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式应急治理机制的构建：香港模式的启示

中国正处于急遽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各种风险大量出现,突发性公共事件频频发生,给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如何应对各种风险与突发性公共事件是我国政府和社会亟需解决的重大治理问题。由于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存在,对于“风险社会”和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挑战,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无法单独应对,因而合作式治理成为一个普遍的选择。在合作式治理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成为风险社会的治理主体。近年来,我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就共同应对风险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但合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香港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领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合作式治理模式,可以为我国内地探索应急管理领域的合作式治理提供重要的借鉴。     

试析我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基本途径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公共事务治理层面上的一个缩影。面对政府与市场可能出现的“双重失灵”,非政府组织的存在就具有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非政府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合作,须以政府的合理赋权为前提,以明确双方的角色定位为基础,以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完善为保障。在慎重选择双方合作模式的同时,要进一步健全非政府组织的运行机制,以便为双方开展不同层次上的多种合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持和保障。     

我国地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伴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及政府职能的转变,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规范化问题,已经提到政府管理的议程上来。迫切要求地方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并同政府的改革与职能转变相结合,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本文从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规模,非政府组织自身能力、特点以及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政府在法律环境、管理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和非政府组织的自律机制等方面的应对措施。     

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应急管理:现实问题与制度完善

非政府组织是防范、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重要支撑力量。环境应急管理体制的不足和政府的不当应急规制行为,极大地限制了非政府组织对环境应急管理的参与度。美国有完善的应急法律体系,较好地保障了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应急管理的基本权益。借鉴域外有益经验,改革和创新现行环境应急行政管理机制,增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协作机制,是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环境应急管理的基本路径。     

非政府组织: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

由于在组织机制、专业技术等方面具有优势,非政府组织成为应对公共危机的重要力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此,政府要为非政府组织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拓展其充分发展的空间;同时,非政府组织也需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来保证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最终使得非政府组织能与政府组织良性合作,及时有效地防治危机。     

论当代非政府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

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各类非政府问国际组织迅猛发展，已逐步渗透到国际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并开始对国际裁军、国家政治民主化、地区冲突等敏感国际问题发挥影响。当代非政府国际组织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大多围绕联合国体系而进行，不断发展的当代非政府国际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非政府国际组织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关系的典型体现。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不足与对策

危机管理能力是现代政府必备的行政能力,而非政府组织由于其自身的优势补充了政府和市场的不足,成为危机管理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本文试从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过程方面来探讨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不足及对策。     

我国外政府组织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一直到90年代中后期,非政府组织的飞速发展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福利、环境保护、人道救援等公共事务管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政府管理相互配合,起到拾遗补缺的功能。就中国目前状况而言,非政府组织的法律远远滞后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存在不准确,过分限制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因此,需要对这些问题予以关注并研究。     

浅谈非政府组织在维稳信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稳定形势,公安机关承担的维稳工作日益繁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壮大及其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使其具备了参与政府维稳工作的必要条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特点和占有的社会信息资源,使其拥有了参与维稳情报工作的重要优势；公安机关与非政府组织建立情报合作关系,将推动维稳工作的进步.     

论非政府组织在推进残疾人职业教育中的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残疾人职业教育中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除了要继续发挥主导示范作用之外,还要积极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实现双赢,共同提高残疾人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发展活动

随着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引人注目 ,它通过会议机制、论坛机制和组织机制等联系途径 ,对联合国发展观念的更新、联合国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实施与监督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非政府组织不断深化对联合国发展活动的介入的同时 ,一些影响双方发展合作的因素也逐步暴露 ,预示着双方的合作道路并不平坦。     

关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探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的一项新生事物,它既体现了政府追求效率,转变职能的方式,又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成熟,是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一种崭新方式。本文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内涵、国内外政府购买的现实、政府购买存在的问题、政府购买的对策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试图对正在开展和即将开展的政府购买工作起到借鉴作用。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合作伙伴关系是政府在认识和解决与社会组织关系问题的一种新视角、新思路,是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以及实施公共管理时,与其他社会组织建立的一种相互沟通、协调和协商合作的机制和分担责任、分享收益,实现共赢的一种合作模式,表明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不再完全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是形成了具有很强契约特点的政府管理的新理念,体现出政府在公共治理中角色的转变及其对自身职能和地位的重新认识。     

国际反腐败法律制度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中心的分析

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变化,国际反腐败法律制度表现出立法的综合化、机构设置的专门化、职权的广泛化和国际合作的多样化等显著特征。而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与国际反腐败司法制度尚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对我国反腐败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应采取全方位综合性立法的思路,制订反腐败法或修订刑事诉讼法,加强反腐败专门机构建设,提高反贪污贿赂局的法律地位,建立专门审判机构,赋予反腐败机构具有秘密侦查权等更广泛的职能,并参与国际追赃机制,扩大反腐败国际合作和交流。     

“软法”与“软组织”——对巴塞尔银行监管体制的再认识

巴塞尔委员会通过发布一系列软法性质的巴塞尔协议推动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在促进各国监管规则的协调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相较于传统国际法中的以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条约为中心的运作模式，巴塞尔监管体制的运作方式是比较独特的。一方面，巴塞尔委员会取得的成就与其软组织性有很大关系；另一方面，巴塞尔委员会的软组织性与寡头俱乐部的实质又决定了它在国际金融监管领域所能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局限性。     

公共治理困境与公法学的理性回应

公共治理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方兴未艾的模式,但公共治理不是万能的,也存在治理"失灵",存在政府"空心化",公共行政"能力赤字"、问责过程的复杂化、成本—收益计算模糊化、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降低等困境。公共治理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术语,也是重要的法学范畴,主要表现为公共治理以依法治理为前提,是公民参与、协商合作的持续互动,是追求平等、权利、尊严的过程。所以,面对公共治理的困境,法学策略显得尤为重要,应当彰显公共利益,树立有限政府理念,增强政府核心能力;厘清责任链,建立责任政府,加强非政府组织的责任承担能力;引入成本—收益核算机制,提高公共治理的效率;减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种类,加强国家对民生的保障力度。     

对我国行业协会性质错位的思考

行业协会作为民间经济组织,在维护企业共同利益,促进企业和行业发展,监管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协调国家与企业、行业的关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行业协会在我国由于过多地受到政府行政干预甚至左右,因此发生了性质错位。通过分析其性质本原,可以纠正目前我国行业协会发展中的性质错位现象,以促进行业协会的正常发展。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珠海为例

本调研小组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现并分析了当前珠海市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了解程度不高,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均衡,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彻底落实"社区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基础,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多元化地拓展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渠道,创新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民间组织潜在动力的实际措施,建立社区民间组织宣传机制,扩大社区民间组织影响力,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社区民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