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下的恶法

恶法与良法是一对古老的法律概念。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在根本上属于良法。但是,恶法仍然有可能在社会主义法中存在,而这种恶法与法治精神是相悖的。因此,通过合理的途径使法律回到良好轨道上来,对于法治的实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重视科学立法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确立和实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法治进程.依法治国,顾名思义,只有依良法才能治国,如果依的是劣法或恶法,则不但不能治国,反而会误国或害国.因此,制定良法至关重要.     

希望中国

2005年,中国最大的命题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 容之一。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社会是几千年来人类共同的心愿。春秋时的管仲有言,“法者, 民之父母也”。而西方的亚里士多德也对法治做了经典的解释:“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 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法有良法 与恶法之分,一个崇尚法治的时代,必须是一个良法之治的时代,没有良法就没有法治。恶 法支撑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恶行,他所体现的不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民主是法治的前 提,法治是民主的保障。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是中华民族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望 所在。     

罗尔斯的新自然法学说

本文在自然法学说有关法律应然的内涵基础上,对区分良法与恶法的评价标准以及恶法所引发的司法实践意义进行了思考,由此论证在我国人民司法语境中确立法律价值标准的一元化对于司法实践的意义。     

纽伦堡审判的法治经验

纽伦堡审判的意义在于使得"恶法非法"这一伟大思想变成了实践。据以执行任务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执行任务时应该进行基本的道德选择,纽伦堡审判的法治经验,为现代国际法开拓出一片广阔的天地。纽伦堡审判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对受审者做出应有的裁决,而是其对全人类的深刻人性审判,为后世敲响警钟。     

廉政文化建设的法治化解析

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法治的支撑,通过法律的确立与执行,对政府及民众的行为进行规范。约束人类社会行为的方式有两种,即以文化、思想、道德、习俗为形式的"软"措施和以法律、制度为手段的"硬"措施。廉政文化建设要求我们以"软"的文化为载体,在法律制度等"硬"的方面予以突破。进行廉政文化建设,不仅要在全社会形成廉洁的文化氛围,同时也必须保证我们所立的法是"良法"、"善法",而非"恶法"。因此,廉政文化建设与法治化二者不可分割,构成了统一的有机整体。而廉政立法则为廉政文化建设的法治化提供了制度上的根本保障。     

论作为第三种规范的法律正义

将法、正义、法律正义视为同一事物的意念 ,是一个需待澄清的误解性意念。法、正义、法律正义不仅有重合会通的一面 ,更有各自的界限。法是一种常见的制度规范 ,正义是一种高层次伦理规范 ,而法律正义则是融合了法和正义两种要素的第三种规范。法律正义也是一种正义 ,是正义中的基本正义、有形正义和正义中的强者。法律正义也是一种法律规范 ,是高层次法律规范 ,是区别于恶法劣法的良规良法 ,是理想和现实相结合的法律规范。明辨三者的界限 ,方能洞知法有良恶优劣的分别 ,完整地认知法的面貌 ,倾力于建设以良法美制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国家     

法意思辨

本文认为法律是调整社会有序运行的行为规范;法是一个过程,它是运动的、变化的和发展的;它是辩证统一的、是可知的;它是真理与谬误、良法与恶法的对奕。     

法治国家视域下培育法律信仰的路径探析

本文从法治国家的视角,提出制定"良法"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基础,法律实施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关键,法治文化是培育法律信仰的内生动力,以期促进我国公民法律信仰的确立,为建设法治中国提供精神动力。     

从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看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

郝铁川与童之伟两位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在法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井延续至今。但时至今日,讨论仍未触及问题的核心．本文通过对规范与现实,良法与恶法,社会后果与形式违宪等争论的焦点进行总结和检讨,发现“良性违宪”反映的实际上是英雄主义与法律至上的对抗,问题的核心在于执政党仍抱有英雄主义情怀。因此,执政党改采法律至上立场,服从法律统治才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     

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 自然法学说与法律实证主义关系透视

“恶法命题”是处理道德-法律关系的静态法哲学的核心命题,由于预设了不同的法律观,两个恶法命题非但不构成形式逻辑意义上的反对关系,反而在理论功能、实践效果上具有统一性。恶法命题的真实意义存在于广义的守法环节。守法义务理论既是恶法命题在动态的守法领域的延伸、拓展和应用,又是对恶法命题的呼应、落实和证成。具有耦合关系的恶法命题和守法义务命题在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体系中,分别构成了前后相继的两个“道德命题”和两个“分离命题”,由此形成的“道德-法律-守法义务之间的系统性理论”,既从理论上说明了两大法学派“不同而相通”是如何实现的,也解释了二者共同维护正义、自由、法治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理论实现了法哲学从静态到动态的跃迁,是两大法学派相互争辩、借鉴并彼此补充、深化的结果。     

