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经济犯罪案件成案率的原因分析

经济犯罪案件成案率反映了公安机关打击经济犯罪的效率,系统地研究影响经济犯罪成案率的原因,对于公安机关提高经济犯罪侦查的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以下八个方面论述了影响经济犯罪成案率的原因：公安机关的原因;检察机关的原因;人民法院的原因;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原因;证人的原因;法律自身缺陷的原因;证明标准认识不一致的原因;其他不确定的原因等。这些原因的深入探讨,能够对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现行侦查模式下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

在侦查阶段,对有关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直接影响着整个刑事诉讼的质量。我国单轨制的侦查模式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导致酌定量刑情节证据的缺失。要消除这些不利影响,面临着主体上、法律依据上等多方面的困境。但现阶段探讨完善对酌定量刑情节的侦查还是应该在单轨制侦查模式的前提下,通过培养侦查人员的诉讼观念,优化律师执业环境和加强侦查理论研究来实现。     

反贪侦查工作新问题及对策

贪污贿赂犯罪活动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高发态势，作案手段趋于更加隐蔽复杂，侦查与反侦查的斗争更加尖锐。由于诸多原因，检察机关在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时，将遇到比以往更多的困难。为此，反贪工作必须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更加主动地接受人大的监督，牢固树立为大局服务的观念，讲究斗争策略。反贪干部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学习，苦练内功，在严格依法、公正文明办案上狠下功夫     

反贪侦查中案件线索制度的完善

发现案件线索是查办贪污贿赂犯罪的起点,拓展和完善案件线索的发现渠道是提高贪污贿赂案件侦查成案率的重要途径。由于贪污贿赂案件具有隐蔽性、发案时间滞后性的特点,办案人员只有转变侦查观念,变被动发现线索为主动出击,拓展反贪案件信息的收集,建立案件信息管理制度,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办案协作机制,才能有效完成案件线索的侦查工作。     

毒品案件侦查面临的难点

公安机关在毒品案件侦查中面临着诸多难点。毒品种类繁多，对侦查人员专业知识要求高；毒品制造、运输、交易极具隐蔽性，侦缉难度大；毒品违法犯罪分子对抗侦查能力增强；部分侦查策略困境未解；办案力量保障与区域协作存在现实困难等。     

并案侦查措施实施中的辩证思维

论文就并案侦查的实施提出了辩证思维的观点，即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的观点和联系的观点。在侦查实践中，往往由于我们没有准确、及时、大胆地实施并案侦查，缺乏对案与案之间、人与案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辩证认识，致使破案错失良机。论文就并案侦查中如何运用辩证思维作一简单阐述，供侦查实践参考。     

论商业贿赂案件案源现状及拓展

公安机关在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时普遍感到案源不足,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案源如群众举报等虽然能取得了一些案源,但由于获取方法的局限性,导致成案率低。公安机关应采取从侦查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深挖商业贿赂犯罪、从商业贿赂犯罪案中深挖犯罪、通过与工商等部门建立协作机制等措施拓展案源渠道。     

论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线索收集与管理机制的构建

案件线索是职务犯罪侦查展开的前提与基础,当前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居高不下,案件线索来源问题却面临诸多困境。以C市J区检察院近年线索来源分析结果为例,线索来源狭窄、单一:线索收集主要依赖自行发现;举报线索在线索来源构成中占据比例小,成案率低;缺乏完整的线索收集体系。线索管理主观性突出:线索专人管理,无制度规范;线索评估凭经验,缺乏量化标准;线索分析不深入。借鉴美国、法国及我国香港地区的成功经验,挖掘窝串案拓展线索,建立举报人保护制度,改变举报环境,拓展举报途径。完善线索评估、管理制度,建立线索信息归口管理系统,探索可量化线索评估标准。     

小案侦查效益问题研究

小案侦查中存在的低破案率以及群众的消极反馈是当前案件侦查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小案不等同于易破案件,在思想上必须要引起侦查人员的重视。有必要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益观念,以侦查效益、侦查成本和侦查收益三者的动态关系来考量小案侦查的最终效用,以系统论的观点构建小案侦查系统,充分利用舆论导向为侦查工作服务,并加强小案的预警工作,保证小案侦查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经济犯罪侦查工作转型的回溯与展望

