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的少年司法制度建设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法律理念与制度的引入,立法界及司法界认识到少年犯罪的特殊性,并对少年犯罪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司法制度。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在少年案件审判、少年感化教育及少年监狱设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了少年司法制度的初步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囿于经济困顿、政局不稳等原因,民国时期的少年司法制度多停留在形式上,并未真正建立起系统、完善的少年司法制度。     

论青少年犯罪之社区预防

对青少年犯罪的研究是新中国犯罪学研究的起点。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青少年犯罪十分严重，犯罪率急遽上升，危害十分严重。我国在此时开始了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从而推动了犯罪学的研究。就整体而言，我国在犯罪现象分类研究中对于青少年犯罪的研究相对于其他犯罪类别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     

我国青少年犯罪的案件分布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对2017年各省市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判决的25岁以下青少年犯罪相关判决书的研究,分析出青少年犯罪案件分布规律,即罪名主要集中在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盗窃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影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为教育因素、经济因素和重点犯罪的治理因素;预防治理青少年犯罪的措施应当是提高义务教育率、加强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防止青少年脱离学校和家庭;严格控制娱乐场所,减少青少年与毒品接触;重视对青少年犯罪人的教育、感化与改造。     

对少年刑法的立法思考与分析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立法采取附属条文的立法模式,主要体现并分散于《刑法》、刑法修正案和若干司法解释之中。从顶层设计来看,我国现行条文对未成年犯罪人已经足以达到教育、感化和改造的立法初衷,创设独立的少年刑法既无必要也难以操作。少年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防止被情绪化的舆论或者民意所牵制,对于刑事一体化的推翻与重建不能一蹴而就,应首先考虑能否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方式予以弥补,而不是依靠单纯改变刑事立法模式以适应现实少年司法的需求。在未成年人构罪问题上,应提高未成年人犯罪的准入门槛,平衡成人犯罪的量刑标准,加强未成年人犯罪的制度防治。从具体问题来看,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不应降低,对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无期徒刑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保护匡谬

我国十分重视对未成年人的关爱和保护，但目前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存在着刑事政策理解、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等方面的系列误区，因而大大减损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应有效果，亟需匡正。一、 刑事政策理解误区匡正大家知道，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一刑事政策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制定的，力求通过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感动、转化未成年犯罪人，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减少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     

责任与使命：律师作用的进一步实现——律师在青少年刑事案件中的作用

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是指国家为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以保障青少年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制定、实施的方针、指导原则及具体操作措施的总称。目前我国实行的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简单地说就是“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种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反映了青少年刑事程序中对青少年人权特殊保障这样一种重要价值。人权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和价值，是任何人与生俱来，包括青少年。由于青少年违法犯罪在生理、心理等方面和成年人有非常明显的差异，他们对社会环境有较强的依存性，对外界事物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较弱，对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以及如何实现自己权利的认识较为模糊，对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违法性也缺乏深刻的理解，但改过自新的机会较之成年犯罪人却要大得多，因此社会与法律应该予以青少年的人权以特殊的保护。各种法律法规充分体现了对青少年人权的特殊保护。我国宪法第49条第1敖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受到国家的保护。”强调了国家对于青少年的特殊关怀。类似的如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条“法定代理人可以到场”，第34条“指定辩护”，第152条“不公开审理”，这些规定都针对青少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给予了特殊的待遇，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有效实现青少年的诉讼权利，更是为了保障青少年的人权而产生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律师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这也正是我国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体现。     

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制度

未成年人由于心智不够成熟、社会经历少,是我国法律重点保护的对象,然而目前,部分青少年由于冲动或者其他各种原因,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青少年犯罪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式,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同时,社会调查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重要规定,本文通过分析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的相关内容及缺陷,以期对现有规定有所启发。     

当代青少年结帮犯罪的现象、原因及防治对策

结帮犯罪,是当代青少年犯罪的一大特点,有的帮派已发展成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文章从犯罪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角度,分析了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氛围存在的不足及其对对青少年加入黑帮、从事犯罪活动的影响。笔者认为,只有家庭、学校、法院、社会紧密协作,针对青少年生理、心理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和感化,才能杜绝青少年结帮犯罪。     

青少年违法犯罪社区预防机制之构建

社区对预防青少年犯罪有着重要的预防功能、教育功能、塑造功能、感化功能、治疗功能、控制功能等特殊优势,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其生存的优良环境,其成长的肥沃土壤,其身心健康的道德驯化的益友和心理矫治的良师。可以说,社区环境的优劣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影响至关重要。本文从组织机构、教育管理、环境治理、矫正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社区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教育矫正青少年犯罪人方面的措施和对策。     

谈少库犯罪心理矫治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除家庭、学校、社会等不良因素影响外，其不成熟的生理、心理特征和不良的人格特征是他们走向犯罪的内在原因，了解特征和掌握青少年的犯罪心理、犯罪动机和不良人格特征及矫治的内容方法，对我们在少年审判工作中寓教于审，教育、感化、挽救少年犯有很大的帮助和极其重要的意义。一、少年犯罪心理矫治的概念少年犯罪心理矫治，就是对已形成犯罪动机和犯罪意识的个体，或已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通过深入分析和诊断他们犯罪心理原因和特征，确定矫治改造方案，纠正和消除犯罪动机，矫正其特有的人格障碍和缺陷，从而使…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之展望——以《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为视角

《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贡任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原则的正当理由和年龄的划分以及制裁提出了新的建议，代表了当今世界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发展趋势的展望。我国刑法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范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检讨了中国现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刑事责任规定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的不吻合之处，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立法模式、刑事责任年龄、制裁措施提出了完善建议。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