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漕运文化概说

天津漕运历史悠久,天津城市聚落就是伴随漕运而逐渐形成的。明清两代是运河发展的鼎盛期,也是天津城市同步发展的黄金期。漕运文化对天津的妈祖文化以及方言、饮食和文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古医籍中对痛经的认识及证治

痛经这一妇科常见病,最早作为月经不调的伴随症状,到清代最终独立成为一种疾病;病因从最初的风寒外邪,发展到明清时期的多种内外因,病机主要是气血壅滞不通和气血亏虚不荣;治疗方面从汉唐时期就形成了辨证治疗与通治方治疗两种思路,宋金元时期通治方有较大的发展,而明清时期辨证治疗则成为主流.     

文人话本与吴越文化

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繁荣的城市经济极大地刺激了话本的创作与传播,发达的教育为文人话本创作与消费培育了一批作家与读者,南宋的说话艺术为文人话本的创作提供了范本。明清文人话本作家绝大多数是江浙人,文人话本也大多刻于江浙地区,主要是苏州和杭州。文人话本形成了苏州、杭州两个创作、刻印中心,成为吴越文化独特载体。     

浅论商丘古城的文化内涵

商丘古城建筑十分独特,是古代城池的典范之作。它是商丘地域文化——商宋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商丘古城的街巷四合院见证商丘明清两代历史的兴衰,商丘古城的近代建筑见证商丘近现代划时代变迁。     

寒温争鸣论析

从学术争鸣的角度,对持续千余年的温病学派与伤寒学派的论辩,进行简要地历史梳理。该争鸣早在晋唐时期即开始酝酿,两宋金元已正式发端,明清两代则更为深化和激烈,进而形成各具辨治理论体系的并列于外感病学中的两个学派。鱼伤寒关前,故其实质乃是温病学派对伤寒学派的争鸣,确系外感病医疗实践发展的必然。     

大同古城和蒙古地区的悠久往来

早在辽金元时期,大同古城曾是管辖蒙古部落和北方牧区的行政中心,行政纽带串联起大同与蒙古地区的密切联系;明清两代,大同地区率先发展起直接对蒙古地区大规模贸易往来的边境市场和外贸商队,强化了与蒙古地区的经济往来;万里茶道形成后,大同古城又以深厚的历史积淀迅速加入到国际贸易大潮中。     

论湘西革命老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特色内涵

湘西革命老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融入了民族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同时又蕴含了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内在统一,民族传统精神与革命精神内在结合的思想教育资源.红色文化与革命精神中融合湘西各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精神,赋予湘西革命老区思想教育资源独特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是当今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色资源.     

南京城市文化的形成过程与精神体系

古代南京城市文化形成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先秦到六朝是它的奠基期,初步形成了南京城市文化与精神框架;隋唐至两宋是它的深入发展期,出现了独特的诗人政治家群体和商业文化;明清时期,南京作为东南重镇,市民文化蓬勃发展,城市商业和文艺活动兴盛,古代的南京城市文化逐渐成熟且形成了体系。到了近代,南京城市文化经历了现代转换,完成了从古代农商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的转型。由此,南京城市文化形成了自六朝以来的诗意审美文化、日常市井文化和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文化体系。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启示

中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其官吏制度早在古代即自成体系,在这官吏制度的延绵发展过程中,监察制度的内涵也日渐丰富。应当说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魏晋至隋唐时期而完备于宋元明清时期的。本文对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逻辑线条作了梳理,并对我们构建科学监察体系方面的启发略陈一管之见。     

传入朝鲜与韩国的新安医籍

新安医学在明清两代达到鼎盛,同时有部分医籍传入了今日朝鲜与韩国所在的朝鲜半岛,因此有必要了解明清时代传入朝鲜与韩国的新安医籍数量及其他方面的状况,以期对新安医籍有更全面的了解.     

