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冲突与规范选择:后物权法时代的担保法律制度及其适用

《物权法》第178条根据"新法优先于旧法"的规则界定了《物权法》和《担保法》的适用关系,但应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处理《物权法》与《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等法律之间的适用关系。此外,《物权法》关于最高额抵押的规定可准用于最高额保证。《物权法》实施后,在《物权法》未对《担保法》作实质修改的情形下,《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仍有适用的空间,因此抵押物转让行为的效力应根据"担保法司法解释"进行判断。至于《物权法》能否适用于该法实施前的担保行为,则须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区分不同的规定进行判断,不可一概而论。     

关于举证责任倒置与司法公正的思考

本文以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为契机,结合目前医患纠纷司法实践中备受社会广泛关注的举证责任倒置这一热点问题,仔细梳理了我国《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与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援引国外相关案例进行剖析,并从举证责任分担规则上如何更能体现司法公正提出立法建议,以期对当前医患纠纷的司法解决体现公平公正有所裨益。     

浅析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与刑事诉讼相同,民事诉讼中亦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过对国外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立法的考察,可以看出国外对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一般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已经通过司法解释得以确立,但是该规则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本文指出为了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提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层次,对非法证据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增加相关规定的可操作性。     

《合同法》第167条对股权买卖之准用——《指导案例》67号评释

《指导案例》67号"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以《合同法》第167条应否准用于股权买卖为主题,展现了清晰的问题意识,但具体观点值得商榷。第167条之规范目的在于防止出卖人遭受额外的风险,所以配套司法解释要求当事人约定买受人分三期以上支付价款,学说又增加了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后买受人还有两期以上价款有待支付的要件。基于第167条及其规范目的,股权买卖与有体物买卖具有实质的相似性,应当准用该条第1款之解除规定。但从规范体系上看,该款因缺少催告要件而存在漏洞,应通过整体类推的方式予以填补,以形成适用于股权买卖的完整规则。由此还可以充分展现《合同法》第174条之法定准用的思考方法。     

民事判决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确立的一条新的证据规则,该证据规则实施已近10年。由于该规则本身蕴含着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等价值与目的的冲突,审判实务中适用该规则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审判实务中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根据规则所确立的"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这两条非法证据认定标准,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结合案件中收集证据的具体情形来作出排除与否的决定。法院在适用该规则时,尽管对部分取证方法为非法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共识,但对另一部分取证方法合法与否,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     

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美国经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 条的透视与启示

诚实信用原则已经正式成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纲领性条款，但从法条规定和实践总结中可以看出，该原则的具体适用仍面临重重问题。在比较法上，已经过充分讨论的《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与诚实信用原则直接相关。本条制裁的载体是诉讼文书，制裁标准是其所有预防和阻止的行为以不正当诉讼为目的。在这一标准的指导下，美国法院综合考量诉讼中的各种因素，以判例不断解释细化诉讼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本条涉及的惩戒措施分为金钱和非金钱两种，满足了程序公正的要求和个案案情的需要。该条款对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体系化程序设计和判例法中的细节化列举，都可为我国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适用所借鉴。     

《鹿特丹规则》下非海运区段不优先适用国内法之利弊分析

《鹿特丹规则》是联合国贸法会组织制定的旨在调整以海上货物运输为主的门到门运输的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继《海牙规则》和《汉堡规则》之后,在统一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律方面的最新成果。各国就其中涉及的多个重大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在非海运区段应取消抑或保留"国内法的适用"即是其中之一。最终,《鹿特丹规则》第26条没有规定国内法的优先适用,但相关的争论并未因此结束。在厘清第26条沿革脉络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取消"国内法适用"的利弊,进而指出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买卖不破租赁与《合同法》的完善--我国《合同法》第229条立法评析

"买卖不破租赁"原则是租赁权物权化的具体体现,我国<合同法>第229条亦采此原则.但是,对比各国和地区关于这一原则的立法例,我国<合同法>第229条在租赁物的适用范围上、表述上、准用性规定及效力规定上存在诸多的不完整性.本文于比较的角度,对这些方面作一些简要的评析.     

