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合法性视角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党的重大战略课题。综观国内外的历史,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在其政治合法性的历史建构中得到了考量。在新世纪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不断深化执政合法性的时代认知,不断巩固和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基础。     

论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是政党进行政治动员、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对于执政党来说,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是其保持执政地位、获得合法性资源的关键。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因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巨大压力,这需要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不断强化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转型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新拓展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问题、社会结构转型期政治系统的调适问题以及传统的政治理念向治理理念转变的问题等都是现代政治学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这些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新拓展有着内在的联系,而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新拓展对解决上述三个问题也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功效。     

改革开放与强化党的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是政党进行政治动员,实现政治目标的重要手段。对于执政党来说,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冲突是其保持执政地位、获得合法性资源的关键。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因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而产生的社会矛盾的巨大压力,这需要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不断强化自身的社会整合功能。     

"三个代表":新世纪党执政合法性的生长点

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的正当性的接纳和认可,是现代政治系统存续并维持长久生命力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建政以来,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三个代表”思想是党面向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党的权威,巩固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     

我党政治合法性基础考察

政治合法性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与政治秩序的安定。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维护和构建,建国以来党的建设经验启示我们:第一,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在于党的执政与人民利益相契合;第二,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第三,必须加强政治合法性的法理基础与程序基础建设;第四,必须注重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执政党合法性的时代诉求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新世纪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合法性的时代诉求。以合法性的视角看待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必要对执政方式与执政合法性关系进行分析,以及对传统执政方式合法性进行分析,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党在新时期执政方式的创新和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视阈下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构建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原有的优势的合法性资源面临新的挑战.为此,我们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构建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这对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增强政治合法性

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认同感,增强党的政治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执政党正确认识、理性应对党的执政合法性及其可能面临的合法性危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     

"党的利益"问题探讨

中国共产党究竟有没有自己的利益?从政治学角度、政党的内涵和党的历史三个方面看,党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治利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经济利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党的文化利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社会利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在当前执政条件下,党的利益归纳起来就是不断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实现这样的利益要求,基本路径是:强化和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由因性达超性:明清之际的儒家“超越性”问题

当今学界关于儒家“超越性”的争论,因言说方式缺乏分层,故多有混淆。实际上,该话题肇始于明清之际,是耶儒双方围绕着“因性”与“超性”问题而展开的交流实践。重回明清之际,梳理阿奎那关于“超越”术语的几种用法,比较耶儒双方关于“超越性”的言说方式,可以发现儒家并非以神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言说,而是从现实出发,对“超越性”问题进行自下而上的回溯。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查韦斯现象"与委内瑞拉的 "新社会主义"

2005年初查韦斯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是思想来源多元性和混合性的、立足委内瑞拉国情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和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的出色表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涨潮的重要标志。要以新眼光来观察和研究这种"新社会主义"。     

"实用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误解的辩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是以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其进行解释,但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成长土壤,"实践理性"不足以作出恰当的诠释。本文力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找到其确切的界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背景中寻找"实用理性"的因素;并通过对比分析"实用理性"、"实践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证明"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     

关于承接传统"孝道"的理论思考

在近年的思想道德研究中,关于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进行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一个具体的传统道德观念——“孝”为例,从理论上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和阐释,使其富有传统的魅力和时代的特征,成为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新观念,为新的思想道德体系提供养分,从而实现传统美德与新思想道德体系的完美结合。     

关于以人为本的几个问题

以人为本在不同关系上有不同的涵义,从归根究底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世界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标准。它不是本体论命题,也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本命题。它只是体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重要方面的价值观命题,在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和要求。     

关于“异端论”的再认识——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

"异端论"客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其与"正统论"辩证对应.以实践标准检验它们正确与否.是处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有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表现.立基于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中的"异端"和"正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