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安全秩序的悖论与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未来

文章从国家实力、合法性认同、关系互动等三个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二战后东北亚安全秩序稳定的因素正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体现在三个悖论上。其一,美国希望继续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但越来越力不从心;其二,尽管近年来中国日益强调要在地区秩序走向上发挥更大作用,但难以撇开美国实现角色提升,遑论单独主导东北亚安全秩序;其三,中美关系的竞争与合作将维持下去,且有滑向竞争加剧的倾向,对东北亚安全秩序而言,意味着维持现状的可能性较大,但又有出现类似冷战格局的可能,这显然违背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针对上述悖论,文章基于现实条件、第三方态度、中美两国的意愿等,提出了在东北亚安全秩序构建上应推动"中美双领导体制"的思路。这一思路既符合目前东北亚安全秩序影响因素变化的趋势,也符合中美两国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在构建上面临的困难包括两国实力差距仍较大、缺乏地区整合机制以及中美秩序观不同。面临的有利条件不仅包括实力变化趋势与利益共享特点,还包括中美两国的重要性对于该地区其他国家而言均不可替代,随着朝鲜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中美在该地区将不存在敌对国家。在构建上,中国应继续把注意力聚焦到包括经济发展和国内治理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建设、逐步整合东北亚地区、持之以恒地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以朝核问题入手逐渐过渡到其他领域,以及加强机制建设等。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中美在全球卫生安全中的权力变更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中国对外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援助与物资供应维护了众多国家的卫生安全.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上显现出实力要素构成比例失调下的权力变更.由于中国在中低端医疗产业链上具有相对优势,其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政府有效性更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的短期领先地位.在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大背景下,权力变更正在改变涉及核心利益"低阶政治"领域的权力可让渡性,并激发守成国(美国)采取一系列旨在维持自身优势的预防性行为,客观形成对崛起国(中国)的遏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力转移,政府为主所引导的权力变更能否稳固,依然存在可替代性、短期性、可逆性三种风险,这种权力变更也进一步加剧中美两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安全困境.     

"中美太空冲突论"质疑--兼论中美太空合作

"中美太空冲突论"的危害在于它仍然以冷战思维为出发点,片面夸大对抗与军事冲突的必然性.无论从长远还是现实来看,中美两国避免太空潜在冲突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双边的太空合作.未来中美在太空领域会发生某些摩擦,但它不可能主导中美关系,那些可能的摩擦或矛盾仍从属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上的合作关系.     

21世纪初的中美关系--非对称性相互依存

当前中美关系已更多地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主要表现在经济、军事安全、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可以较好解释现在的中美关系.中美相互依存尽管是非对称性的,但接近于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美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使中美关系呈现敏感性、脆弱性与韧性并存、两重性等特点.中美在非对称性相互依存情况下的政策选择应包括:建立和加强各种合作机制;充分照顾到对方的核心国家利益,寻求扩大相互利益的汇合点;不要试图操纵非对称性相互依存关系而单方得益,应争取"合作双赢".     

印太语境下的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进展、动因与限度

近年来,随着印太地区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变革,主要国家间的关系也处于重构中.作为印太地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国家,日本与印尼以海洋安全合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两国关系.日本—印尼合作既受到亚太乃至印太地区局势快速变化、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的较大影响,也是两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和战略取向的主动作为.然而,其合作受到若干负面因素的掣肘.双方不仅对未来海洋安全合作具体设想有所差异,在印太安全秩序构建主导权上也存在"美日印澳"或"东盟中心"的认知分歧,而且印尼等距离外交传统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也会抑制两国合作的深入发展.因此,日本与印尼的海洋安全合作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中美防空识别区规则是否存在分歧?

美国"空识区"规则对其他国家影响极大,在一定程度上是该领域国际惯例的基石。对比中美"空识区"规则可以发现,二者基本上不存在重大分歧,中国"空识区"规则符合国际惯例。美国"空识区"规则在适用范围上"有意模糊"民用和军用航空器之间的区分,其在实践中并未将"空识区"规则适用于军用航空器。美国此举主要是为了便于其军用航空器以传统的"公海航行飞越自由"为根据,在他国"空识区"和专属经济区肆意行事。目前,并无国际公法限制各国的"空识区"规则,尤其对于军用航空器,尚无明确保护沿海国安全利益的国际公约。针对"空识区"相关问题,中美两国应充分利用已有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及时进行磋商,加强合作并管控危机。     

美日跨领域防卫合作评估:战略考量与现实挑战

近年来亚太安全局势波诡云谲,大国摩擦趋于激烈。在此背景下,美日意图融合陆、海、空等传统领域与太空、网络、电磁频谱等新领域,大力推进跨领域防卫合作。两国合作动向蕴含多重战略考量:赋予美日同盟新的战略意涵,强化其遏制能力与应对能力;多维度重塑美日印太安全合作体系,强化对中俄战略威慑能力;日本欲借与美合作构建自身跨领域防卫体系。美日合作也面临制度、法理、经济等多层面挑战。在中美博弈趋于长期化、美日军事一体化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未来美日跨领域协同防卫合作将会继续发展,并将对中国周边、亚太乃至世界安全局势造成明显冲击。     

应对国家失败的补救措施--兼论中美安全合作的战略性

随着全球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进一步深化,国家失败越来越成为影响区域安全与全球稳定的突出因素.应对国家失败的主要途径是预防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缔造和平,而后三者被视为补救措施.完全防止国家失败的出现是不可能的,尽管预防措施最为重要.因此,应对国家失败的补救性措施应视为维护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关键性途径.本文着重讨论的问题是,一旦国家失败成为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紧迫性因素,国际社会应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中美之间有无在处理该问题方面达成战略合作的可能?若存在以上可能,则中美之间应如何加强战略合作?作者认为,中美之间加强处理国家失败问题上的合作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战略意义.     

中泰联合演训回顾与展望

中泰两军的交往与合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2l世纪,中泰两军关系迅猛发展,两国军队开展的包括"中泰友谊-2005"、"突击-2007"、"突击-2008"、"突击-2010'和"蓝色突击-2010"等各项演训使两军在防务安全磋商、军事训练、人员培训等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加强.未来中泰两军进一步深化交流、加强在反恐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发展趋势是无容置疑的,但联合演训的规模将受其他因素影响.     

从“最低限度介入”到“有条件积极介入”:论中国对阿富汗政策的调整

阿富汗素有"帝国坟墓"之称,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过多卷入阿富汗问题,尤其是安全事务方面。然而,中国现阶段采取的"最低限度介入"也不能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有必要调整为"有条件积极介入",即:以不单边军事介入、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和尊重阿富汗人的意愿为原则。在地区安全方面,中国应积极构建中美俄印巴大国安全合作机制,发动五国力量共同提供区域公共安全产品;在外交方面,中国应坚持以双边调解和多边斡旋为主,借中巴、中伊(朗)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独特地位多方协调,形成稳定有效的双边谈判机制和多边协调机制,并将阿富汗纳入上合组织;在经济方面,中国应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中巴经济走廊等机制加大对阿经济援助促进阿富汗经济可持续发展,切实提升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社会与文化方面,中国可为阿富汗提供可供借鉴的社会管理模式和改革经验,致力于促进中阿两国的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使两国的友谊深入民间;同时,始终保证积极介入的底线所在,以便践行周边外交优先理念,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防范"金德尔伯格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