间政府关系的重要特征。研究以脱贫攻坚背景下的纵向政府间信息沟通为例,分析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缓解机制,通过实地调研和二手资料收集等方法阐释了缓解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的四种信息沟通机制,全景展示脱贫攻坚期间科层制结构和议程设置的变化。研究发现,目前科层系统中存在四类信息的上下流动:一是下派干部实现扶贫标准的沟通;二是下派干部分级反馈资源需求信息;三是地方政府在变通执行中探知上级给予的政策空间;四是上级政府允许基层政府表达工作意图。信息的流动呈现出一种"控制性沟通"的机制,由于精准扶贫带来的持续高问责压力,促使各级官员信息沟通的意愿和方式发生改变,最终使我国纵向政府间信息不对称现象得以缓解。研究为科层制内部信息不对称的缓解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和研究视角,同时也为科层制变化对信息不对称的影响提供实证研究证据,增强了对科层制内部信息沟通机制的理解。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研究——以上海“钓鱼执法”案为例

多源流理论是对公共政策议程进行研究的重要工具。金登指出,政策制定系统中,存在着问题溪流、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这三种溪流共同影响了公共政策议程,且当三种溪流相结合时会打开政策之窗,进而迎来政策出台的最佳时机。本文将多源流理论引入上海"钓鱼执法"案例,分析案例中的三种政策溪流及政策之窗,指出公民的网络参与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引发政府的关注,提出解决方案,并最终推动新的公共政策出台。     

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议程互动模式——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相关事件的经验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网民队伍的不断壮大,"网络议政"和"网络倒逼决策"已然是当前我国互联网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然而,透视近年来数十起网络公共事件可以发现,即便是在关乎社会公平正义的特定领域里,网络民意也不再局限于只对政府选定的政策议程进行讨论、监督和评价,而是不断借助网民集体行动和媒体的力量,在社会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确立新的政策议程,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因此,客观且准确地描述并抽象出中国网络公共事件的议程互动模式以及理清该模式中主要环节的变化方式、作用及相互关系,对于提升网络时代中国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有效性以及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积极意义。     

公共政策议程的成本分析

建立公共政策议程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起始阶段,公共政策议程决定着社会问题成为公共政策问题,并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质量。本文从成本角度分析了公共政策议程,指出公共政策议程有决策成本和外部成本,依此分析了公共政策议程不同类型的成本原因。在公共政策议程中由于成本的存在,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议程具有内在推动特征。     

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传播:完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地方逻辑起点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闻学学科体系,应把握理论、历史与实践的三者统一。首先,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根植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实践,其研究范围理应从传统新闻业扩展至更广阔的人类社会传播现象;其次,新闻传播学学科的理论构建,应接续20世纪中国革命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并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最后,从中国革命在地实践出发,可以让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落地”乡土中国的过程中,统筹好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对缙云革命宣传史的挖掘正是一个例证。     

城市政治今与昔

论文对20世纪中期以来城市政治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回顾，从机制政治的角度，对达尔在《谁治理》中提出的以选举为中心的多元主义城市政治理论，以及彼得森在《城市局限》中主张的以经济因素为主导的城市政治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在此基础上论文指出，未来城市治理的安排，须挖掘民主的深层含义，借助于包容性的政策议程，动员各方的力量。以推动成功的社会改革与城市治理。     

中国民法和民法学的现状与展望

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30年的民事法律立法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法理论研究之发展进行了宏观性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民法和民法学可能已经形成或者正在形成的中国特色进行一些探讨,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作出大致的预测。认为中国的民事立法和主流民法理论已经开创了一条有别于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折中立法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并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行;随着民事立法从粗放向细密复杂转型,在范式上需要实现由立法论向解释论的转型;民法学作为学术将会沿着科学理性主义方向和强调中国特色的实用主义方向发展,这两个方向会彼此影响和渗透,但是不会彼此取代。     

传播学视野里的公安舆论引导工作

舆论引导，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社会控制行为。公安机关的舆论引导更加直接涉及政府形象和公共安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战略，对做好新时期公安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明确的目标；互联网时代的舆情环境给公安舆论引导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新闻传播学原理中的“议程设置”理论、“沉默的螺旋”假说和“培养分析”理论为公安舆论引导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从理论到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公共新闻学

协商民主与公共新闻学是在西方政治学与新闻学领域兴起的对西方社会民主缺失的反思,二者皆强调公民作为主体参与政治的民主实质。大众传媒应促进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并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问题作有意义的议题设置,引导公众思考和作出决策,提供公共论坛,呈现各种不同观点,积极地推动公共讨论和论辩,以推进民主发展。     

中国宪法应如何设置人权

基于中国的人权实践 ,对比两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 ,中国宪法对人权保护的空间有待大大拓展 ,人权入宪应为新一轮修宪的最主要议题之一。设置人权有四类七种选择方案 ,宪法人权一般条款 +法律设置当是目前中国设置人权的可行模式。就修宪而言 ,应在宪法序言和总纲中分别加上人权一般条款 ,内容分别为 :尊重和保护人权 ,促进实现人权 ;国家权力受人权直接约束。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笔谈

经济法对于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理论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时值改革开放40年之际,本刊委托我国经济法学拓展者和奠基人之一的李昌麒教授组织了一批学者对经济法理论进行专题笔谈。秉承传承、反思和发展的理念,笔谈从多个维度对经济法理论进行了研究:一是对中国经济法理论发展进行了总结;二是对经济法的体系结构进行了重构;三是对经济法理论与其他部门法理论的互动进行了研讨;四是从风险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挑战两个角度对其理论适应性进行了审视。笔谈较为全面地对经济法理论进行集中探讨,以期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动经济法理论的新发展。     

从政策议程看大众传媒在公共政策中的重要作用

大众传媒被认为是“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它对于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议程的设定上。本文主要结合大众传媒自身的特点，从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大众传媒对政策议程设定的积极影响，并指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大众传媒独立性和自由的重要意义。     

症结与纾解：中国司法国际传播之动态逻辑构建——以296篇外媒报道和56份外国智库报告为视角

通过对外媒报道和外国智库报告的样本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司法国际传播议程设置缺乏系统性和主动性,传播媒介欠缺广泛性和创新性,多元主体参与的全方位国际传播格局尚未完全形成,针对外国受众的传播内容定制化程度不够。对此,为提升中国司法国际传播实效,从话语建设路径上应加强议程设置,增强文化输出,改变国际舆论对中国司法的偏见;从叙事结构路径上应促进中外司法交流双向互动,优化叙事表达,提升叙事技巧;从深度融合路径上应积极构建平台矩阵,打造融媒品牌,用好数字科技;从协同发展路径上应创新人才队伍,培养多元主体,建立工作机制,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