经侦发展史中的每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渗透着科技因素。"科技兴警"构成经侦转型的本质内涵,"数据警务"构成经侦转型的基本内涵。大数据时代,经侦警务在侦查思维、侦查模式、侦查手段、侦查目标方面面临变革。目前,经侦工作转型在数源、思维、技术、人才方面存在一定困境,需要从数据与数据合成反应、预警与防范无缝对接、技术与警务深度融合,以及数据与人才创新培养等方面,提升经侦队伍的履职能力,促进经侦工作转型进化。     

网络反腐的制度化构建

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反腐事业的新形式,是网络社会监督权力的新模式,在反腐实践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网络反腐的兴起有其内部发展动力,并存在理论及实践上的合理性,深受广大网民及政府的青睐。但由于网络反腐本身的偶然性、娱乐性等不足严重制约了网络反腐的发展,给国家、社会、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完善网络反腐,充分发挥其优势迫在眉睫。网络反腐制度化、规范化,即通过确定网络反腐主体、搭建网络反腐平台、明确网络反腐相关法律责任等是将网络反腐效能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五大运行机制”力促廉洁从政勤政为民

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是我党一项长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五大运行机制",是新时期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力促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勤政为民的重要举措。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限制与扩张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主题思想.长久以来,由于受“重打击、轻保护”的司法传统、“犯罪控制论”的诉讼目的理念和我国反腐败形势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侵犯人权现象时有发生.现行刑诉法通过确定辩护制度、证据制度、技术侦查等制度,对职务犯罪侦查权进行了扩张和限制,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立法基础.     

大力推进廉政文化进高校家庭

廉政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作为高校反腐倡廉的战斗单元,在促廉、助廉方面责任重大,作用特殊。大力推进廉政文化进高校家庭,要创新活动内容方式,创建廉洁文明家庭;要完善工作机制,保障廉政文化进家庭活动取得实效。     

事实与规范视野下的我国腐败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特别程序的确立对于惩治腐败犯罪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当下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量,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明确腐败犯罪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仅限于刑法典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及其他章中明确规定依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重大犯罪案件;证明标准应当适当放松,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积极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立法,运用违法所得程序有效追回转移到境外的涉腐资产。     

论反腐体系科学化视野下的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对策

日益成熟的中国市场经济孕育出了举足轻重的中国民营经济体,然而在这一欣欣向荣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高发风险。在反腐体系科学化大背景下,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呈现规模"稳定增长"、腐败犯罪形态多元等特点,这种独特现象不仅与民众仅仅重视反公职人员腐败的褊狭观念相关,也与"重公轻私"的刑事制度设计相关。因此,进行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防治,必须矫正民众的认识误区,基于制度诱因,用好刑事法治抓手,从观念、立法、司法等方面多管齐下,最终促进我国反腐败实践的协调推进。     

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立法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反腐法律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存在反腐国家法律和反腐党纪党规的互相冲突,缺少一部统一的反腐败专门法,有关反腐败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完备,影响到反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国家反腐败法和若干关键性反腐败单行法规与配套法规,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罪名体系,加强反腐败立法协调,以满足依法反腐的现实需求,实现与国际反腐法律接轨,夯实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厚实法制基础。     

践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在加强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中，明确提出“防止利益冲突”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推动我国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举措。强调健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实际，借鉴国际社会制度防腐的经验，以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为基础，以加强廉政伦理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为重点，以健全“三公”领域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突破口，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管理型制度为保障，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机融入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有效发挥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预防性和机制性作用。     

论毛泽东的党风建设思想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提出过一系列关于党风建设的思想:党要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克服官僚主义,反腐倡廉。今天重温这些思想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党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群众路线,必须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必须严惩腐败。     

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的国际化——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察

反腐败是我国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要求相比,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罪名设置较为狭窄,犯罪对象规定不合理,主观方面设置不科学,法定刑的设定不完善。基于进一步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治以及立足于当下反腐败的现实考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罪名体系的设置,适时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减少犯罪主观要素的限制;扩大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的范围;完善罚金刑,合理设置资格刑,进一步促进贪污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科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