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犯的刑法学界定

初犯 ,在刑法学上应当界定为 :行为人在第一次被有权司法机关以生效法律文书形式确定有罪之前实施的全部犯罪行为。初犯作为量刑情节 ,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在某些案件中 ,初犯还是法定量刑情节。初犯的刑法学界定应当有别于犯罪学界定 ,因为两者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 ;刑法学上与“初犯”相对应的概念应是“再犯” ,而不是“累犯”。初犯的刑法界定应当与相关法律法规紧密结合 ,还应当充分考虑初犯与再犯区别量刑的理论依据和基础 ,即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受过刑法谴责性警告、对刑法制度的蔑视程度以及犯罪的社会因素等     

酌定情节探讨

酌定情节是刑法理论界认识得不尽透彻和全面,立法上不很完备的一个刑法范畴。因其直接影响刑事司法实践活动,故有必要对其重新审视。本文拟就酌定情节的概念、功能及认定等几个方面,作一探讨。一、关于酌定情节概念中两种通行观点的商榷纵观众多的刑法学论著关于酌定情节     

初犯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刑法内涵

我国刑法虽未直接规定“初犯”,但这一概念常作为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规定于司法解释中。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已失效)即将初犯明确规定为刑罚裁量情节。     

论我国刑法中的“情节显著轻微”

“情节显著轻微”是我国刑法中罪与非罪的分界线,对其正确认定在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刑法第十三条关于情节显著轻微不为犯罪的规定,应适用于分则的所有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应依据刑法法条,司法解释以及案件的具体情况,正确适用刑法第十三条的“但书”条款。     

被害人过错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及对策

由于我国刑法研究主要从行为人出发，从而导致被害人过错情节的理论研究相对薄弱，法律规定缺乏，在司法实践的运用存在随意性，被害人过错情节在司法中的地位没有得到重视。文章以一名司法实务工作者的视角，对司法实务中的被害人过错情节的困境和对策进行探讨，以期对被害人过错作出准确的刑法评价。     

量刑情节概念新解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对量刑情节的概念一直存在着多种理论观点,且至今未能形成一致的认识.这一局面已对我国规范化量刑的司法实践形成了重大制约.应将量刑情节的概念界定为:刑法明确规定或者予以认可的、基本犯罪事实之外的、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并在法官裁量刑罚时据以决定对犯罪人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各种主客观事实情况.量刑情节与定罪情节既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应注意区分不同的评价层面.     

酌定情节论

酌定情节是理论界认识得不尽全面和透彻、立法上不很完备而对司法实践意义重大的刑法范畴。本文拟就酌定情节的概念、功能及认定等几个方面,作一探论。 一、关于酌定情节概念中两种传统观点的商榷 纵观众多的刑法学论著关于酌定情节概念的表述,大多在以下两个方面形成了共识: 1、酌定情节只是量刑情节之一种。如有人指出:“酌定情节是从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法律没有明文的具体规定,而由审判机关灵活掌握和运用的量刑情节。”更具代表性的是,作为全国高等院校法学统编教材《刑法学》及《中国刑法学》,都只在“量刑的情节’里论及酌定情节。 2、酌定情节是法定情节的对称。即:酌定情节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节,而法定情节仅仅是指刑法具体规定的可以或者应当从重、加重、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     

论情节对定罪的意义

情节在我国刑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案件无一不是对情节的具体运用。但从对情节的研究看,多偏重于其量刑作用。其实,情节在定罪中的作用,并不亚于其量刑作用。从定罪是量刑的前提这个意义上说,定罪情节比量刑情节显得更为重要。因此,笔者认为应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强对定罪情节的研究,正确认识和处理定罪情节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明确情节对于定罪的意义,拜清情节在定罪中的重要作用,正确运用情节,准确定罪,保证刑法的统一正确实施。     

“醉驾入刑”应当考虑情节因素——从刑法规范与刑法精神的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正案(八)")生效至今,围绕"醉驾入刑应否考虑情节因素"等问题进行的讨论至今不止。本文从《刑法》关于犯罪概念、犯罪特征的规范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法谦抑性等方面分述之,以期从刑法规范与刑法精神的视角,佐证"醉驾入刑应当考虑情节因素"这一观点,并为司法实践和学术交流提供一种思路。     

浅议侵占罪与不当得利之民刑交叉关系

侵占罪和不当得利本来是刑法和民法中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二者却有着交叉关系,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甚至难以辨认某一事件到底是民法上的不当得利还是刑法上的侵占行为,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三方面对二者之间的刑民交错关系进行分析。     