《赵氏孤儿》跨文化传播现象考察

元杂剧《赵氏孤儿》是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在中外戏剧史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成为西方人较早了解中国文化的一面窗口。它的成功传播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元代的多元文化,是作品艺术成功的关键,也是西方人中国记忆的主要依据;二,明清两代作品思想主旨的确立,是西方人中国想象的文化基础;三,西方的文化输出,和与东方对话的需求,是作品成功传播的外部原因.《赵氏孤儿》的成功传播,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浅议苗巫文化表现形式及其现代化

苗族巫术文化是一种起源于上古时期我国南方地区的古老文化,这一文化的创始者据传是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其创立的巫教被视为苗族巫术文化的开端。苗族巫术文化最为出名的地区之一是湖南湘西地区,湘西地区的蛊术和赶尸这一系列神秘的苗巫文化风俗以神话传说、鼓舞、傩剧等形式广泛存在,在民间传播面极广。现代的苗巫文化与旅游业结合得更为紧密,大多数民间传说和相关风俗早已与现代旅游文化融为一体,古代神秘的苗巫文化现今已成为这一地区的文化名片。     

文化变异：明清“邪教”教义的形成与内涵

这里的"邪教"概念侧重于明清时期那些与社会、政府相对立而没有明确具体的政治目标的民间教派。邪教教义是邪教组织的信仰核心,其载体就是邪教经卷,形形色色的经卷基本上都借用了现成的文化传播形式,尤其是宝卷。邪教教主一旦拥有经卷,也就拥有了传教权力,而且,其背后都隐藏着强大的经济动因。明清邪教教义的形成,与历史上宗教文化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尤其是受到了历史上弥勒教、白莲宗、摩尼教等异端思想的影响。明清邪教教义主要包括:"三佛应劫"说、"无生老母"信仰、末世思想、叛逆思想、劝善与迷信等内容。     

试论隋唐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嬗变

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和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古代社会,粮食问题关乎国家、社会稳定,关系王朝兴旺昌盛。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丛先秦时期开始萌芽,至秦汉时期得以全面发展,隋唐时期趋于完善,宋元明清时期最终定型并增加了新的内容。重农思想和粮食安全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并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在这个思想体系中,重农思想是保障粮食稳定、充足供应的基础,储粮备荒是应对粮食危机的主要方式,赈济灾荒是发挥粮食安全作业的重要手段,粮食流通在调剂地区粮食余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以粮食为基础的国家政策是重农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     

周恩来的西方文化观

周恩来的西方文化观是在中国长达百年的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是周恩来针对如何解决中国面临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两大主要问题而提出的自己的一系列的理论观点。他的西方文化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主要是针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推求比较,后一个时期是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利用。     

关于豫南泌阳古代文化的初步认识

上古时期,位于豫南的泌阳地方属于荆楚文化类型。中古以后,随着中原王朝国家权力对地方控制的强化和渗透,特别是明清时期移民的介入、商业的活跃,南北地区间经济、文化联系空前加强,泌阳固有文化归属所形成的地方性逐渐受到冲击和否定,表现出向中原文化归依、融合的趋向和特点。受其地貌所决定,天然地表现出山水文化的丰富内涵,或为依托其上的神灵和传说,或为通染性灵的隽永诗章。客观地对众多传说的生成加以考实,均应归入荒诞无稽者流。然它们一旦成为普通民众精神世界的构成部分,便可演化成为一种带有浓郁宗教色彩的膜拜神灵的文化现象,并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和产生恒定的作用。     

杂字（中国民间识字教材）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

杂字是中国古代流行于民间的与"三、百、千"并行的一种非正规的识字教材.杂字起源较早,内容贴近生活、通俗易懂,明清时期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杂字不仅为我国古代普及大众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还跨出国门流传日本、对日本的教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逊、净明迈、万寿官文化演变论纲

许逊、净明道、万寿宫是三个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文化现象。形成于东晋、兴起于唐代并延续千年的许逊民间信仰文化 ,是在江西影响最广最久最具代表性的民俗文化 ;万寿宫既是奉祀许逊的道观 ,又是许逊信仰民俗文化的载体 ,还是江西三教九流文化认同的代表 ,明清时期演变成江西人在外地的同乡会馆 ;净明道是二者的衍生物 ,它初创于南宋 ,振兴于元代 ,达到儒佛道融合的历史高度 ,大大丰富了许逊和万寿宫文化的内容。这种文化对江西历史文化和民众心性曾有着很大影响。     

中国共产党多党合作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多党合作理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孕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和发展,是中国社会历史实践的产物.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丰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党合作理论.     

从长城的历史演变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

自秦朝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并首次修建万里长城后，长城的修筑和文化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在封建时期，长城是军事防御工事，在文学上具有保家卫国、反对徭役、反战思乡、雄浑壮丽的思想表达。清代以后，长城逐渐被废弃，但近代以来，长城逐渐成为了一种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尤其在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后，长城逐渐融入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在新闻媒体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频繁出现。长城的这种历史性变迁反映出，在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不断形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