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以甘肃永昌“12·30”事件为例

县域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群众的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县域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低关注度与日益增加的群体性事件数量形成鲜明对比。甘肃永昌"12·30"事件就可以看出我国县域群体性事件发生、爆发以及善后过程。应结合县域城市特点,从县域群体性事件的萌芽、酝酿、爆发以及善后四个阶段构建我国县域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     

群体性事件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我国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府行为"越位"与"缺位"现象同时存在而引起的。在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束四个阶段中,地方政府的表现和态度影响群体事件的变化和结果。     

基于社会沸腾现象观察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分析——以L县保路运动为个案

为了让群体性事件更为形象化地呈现,本文将一种重要的物理现象——液体沸腾及其发生过程与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机制做类比,通过对液体沸腾过程的观察和分析,展开对L县保路运动发生机制和逻辑过程的研究。研究发现,作为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社会过程,群体性事件是因民众情绪的长期积压与克制,在特定事件的刺激之下而瞬间产生的共振现象。群体结构、民情基础、社会情境、地域空间,以及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等构成了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可分为五个逐级推进的层次,即问题的潜伏层、事件的初显层、舆情的集结层、事件的爆发和高潮层、事件的衰减平息层。本文试图以社会沸腾现象揭示群体性事件的动态演化和内在机理,以便较为形象地呈现群体情绪的传播、感染及"共振"的生成机制。     

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当代中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有复杂而深刻的原因。近年来,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是当前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主要诱因。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行为信用弱化、政策信用弱化、绩效信用弱化。提高地方政府公信力是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举措。     

从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看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陆良事件能否成为云南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拐点

近年来云南省群体性冲突事件的规模和表现形式不断升级,已经成为云南当前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云南省政府在对陆良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建立了以"群众诉求"为中心的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新机制,成为加强地方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基于问卷的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动因及对策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数据的分析,研究了群体性事件概念应包括以下几点,"群体性治安事件"可以说等同于"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具有人民内部矛盾的诱因性、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的众多性、群体性事件诉愿表达方式的非法性、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着重从不平等理论、公正受挫理论的社会群体心理分析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动因;在此基础上,提出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对策,建立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体系、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健全和完善社保体系。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纵深推进,社会群体利益日益分化和冲突,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法治维权诉求往往不能够通过有效途径实现,使得各地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基层政府作为有效预防和稳妥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应对者,其应对是否及时和治理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群体性事件演变的方向。研究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对提升基层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减少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为重要。     

社会转型期我国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及治理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视角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邻避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转型期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治理的重要因素。社会精英对邻避设施所在地民众的动员及组织、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及选址的"封闭化"、地方政府在邻避群体性事件中的低效回应、大众传媒的"扭曲化"宣传及网络谣言的"泛滥",共同构成了邻避群体性事件的形成逻辑。面对邻避群体性事件的挑战,在以政府为主体、多元利益主体共同配合的基础上,社会精英理性的利益表达和政策参与、相关企业切实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地方政府完善的环境决策协商机制及政府回应方式、大众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合理引导,构成了"利益共赢"路径下邻避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之道。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特征分析——以江苏地区为例

网络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主要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以及呈现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等特征,伴随着谣言扩散的同时还具有动态性、表层性的特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网络舆论使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具有自发性和快速性;在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微博舆论领袖的作用大、谣言的扩散推动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政府利用网络发布官方信息,安抚民心.     

利益矛盾向群体性事件演化的一般进路——以正式控制机制为视角的发生学分析

"过程性"而非"突发性"是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利益型群体性事件中,这种"过程性"所体现的是作为"始发点"的利益矛盾在时间维度上向群体性事件演进的过程。该演进过程同时是一个逻辑上可能依次历经矛盾发现机制、解决机制、预警稳控机制和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正式控制机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若正式控制机制运转不良,利益矛盾或已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得不到有效解决和控制,则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或再次复发。依此检视我国群体性事件多发的实际,则可得出:各正式控制机制存在问题、控制效果不理想正是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官方行动者”视角的群体性事件类型化

由于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对规范依据的"双重"复杂性,政府在实践中常常较难把握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法律与政策界限。从"官方行动者"的内在视角出发,将群体性事件分为合法的、可容忍的和越界的三种类型,这既有助于完善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也通过使不同群体性事件类型对应于不同的规范依据,有助于群体性事件应对的理性化、规范化。     

管控与疏导：群体性事件化解中的视角互换

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业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焦点和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难点,地方政府在长期的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已经建立了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导向,注重对群体性事件管控的工作模式,其重心在于＂堵＂与＂控＂。此种工作模式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实施成本很高、缺乏可持续性的弊病。由此,各级政府对于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既要看到其影响地区稳定等消极面,又要将群体性事件所隐含的积极因素挖掘出来,树立以管控与疏导适时互换为导向的工作理念,通过建立健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将其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要素,从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退出，呼吁和忠诚模型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群体性事件是民众面对政府绩效衰退时的一种呼吁,民众无法自由迁徙则是退出权的缺失。认为退出权的不同和忠诚即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两个重要原因,此外还包括参与人数,呼吁的成本,需求质量弹性等。降低群体性事件,应加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提高忠诚感）,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增加退出权）,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提高呼吁有效性）。     

社会转型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应对

群体性事件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必须要正视的话题,对于正处在社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价值体系重构中的中国,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影响了社会的良好秩序和稳定发展,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充分做好预防和应对工作。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政府危机管理的必要性,尤其是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效、及时地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可以极大地缩减社会成本,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     

一个重要视角：农村传统群体性事件——对贵溪“8·19”恶性械斗事件的分析

以诱发的主要原因为论,可将发生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分为“械斗、税费、土地”三个时期。从历史上看,为便于研究和区分,可将上世纪80年代及之前发生的以山林水利纠纷等为主的群体性事件称为传统群体性事件。传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外部特征就是宗族械斗。但近几年学术界似乎已使其变得陌生,发生在2004年8月19日的江西省贵溪市的恶性械斗事件又使它变得清晰。政府应对农村传统群体性事件有更积极的作为,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     

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原因及预防处置对策探析

当前,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如何正确认识、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政法战线乃至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从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原因着手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预防和处置对策,以增强相关部门有效预防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群体性事件视角审视农村基层政府的转型

随着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农村群体性事件亦频频发生,并且呈现出＂起因多为经济利益诉求事件、性质多为正常维权活动、矛头指向多为基层政府＂等特点。探求群体性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可以发现,基层政府的理念滞后、体制障碍以及行为失范正是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实现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型：增强对话意识,健全利益表达机制;适当下移行政管理权力重心,放权基层;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提升基层政府行政能力以构建新型＂服务型政府＂。     

探讨我国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预防与处置

当前,我国处于群体性治安事件的高发期,如何正确的预防和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应当准确定位群体性治安事件的含义和性质,理性分析目前群体性治安事件的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坚持以预防为主,完善预警机制,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相关部门协同作战,快速控制,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力量,应当准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当好党委和政府的参谋,积极预防和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     

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失责的理论和制度分析

群体性突发事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政府作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特别是群体性突发事件处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其责任缺失是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激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制约“平安广西”建设的群体性事件化解方式研究——以善治为视角

广西区内群体性事件现状、特点及诱因表明,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制约平安广西建设实效的重要因素。善治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可以引入对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通过加强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建设,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互动、共同参与的善治模式,能有效化解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