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立法模式：比较与选择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题,环境问题的本质是人类本身的生存问题。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于保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世界各国刑法均规定了环境犯罪,以回应人类保护环境的价值诉求。由于受传统刑法理论的影响,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立法,包括立法价值、立法模式、立法技术等等,还不能彰显我国刑法在保护环境方面的功能。文章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我国环境犯罪立法模式的功能不足,以及我国环境犯罪立法模式的应然选择。     

论环境犯罪及其预防对策

近年来,环境犯罪案件数量居高不下。这一方面体现了司法机关严厉打击环境犯罪的主动态势,另一方面也表明环境犯罪问题存在的长期性。事实上,对环境犯罪的整治不能一味强调刑事打击,还应从犯罪学、法经济学、环境法学、环境政策等视角切入,在充分把握环境犯罪概念及特点的基础上,从微观和宏观角度分析环境犯罪发生的原因。目前,犯罪成本较低、市场调控失灵是造成环境犯罪高发、易发的主要原因,因此应积极采取规范性规定、产权、支付、说服、惩罚等措施加以预防。     

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特殊性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其社会危害性已逐步达到刑法调整的程度。但对于传统刑法理论来说,环境犯罪是个新面孔,依据传统刑法理论来解释环境犯罪会产生一些问题,因果关系就是其中之一。文章从环境犯罪与犯罪之间的种属关系入手,研究环境犯罪因果关系与传统犯罪因果关系之间的统一性和差异性,试图从两者共性与特性的交融之中揭示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在传统犯罪因果关系理论基础上的特殊性。     

文化冲突——青少年犯罪的文化背景透视

青少年犯罪不是一个单纯的青年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对青少年犯罪的环境缺乏全面的分析与了解。青少年所处的环境即其生活的文化背景,其中包括社会、学校、家庭及个人因素,这些都对青少年的观念、行为构成影响,也是青少年犯罪的几个监控角度。客观地认识与评价青少年成长的文化环境,从而积极改善其负面成份,是限制青少年犯罪的重心所在。     

环境犯罪之证明责任研究

目前我国的环境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对环境犯罪的证明工作也需要责任上的承担。在我国,环境犯罪的证明责任是否完全由公诉方承担存在质疑,引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设想也意味着解决环境犯罪证明责任问题有可能需要被告方承担部分证明责任。对证明责任的保证需要证明机制的运作来体现,强化和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的证明责任是顺利完成证明工作、破获环境犯罪案件的重要保障。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研究

农村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增长,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和农村"熟人社会"环境决定了它团伙犯罪与流窜作案的特征。与城市未成年人犯罪相比,犯罪的未成年人年龄、文化素质更低。目前侵财型犯罪居多,暴力犯罪与性犯罪日渐增多,犯罪类型逐渐有成年人犯罪的趋势。农村社会控制力弱化导致留守儿童犯罪成为农村未成年人犯罪的重大问题。     

危害环境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研究

世界上各国均进行了关于危害环境行为的刑事立法。我国虽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但由于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理念陈旧、罪名体系设置不合理、刑法规制的范围较窄及惩罚力度较轻等问题,导致刑法在惩治危害环境行为时没有发挥出足够的作用,部分危害环境的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的刑罚处罚。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现状,研究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鉴于环境的重要性及其他国家环境立法的可借鉴性,提出应确立环境犯罪在刑法典中的重要地位,并应从立法模式、罪名体系、刑罚适用原则及种类等方面加以完善。     

浅议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科学化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所伴生的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环境犯罪立法的科学化问题亟待研究。针对现行环境犯罪立法存在的不足,我国应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立法理念下,选择适当的立法体例,合理扩大立法范围,完善和创新立法内容,在构筑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科学化发展我国的环境犯罪立法。     

犯罪演化论——“入世”后犯罪形态演化的机制及其调控

该书封底“内容简介”中介绍说：“本书分导论与纵论两大部分对犯罪形态的演化及其调控进行了研究。纵论将犯罪演化过程具体展开为：形态论一机制论～调控论三个有机统一的部分所构成的整体来进行纵向解剖式分析论证。形态论主要论证了，入世背景下暴力犯罪的恐怖化、犯罪的高科技网络化、环境犯罪现代化和总体演化趋势特征；机制论部分则与形态——对应地分别探析了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网络犯罪、环境犯罪这三类犯罪形态演化的成因机制；调控论除以国际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环境犯罪分别作了针对性的系统论述外，还就职务犯罪的制度性调控问题展开了专门探讨，就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须实施的新型社区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提出了构想，作了前瞻性思考与防控对策探讨，为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犯罪对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论毁林犯罪及其相关犯罪

新刑法将毁林犯罪规定为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增加了毁林犯罪内容 ,不仅保留原刑法的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 ,新增了保护珍贵树木有关条款。加大了对毁林犯罪的打击力度 ,在加重法定刑的同时 ,将附加刑改为强制性规定 ,增加了管制刑 ;犯罪主体扩大到了单位 ,不再局限于自然人。毁林犯罪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目前存在的问题有 :滥伐林木罪的法定刑问题 ,明知持有违法发放的采伐许可证而进行采伐的罪与非罪问题 ,毁林开垦、采石、采砂等行为的刑事处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