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行为的刑法机能研究——入罪视角下的分析

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大量的行政行为在定罪、量刑、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等方面的条文，凸显了行政行为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影响。行政确认行为体现了对同一个行为之主观心态认定的行政认定和刑事认定产生的悖论，这要求刑事司法认定不能以行政确认为前提。行政处罚作为犯罪成立之前提更有准严格责任适用之意味，这会导致取消该罪本身成立的既有刑法标准。在量刑上，行政处罚作为刑罚从重处罚的依据是时无关之已受处罚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当评价的结果。基于常识，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行政处罚作为刑事司法的证明事实也是没有必要的，作为刑罚替代措施的行政处理是违法司法解释的产物。基于此，对入罪和量刑之行政行为必须建立一般司法审查机制，这是控制大肆扩张之行政行为以及罪刑法定和人权保障的基本要求。     

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的适用

由于行政法和刑法之间的交叉融合，行政法规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法规范，可以成为认定犯罪的前提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围绕行政法规在刑事司法中如何适用却存在着不小的意见分歧，而分歧背后反映了违法一元论与违法相对性的理论争议。我们应当立足于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从行政犯的双重违法性、行政法规中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行政法规的修改等三方面在刑事司法中准确适用行政法规。     

“打早打小”政策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

"打早打小"刑事政策最初是作为说明黑社会组织犯罪立法的理论基础而提出,运用于刑事司法实践则与刑法构成要件的刚性规定发生碰撞。"打早打小"刑事政策不能突破刑法规定的构成要件,随意降低黑恶犯罪的入罪门槛。实践中有关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标准被人为拔高,远远高于国际社会有组织犯罪的入罪标准,也与刑法的规定不相符合。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标准降低为司法解释中的恶势力犯罪集团符合"打早打小"刑事政策的要求。     

解读非法经营罪的弹性条款——行政犯罪视野下的探讨

"带头大哥"涉嫌非法经营被逮捕①后对《刑法》225条第4项非法经营行为的弹性条款规定的质疑再次浮现②。非法经营罪不是口袋罪,本罪属于行政犯罪,以行政违法为前提,以刑事违法为落脚点,决定了弹性条款的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本罪也必须要求行为具有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双重违法性。     

共同犯罪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

共同犯罪在刑法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各国刑法所关注.在共同犯罪的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实行犯实施的与共谋的犯罪不一致、超出共谋犯罪故意的犯罪行为即实行过限行为.实行过限认定问题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疑难问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交通肇事中"肇事后逃逸"问题浅析

交通肇事案件是刑事案件中最常见的一种,作为一种过失犯罪,"肇事后逃逸"的认定对于案件的定性和量刑都具有重大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公安交警部门出具的行政法意义上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刑事责任认定的核心和基础,但基于行政法上的责任认定,是否能够直接作为刑法责任认定的依据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还有诸多方面值得商榷.本文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部分典型案件为例,从"肇事后逃逸"的核心价值追求和行政法上的责任认定与刑事责任承担之间的衔接的角度,阐述了对于"肇事后逃逸"的认识和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     

贩毒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相关问题探析

司法实践中，贩毒案件违法所得数额认定有时会出现争议。违法所得数额在购毒者把毒资交付给贩毒者时即已确定，不受贩毒者后续处置行为的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应贩毒者所贩毒品数量的附加惩处。成本本应是认定所得数额的重要因素，但犯罪成本因受犯罪行为和资金的非法性影响而丧失合法性，因而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毛利原则比纯利原则更合理。从宏观的贩毒链条共犯关系看，从在案贩毒者处连带没收购毒者支付的毒资总额，是认定违法所得数额的另一途径。我国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用于强化毒品犯罪打击效果的扩大没收则制度，进一步完善、优化现行的刑事没收制度。     

论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司法认定若干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新刑诉法生效实施以来，司法机关依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启动追赃诉讼的司法实践并不理想，主要问题在于该程序在立法设计上存在一定缺陷，相关司法解释未能全面领会把握该项立法的本意，并在诉讼证据标准等方面的司法认定上设定了程序性障碍。本文试就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受案范围受到限制、立法未赋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参与诉讼权利、严格的刑事证据标准导致多数追赃案件无法启动特别程序、我国法院作出的没收裁决难以在外国得到有效执行等问题进行分析研究，针对司法认定中若干法律适用问题，提出了立法和司法完善的意见，包括对“逃匿”情形作立法和（或）司法上的扩大解释；赋予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中参与诉讼的权利；完善公告境外送达的司法协助程序，健全我国生效的没收裁定在国（境）外获得承认与执行的刑事司法协助诉讼机制；证据标准参照民事诉讼“优势证据”原则；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慎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等。     

“行为差误”的刑事责任初探

行为差误的刑事责任问题,在各国刑事立法中虽无明文规定,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各国刑法学者和司法实务界所重视。由于各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实务所采学说不尽相同,对行为差误的处理也有较大差异。在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际部门对此也有较大争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认识上的分歧,必然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因此,进一步研究探讨行为差误的刑事责任问题,无论在刑法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结合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广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刑事违法所得的界定与追缴程序之完善

本文指出违法所得是刑事诉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面对司法实务中认识和操作上的困惑,有必要引入＂刑事违法所得＂这一概念以对这一类问题进行规范和研究。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有必要明确赋予公安、检察机关在相应诉讼阶段中追缴一定范围内刑事违法所得的权力,以进一步完善有关刑事违法所得的追缴制度。     

