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表达——对民族自治立法机关主体功能定位的思考

习惯法伴随着民族的发展长期存在,在现代社会,少数民族习惯法也以其自身的形态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中国社会法治化道路需要国家法同习惯法进行对话和对接。民族自治立法机关要真正成为对话的通道和对接的平台,正确定位自身主体功能,加强对国家法进行＂习惯解读＂和对习惯法进行＂国家法式梳理＂,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现代表达,为中国法治社会建设做出应有之贡献。     

浅析我国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契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都会形成具有强制力的民族习惯法.另一方面,我国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权.如此,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存在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的规制,处理好二者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对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有借鉴意义,而且关系整个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以研究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冲突为切入点,提出在立法活动中达到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契合的设想.     

试论云南壮族习惯法的社会功能及其保护——云南壮族习惯法研究之二

云南壮族习惯在壮族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主要包括保护生态和生活环境功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功能;稳定社会、凝聚群体的功能;传递民族文化,宏扬民族精神的功能;对国家制定法漏洞的填补功能。故必须对习惯法给予有效保护,具体措施有建立"法律多元论",提升云南壮族习惯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立法形式强化云南壮族习惯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革除陋习,培养和创新以传递民族文化,宏扬民族精神为内容的习惯法。     

培育理性法律文化的几点思考

法治社会,是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法律制度两方面的因素。没有观念的革命,法治就可能是空谈。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适应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要求,适应中国从传统社会结构体系向现代社会结构体系的历史变不敷出须高度重视和培育适应时代潮流、具有鲜明时代精神、适合我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理性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     

法治的动力,探索中国进入现代法治的路径

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选择。法治,既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又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依据法治规律所创建的现代治国模式。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依法治国"目标的引领下,准确把握并努力创造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动力体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法治道路,对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法治化至关重要。     

断裂、失范与衔接——试论当前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动与走向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展以来,本土资源说与移植说分庭抗礼,而在本土资源说中,少数民族习惯法无疑成为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当学者们对各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行整理研究后却发现,少数民族习惯法由于缺失现代法治的重要基础,而不能简单地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直接渊源,相对于我们一直致力于发展的法治现代化来说,它们呈现出突然的断裂状态。而现代法治在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统一实施中,具体的运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时,却显得有些难以掌控。于是,习惯法与现代法在这些地区冲突着交织并行。本文试图以凉山彝族习惯法为对象,从后现代主义法学解构的角度剖析习惯法的断裂及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失范,进而重构两者通过良性对话后的衔接,以期能加强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意义。     

萨维尼法哲学思想与乡土中国

萨维尼为19世纪历史法学流派的先锋人物,其提出了德国法构建中的民族精神性,即认为法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自给自足与自我演进的过程.乡土中国法治进程举步维艰,个中原因不外乎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的冲突,面对冲突,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法治社会的进程应当认真品味萨维尼“民族精神”的法哲学思想.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排斥与融合:论调解对习惯法“中心化”的证成

国家适当的法律制度形态不能仅仅从正式的成文规范的形式合理性角度判断,古代中国没有走上法治之路,与习惯法难以制度化地进入国家法而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有密切关系.在应对关系密切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冲突时,习惯法是重要的规范依据,习惯法的“中心化”可以通过习惯的调解治理模式实现.2011年《人民调解法》的颁行和新《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司法确认程序作为大调解体系建构的两个重要支撑,说明国家控制全面进入这个传统的社会领域.人民调解在新的发展态势下应该认真对待习惯法,使调解成为习惯法析出的一条制度化轨道.这是中国法治现代化在面向法律多元、价值多元和文化多元的挑战时应该要做出的回应.     

法治的动力,探索中国进入现代法治的路径

法治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选择。法治,既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文明成果,又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下依据法治规律所创建的现代治国模式。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依法治国＂目标的引领下,准确把握并努力创造推动中国法治建设的动力体系,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法治道路,对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法治化至关重要。     

彝族传统习惯法的现实表现及成因分析

建立在旧有经济基础之上的彝族传统习惯法,伴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并未完全被国家法所取代和消除.甚至在现实中顽强的表现着,对民族地区国家统一法治建设造成一定的羁绊和负面影响.因此分析彝族传统习惯法的现实表现及成因,有助于我们思考和设计民族地区国家法治建设进路,从而更快推进民族地区国家法治现代化.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法治之路的思考

在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中，理论界有法治的本土化与现代化两种说法，其着眼点都在于造就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社会，只是二者关于法治社会构建的路径不同。笔者认为，就中国的法治而言，本土化与现代化并非两个相对的概念，本土化指的是我国构建法治社会...     

理念、制度与法治实践——一个文化的分析视角

从文化的结构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从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历史性跃进是一个从文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精神层面逐步递进、逐步深化的过程。而国人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与实践,从粉碎"四人帮"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近30年间,在近代以来的"大圆圈"上,又产生了一个"小圆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深入到法律文化的核心层面——观念(理念)层面,并使之从法制向法治转变。中国当下法治实践最大的问题,在于法治与法治理念并没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因此,培植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并使之在全社会形成共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观念基础。     

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

当代中国虽然在法治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它仍存在着一个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问题,传统的法律文化仍在延缓或阻碍法治国家的进程。努力构建法治社会,尤其需要我们树立起对于法律的崇高信仰。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展现的战略定力

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方针以后,法制(法治)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对运用法治进行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越来越自信.中共十五大确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法治建设就成了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问题.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不仅是对西方法治外交的应对,更根本的是要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实现执政方式的转变,建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或者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问题,《决定》在很多方面都显示出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性思考,显现出是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战略定力.     

试论中西法治的三大历史落差

中国和西方社会在法律发展史上具有较大历史落差。西方社会具有较清晰的法治线索，法治思想、立法活动、司法过程等诸多方面的启蒙和发展均早于中国，形成了较为发达的现代法治体系。中国法治思想数千年来一直纠缠于礼与法的斗争之中，立法粗疏，诉讼过程专横，使现代法治的形成具有诸多先天不足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必须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国情特徵，不可类比西方，更不可模仿或全盘照搬英美，必须坚持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党规国法并重 坚定不移走法治中国道路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特别是提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把党章所统帅的党规党纪体系正式纳入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中,为理顺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奠定了法理基础,这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无疑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必须立足于现实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历史要追溯到清末的法制改革。从那时开始,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和借鉴西方法治现代化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人权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人权内涵",集中表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基本逻辑和核心要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理论基点是"人民主体论",即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主体和人民权利作为始点和归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进路选择,是以"发展促人权",即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进程中实现全体人民人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体系的逻辑架构,就是"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百年法治进程的基本逻辑与执政党角色——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依法治国”方略提出24周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法治工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本质特征。中国法治进程近代发端的特殊性在于其被动性和外在强制性,中国法治现代化面对的基本难题是其所遭遇的"矛盾的现代性":一方面必须彻底反帝反封建以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必须学习并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实现现代化,这就决定了中国走向现代法治之路的曲折性。新中国建政之初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不仅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还是当代中国法治体系的"基础规范",它内在蕴含着"法治国家"的必然性。新中国法治建设在经历一定时期的挫折之后,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和正确领导,终于走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正途,开创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全新局面,形成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向着"法治中国"战略目标不断胜利推进。所有这些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执政党之于中国法治建设所承担的领导者、设计者和推动者的伟大角色,亦归因于法治建设进程中执政党对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方法论的兼重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