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之“适用”——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01条展开的分析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在我国,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经历了适用——参照——适用的一个制度史变迁过程。2015年经修正后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其内容可以分为“诉讼程序”和“检察监督程序”两部分。在“诉讼程序”中,立法以“等”作不完全列举的例示性规定。从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资格确定、二审裁判方式等相关的民事诉讼规范,也都在可以“适用”之列。毕竟,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立法目的各异,所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规范,应当确立不抵触立法目的和补充性两条规则。     

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之“适用”——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01条展开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行政诉讼中民事诉讼规范有一定的适用空间。在我国,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经历了适用——参照——适用的一个制度史变迁过程。2015年经修正后实施的《行政诉讼法》第101条规定了民事诉讼规范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其内容可以分为“诉讼程序”和“检察监督程序”两部分。在“诉讼程序”中,立法以“等”作不完全列举的例示性规定。从判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与原告法定代表人资格确定、二审裁判方式等相关的民事诉讼规范,也都在可以“适用”之列。毕竟,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立法目的各异,所以,在行政诉讼中适用民事诉讼规范,应当确立不抵触立法目的和补充性两条规则。     

知识产权诉讼诉前禁令探析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诉前禁令既是知识产权人的实体性权利,又是知识产权民事侵权诉讼的特有措施.这种设置,体现出我国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及时有效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权益,制止和制裁侵权行为的力度,但是,也面临着自身法律性质不明确、与民事诉讼基本理念的冲突与摩擦,以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程序权益的失衡等等不能忽视的问题.诉前禁令只有还原定位于民事诉讼法下的程序救济手段,才能够改变现行诉前禁令适用存在诸多的困惑与尴尬.     

Litigation Migrants

Civil law is enforced primarily via private litigation. One characteristic of private enforcement is that litigation levels tend to cycle between periods of boom and bust. This article builds a theory for explaining this fluctuation, proposing that plaintiffs’ attorneys can be understood as economic migrants. Just as workers cross borders to find jobs, lawyers “move” across case types and jurisdictions to find profitable claims, and case filing numbers increase as a result. Using the recent wage and hour litigation boom as a case study, this article paints an empirical picture of attorney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case filing numbers.     

论诉讼信托

诉讼信托有其特定内涵.诉讼信托不同诉讼担当、诉讼代理和债权信托.我国信托法否认诉讼信托的有效性,这种做法不具合理性,应加以修正.未来诉讼信托立法应注意分别从信托法、诉讼法以及环境保护法等特别部门法的层面进行构建.     

作为客观诉讼的行政公益诉讼

我国目前实际发生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几乎都是属于自益形式的公益诉讼,他益形式的公益诉讼在我国囿于起诉资格的限制尚难以展开。借鉴域外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区分理论,可以建构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并丰富我国行政诉讼类型。未来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设置应遵循客观诉讼的法理和精神,建立一套符合客观诉讼法理的诉讼程序,诉权设计上可以采取多元的启动模式,诉讼类型应限制为非财产给付诉讼,起诉资格应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限。     

预防性行政诉讼

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事后救济型行政诉讼,常常无法排除或修复行政活动对原告造成的严重损害后果,导致原告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直接威胁到行政诉讼救济的有效性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应尽快弥补这个法律缺失,建立以事前和事中救济为特征,旨在对抗威胁性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制度,真正实现权利有效保障。     

行政诉讼中的检察监督与行政公益诉讼

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立法机关对检察监督的范围加以较大限制还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但在现时的条件下,仍然将检察监督局限于抗诉一途就完全没有道理,已经不适用今天我国行政法治的现实需要了。因此,修改《行政诉讼法》,增加关于检察监督的具体条文,进一步明确检察监督的对象、方式和手段是非常必要的。     

建立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确认无效诉讼制度

虽然我国已有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司法实践和关于确认无效判决的司法解释,但不能据此认为我国行政诉讼中已经建立了确认无效诉讼制度。要使确认无效判决真正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必须在诉讼程序上使确认无效诉讼与一般的行政诉讼相分离:1·确认无效诉讼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2·确认无效诉讼应以行政确认程序为前置条件;3·在确认无效诉讼中原告负有举证责任。在确认无效诉讼与撤销诉讼的关系上,宜把确认无效诉讼看成撤销诉讼的补充诉讼类型。     

公益诉讼与和谐社会——以群体诉讼为考察对象

建立和谐社会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公益诉讼与和谐社会休戚相关。囿于公益诉讼的特性,公益诉讼必须通过群体诉讼达致社会的和谐。群体诉讼的扩散性纠纷解决功能、公共政策形成功能以及程序保障功能都契合和谐社会的要求。     

重复起诉的认定

【裁判要旨】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有三个:一是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在适用时,应作目的解释,不限于当事人数量、诉讼地位的完全相同,而是指争议的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相同;二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应指争议的法律关系相同;三是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主要是指后诉提起相反请求的情况,其适用阶段除了在前诉裁判生效后,还应当扩大规制到前诉系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