浅议交通肇事罪中的“酒后”驾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酒后是某些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之一。但是没有对酒后的认定作出具体规定。而2004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国家标准(GB19522-2004)中规定驾车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mg/100ml才能认定酒后。那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是否要依据GB19522-2004这一国家标准来认定酒后驾车呢?本文从刑法解释,刑事审判依据、司法独立原则、司法实践效果等方面进行了阐述。     

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

由形式谦抑性与实质谦抑性的有机统一、立法谦抑性与司法谦抑性的动态均衡所决定,前置法备而刑事法不用或少用,刑事立法备而刑事司法不用或少用,这既非象征性刑法在我国发韧的表征,亦非积极刑法观在中国肇始的告白,而是以谦抑性为内核的传统刑法观之精义所在。由此决定,刑法谦抑性在我国刑法现代化进程中的实现之路在于刑事立法扩张与刑事司法限缩的并行不悖和张弛有度,前者以行政犯增设的犯罪化扩张和刑罚强度减弱的结构化调整为主线,后者则应致力于以下两条进路的展开:一是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法适用解释对立法犯罪化之司法认定限缩;二是前置法优先处理原则与刑事法优先处理例外相结合的刑事案件办理模式的倡导。     

试论“没收违法所得”不应当列为行政处罚种类的理由及处理方式

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之一,在行政执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从法律特种分析,没收违法所得的根本属性是纠正违法行为,不具备行政处罚的属性,而且没收违法所得可能侵害其他合法权利人利益。《刑法》在处理非法财产时,将没收财产、追缴或者退赔违法所得以及没收违禁品、没收犯罪分子所用财物等严格区别适用,非常值得《行政处罚法》借鉴。建议修订《行政处罚法》时,将没收违法所得从行政处罚种类中删除,将其作为纠正违法行为的方式加以规范,并明确行政机关的监督执行职责。由于违法所得涉及行政法、刑法、民法领域,国家应专门立法,对违法所得的认定、计算方式、税费征缴以及没收、追缴、退赔等处理方式予以规范和统一,在此基础上清理各部门法律、法规中涉及没收违法所得的条款。     

浙江首次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贪官家属责任

在经济类违纪违法案件查办中,常常遇到被调查人亲属隐瞒或者帮助隐藏转移违纪违法所得等问题。一些地方往往只注意处理被调查人,而忽视了对其亲属这种行为的认定和处理。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在一起受贿案件中将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起诉,并最终获得人民法院的认定,其司法实践值得关注。     

浅析我国刑法中的转化犯

司法实践中,对于转化犯的认识分歧颇多,也给认定带来一定的困难。本文从刑法学的角度出发,结合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全面分析了我国刑法中转化犯的概念、构成、类型、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的认定等问题,提出转化犯的构成由前行为、后行为、主观故意和法定性四个要件组成,转化犯的类型可分为标准转化犯和拟制转化犯等观点。     

间接正犯:以中国的立法与司法为视角

间接正犯是大陆法系刑法中的概念 ,在目前中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尚未使用这一术语。但由于间接正犯能够准确而恰当地说明行为主体把一定的人作为中介实施其犯罪行为 ,而其所利用的中介由于某种情况不发生共犯关系的情形 ,这一问题在事实上早已进入我国刑法理论的研讨视野 ,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实际作用。那么 ,中国的刑事立法与司法应给予间接正犯以何种地位 ,怎样认识间接正犯的性质 ,如何把握间接正犯的形式 ,实践中如何对间接正犯加以认定 ,就成为需要研讨的课题。     

浅议贪贿案件中"小金库"款项性质认定——以一起挪用"小金库"中职工工资为例的分析

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主要是公共财产中的公款,但是刑法、立法解释、司法解释,都没有对公款的概念和外延予以明确界定,司法实践中对公款认定标准的掌握也不统一,尤其是对因公权力不规范运行而游离于财务监管之外款项的性质如"小金库"款项的性质更是存在深刻分歧.本文以挪用"小金库"中职工工资案为例,对贪污贿赂案件中"公款"的认定标准略作研究,希望能对司法实践统一公款认定标准有所裨益,同时能对以游离于财务监管之外的款项为对象的犯罪认定有所启示.     

我国刑法中“明知”的含义和认定——基于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分析

"明知"是我国刑事立法普遍运用的表述犯罪主观要素的术语,也是长期困扰刑事司法实践的焦点问题之一,我国刑法学界对于"明知"的内涵也存在重大的认识分歧。在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明知"的规定存在着混搭使用、表述模式的级次混乱、含义不统一等问题,这不仅导致刑法用语在文理上的混乱,混淆了罪过的基本类型划分,而且影响了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近期的司法解释在形式上搁置了"应当知道"术语的使用,确立了"可反驳的客观推定"的认定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关于"明知"立法技术的不断进步,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需要在理论上讨论解决。     

"当场醉酒"刑事归责的路径探讨——基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视角

当场醉酒作为司法实践中的非典型情形,对刑事司法的归责带来了现实挑战.对醉酒驾驶的基础理论的梳理表明,尽管针对当场醉酒行为的刑法适用的路径具有多种方式,但是基于刑法罪名的系统分析并结合经验判断,在追责的前提下以危险驾驶罪予以论处具有正当性.当场醉酒纳入刑事责任的难点在于,事后的酒精含量检测结果与"醉驾"时的非直接对应性,在基础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应当合理运用刑事推定并进行证据补强,从而合理化解当前司法实践处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防范行为人逃避刑事打击的主观动机与客观行为的发生.     

对共同侵害人正当防卫的解读

从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着手，通过实践中的疑难案例，基于对刑法规定的解读，在刑事立法精神的指导下，深入分析对共同侵害人正当防卫的司法适用，在分析案情的基础上解析对共同侵害人正当防卫的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