数额犯中数额认识错误的评判

在我国违法和犯罪分开的二元立法背景下,必然使犯罪概念蕴含着罪量要素,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当中的数额犯、情节犯等概念亦成为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故此数额犯便成为了我国刑法理论上所特有的犯罪形态.因此,有必要对数额犯中数额认识错误的问题进行系统讨论,并提出相应的评判标准,以期能更好的解决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难题.从数额犯所涉及的数额的概念入手,明确数额在数额犯中乃至我国刑法中的定位问题是研究数额认识错误评判的前提,由于数额认定是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数额在刑事案件中看似具体但又包含着抽象的成分,所以既需要对其进行量的判断,又需要相应的价值判断.有了对数额认识错误的法理评判,就能结合刑法条文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具体案件中行为人的数额认识错误问题作出正确的诠释.     

浅析自首的认定——以张某故意伤害致死一案为例

针对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自首情节的认定标准仍存在一定模糊性的问题,本文根据我国《刑法》中对自首的规定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实际司法实践为依托,以张某故意伤害致死一案为切入点,阐释对自首情节的认定标准。     

何种盗窃未遂行为应予定罪？

何种盗窃未遂行为应予定罪？肖红光盗窃未遂行为的定罪问题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对单独的盗窃未遂行为予以定罪处罚的，在司法实践中较为罕见。在盗窃既遂已构成犯罪的案件中，盗窃未遂行为也往往只是视作无关紧要的情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轻纵了犯罪...     

刑事司法之用在于穷其义理——评张建《刑事司法与前沿理论》

《刑事司法与前沿理论》是一部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著作。讨论的问题多为刑事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关于刑法褒义价值取向和贬义价值取向的观点的提出，有助于刑法基础概念的廓清。将人权化与“人性司法”理念的结合，体现了一种政策的核心要求。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对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以及物质补偿的评价，应当结合法的价值和社会效果综合分析。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刑事解释必须坚持合法性与法律适应性的有效统一。     

对刑法十三条但书的解读

《刑法》第13条的规定被普遍认为是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定义，这个定义是对形形色色犯罪所作的高度概括，是我们认定犯罪、划分罪与非罪界限的基本依据。但是，对于该条“但书”的内容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解读，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书的规定，涉及到刑法所有罪名，对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保持刑法的稳定性有很大的价值。本文试就但书具体适用中的几个常见问题进行探究，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从一起系列抢劫案谈抢劫罪的几种加重情节

应该对《刑法》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进行正确理解，以确保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抢劫罪的加重犯和恰当量刑。     

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

量刑情节的立法完善胡学相情节一词，因其具有高度概括性而在我国刑法规范中广泛地存在着，但是正由于其内涵的不确定性和高度概括性，同时给司法实践带来一些混乱。作为情节内容之一的量刑情节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仅就量刑情节存在的问题和立法完...     

"违法所得"探析

"违法所得"这一法律术语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等事实、情节的认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违法所得"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着司法实践中案件的处理。在刑法中,应当将"违法所得"解释为违法行为获利数,不仅符合立法文字原意,而且实践操作可行,不影响经济法、行政法与刑法对非法利益认定处理的合理有效衔接,并且刑事司法实践也逐渐认可了这一点。     

德日刑法中的责任理论及对我国量刑的启示

德日刑法的责任理论发端于责任概念,历经百年已成为大陆法系刑法的基本原则。责任主义在量刑中具有刑罚限定机能、刑罚均衡机能。责任主义不但被德日《刑法》规定为基本原则,还被《宪法》规定为基本原则。其量刑司法活动通过责任刑(点理论或幅理论)限制目的刑,否定了将人作为工具威慑他人的正当性,并得到大量判例的支撑。我国量刑理论具有滞后性,给实践带来的问题包括:各地《量刑实施细则》不区分责任刑情节与预防刑情节;目的刑随意突破责任刑上限的状况较为常见;司法解释违背责任主义。建议在我国刑法中规定责任主义与责任刑、发布量刑情节分类指导规范、在审判中贯彻责任主义。     

共同犯罪身份问题研究

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有些犯罪的犯罪主体是由特殊身份的主体构成的,刑法理论上将其称为身份犯,而刑法总则却没有对"身份"的含义作界定,刑法理论对"身份"概念、分类也有不同观点,当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时,如何定罪,我国刑法没有规定,刑法分则、司法解释对贪污罪、徇私枉法罪等个别犯罪作了规定,但这些规定缺乏全局性,司法解释本身的合理性也值得商榷,实践中对于共犯中身份问题的处理很不统一,本文从身份、共同犯罪、司法实践着手对共同犯罪身份问题作一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