法律权威与法治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法治本质要求法律至上,法律应具有独立权威,是良法。而我国法治进程主要依靠国家权力推进,属于外生型法治进程,法律权威来自于政府权威,法律成为国家重建的工具,缺乏对权力控制。所以,依法治国必须树立起法律独立权威,法律应具有独立的目的和价值,而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和维护秩序的工具。     

论农民工平等就业权的立法保障

立法上保障农民工平等就业权是当务之急。一要除"恶法"——修改、废止现行过时的法律法规,立"良法"——赋予农民工与市民同等的法律地位,为农民工平等就业扫清障碍;二要建立农民工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三要完善违宪审查机制以保障有关于农民工的规范法律文件符合宪法精神。     

十九大回声:开启新时代的“良法善治”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这是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表述的进一步升华.法治是法律之治,更是良法之治.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法可依”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法治建设的重心已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即从“有法可依”转向“法律可依”.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2月23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可见,未来的立法,无论是立、改、释,都应当注重质量提升.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历史根源、当代挑战及其启示--对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视角的重新审视

西方法治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其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和互动发展,即在国家重建和市民社会自由化运动过程中,权力和权利的界分与冲突导致了法律秩序的生成,而市民社会精神的张扬则推动了法律形式化运动.在走向现代法治的进程中,由于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的潜在差异,出现了"社会优位型"和"国家优位型"两种法治模式,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的新变化,西方法治也由分殊走向了趋同,并出现了法律传统的危机和超越倾向.中国要走向法治,就必须重构国家和社会关系,确立多元社会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法治的基本要件:从法

动态的法治的最基本的启动和维持力量是治者从法.法治的真正治者是人,不是法律,所谓"法律的统治"不过是语言逻辑上的一种虚构.从法的主体对于法律是主动的、积极的,而法律对于从法主体是去向的.以主动、积极为特点的从法具有治的创造力.主要表现在:创生新法,扩展法律的治域;改善法律,培育良法;奉行法律,确保法律的有效实施.     

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

依法办事理念作为法治公信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应当受到认真对待,在解释学的阐述下,其将展现出全新的、非简单化的意蕴。在严格依法办事的主体上,应在执法者、司法者之外增加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并坚持一种“交互主体性”的法律实施观。在严格依法办事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律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并创新法律实施机制。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对象上,应处理好“恶法”实施问题及法律体系与体系外规范的关系,并开展依法治法、法典化运动,重点解决有法难依问题。严格依法办事的良性运作需要我们在法治现实主义的引导下,坚持良法之治,走一条“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之路。     

温柔的抵抗——关于“良性违宪”的几点说明

温柔的抵抗——关于“良性违宪”的几点说明●郝铁川（一）“良性违宪论”与依法治国并不冲突。因为依法治国之“法”，是良法而非恶法，“恶法亦法”的观点才是背离依法治国原则的。“良性违宪”的实质是对“恶法”的否定，而人类法制史告诉我们，背时的“恶法”往往与良...     

基于法律内在性的法治标准新探

已有法治标准理论,缺乏对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及其在法治中基础地位的应有认知.借鉴哈特提出的法律规则内在性理论,可以提出一种更能契合和支持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实际的法治标准理论.这种理论将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作为法治标准的基础和核心指标,同时还包括法律强制性威慑能力、柔性用法回复良性社会关系的能力、依法追究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有效防止和救济用法造冤行为的能力等指标.这种理论,可以有助于我们将法治理念和制度建设一体推进,更有针对性地凸显法治的重点和难点,更明确地认知法治的主体力量,有的放矢地构建良法的文本和制度,落实法律内在性及其规制能力的制度,实现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有效统一的良法之治.     

行政恶法研究

行政恶法对行政法治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它对抗法治大系统、违反宪法精神、侵害公众利益。然而,只要行政法的制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阶层中,只要行政法的适用存在于社会大系统中,行政恶法就不可避免。为此,就存在一个对行政恶法怎么处置的问题。在我国实在法中应当确立行政恶法的概念,并附有立法机关尤其是最高立法机关对行政恶法进行处置的权力;行政系统应当建立自我纠错机制,自行对行政恶法进行处置,这样的处置机制必须与相应的行政问责结合起来;社会公众可以对为恶的行政法规范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