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实践动因及有效运转思路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对新时期化解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保障民众权利及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社区原有治理制度滞后、社区原有治理机制不畅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重要实践动因。地方探索形成的"协商共治体系""民主协商议事会""分层民主协商"等社区协商治理实践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在新时期,保障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的运转关键在于:突破协商主体的封闭边界及其他束缚,使多元共治精神在农村社会生根发芽;因地制宜,建立多层次、网络化的协商机制及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法治化与制度化相统一,正式协商与非正式协商有机结合;增强基层社会自组织力量,夯实协商治理运转的社会基础及社会资本;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融合理念,以协商治理促进人的发展。由此,使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与功能。如何将多元共治精神真正植入农村社会,不仅是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有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还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的本质要求。     

自由原则vs功利原则:两个密尔?

学术界对密尔著作中的自由原则和功利原则的认识颇有分歧,以致出现了"两个密尔"的误读.密尔不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个功利主义者,而且是将其哲学基础一以贯之奠基在功利原则之上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自由原则与功利原则是相互涵摄的.     

评罗尔斯对契约论的重新采用

在罗尔斯之前很长一段时期,社会契约论已经走向低迷,罗尔斯在<正义论>中重新启用这一方法以挑战功利广义原则,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契约论的典型特征是把个人权利作为逻辑原点,而功利主义则是在着眼于总体福利的同时忽略了个人权利.罗尔斯重新采用契约论正是为了更好地捍卫个人权利,使个人权利不会被总的功利效用所抵消.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的路径思考

<正>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最重要、最基础的环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做好社区工作十分重要""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但目前社区治理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把社区建设成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     

“共享正义观”与利益平衡——实现个人权利和社会功利融合的路径

个人权利与社会功利并不总是一致。如何调和个人权利与社会功利的冲突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这种调和既可以从罗尔斯"理性人"的视角切入,又可以从其"合理人"的角度进行。前者通过理性人在公共领域的讨论、修正、辩护和调整所达成的共享正义观来实现;后者凭借合理人进行谈判所达成的利益平衡来完成。这两种调和方式相互补充。     

社区行政化与街居治理共同体

社区行政化具有复杂的实践内涵,"过度"和"不合理"的行政化对基层治理具有消极影响,合理的行政化则是基层治理的组织属性和治理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街居体系在应对包括行政任务在内的治理实践中结成分工协作的"街居治理共同体",通过"应付—默许策略""适度博弈策略""梯度治理机制"等内在机制共同完成基层治理。"街居治理共同体"的形成是城市基层治理转型的结果,是基层充分进行组织动员、资源动员和社会动员,合理配置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简约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和进行社会治理,同时策略性地规避风险的运作机制。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并非简单化的去行政化,而应以强化基层积累非正式治理资源的能力为基础,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路径

后疫情时代如何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命题。"韧性治理"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热点。韧性社区治理的发展大体经历以生态学、环境学为视角的恢复功能研究,从单一生态视角扩散到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维视角的研究,"风险"与"韧性"并置的风险应对能力创新研究等三个阶段。韧性社区治理创新面临着"社会重大变革中传统社区未得到根本转型,韧性品质短板明显""共建共治的协调机制仍需完善,协同发展的合作韧性尚未形成""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尚未健全,基础配置韧性不足""大部分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社区主体韧性难以提升""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的韧性社区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数字化转型中韧性治理工具尚未达成共识"等问题。探索新发展理念下韧性社区治理的新路径,主要在于:加强党统领社区治理的"制度韧性";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韧性智慧";强化平安社区的"韧性之基";打造数字化转型的"韧性工具"。     

社区行动者逻辑: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正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从政治学看,社区治理是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有序调适的过程,是要在加强基层党组织领导和基层政府负责的前提下,同步加强社会协同作用和居民自治作用。居民是社区生活的主体,社区治理的目的是满足居民对社区美好生活的需     

社区治理模式中的民间组织现状分析

一、社区治理模式的提出与民间组织的兴起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当前的城市社区治理中,国家力图改变过去对社会事务大包大揽的做法,希望通过权利的下放,使社区中各种力量参与到社区的治理中来,实现社区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社会资本的再创造,达到和谐社区的目标,"社区治理"这一概念随之应运而生."社区治理"指的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寻求村民自治中的“三元统一”——基于广东省村民自治新形式的分析

目前,学界有学者用"第三波"理论对广东等地探索村民自治新形式的实践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解释,但这种解释与实践探索之间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不够全面和深入。本文在重新检讨民主与治理割裂论、国家与社会脱节论、体制与制度紧张论等已有理论解释的基础上,重构解释村民自治陷入困境的新框架——"五权"结构平衡论,以此作为分析广东等地探索村民自治新形式的理论起点。基于广东探索村民自治新形式所形成的"一核主导、双重服务""政经分离""三元制衡""四权同步"等实践经验,对广东等地村民自治的新形式给予的理论定位是:从形式上看这种探索是寻求"五权"结构的动态平衡,就其实质而言是把村民自治有机整合到以党政体制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体系中,以实现"三元统一",即将政党执政的权威性、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村民自治的参与性有机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执政的合法性。寻求"三元统一"对村民自治的现实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破解“陌生人社区”困境:社区归属感研究的一项评估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陌生人社区"的现象日益突出。厘清社区归属感研究脉络,是推进社区治理的基础。借助文献计量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社区归属感研究进行全面评估显示,借由社区消失论、社区继存论、社区解放论和四要素模型,学界对社区归属感的因素研究从最初的线性模型转变为系统模型,形成了"参与—回报""需求满足"的分析框架,构建了社区归属感指数量表。其中,社区规模、居住时间、社区互动、社区满意度等是影响社区归属感的最强因素,但社区归属感的研究过多聚集在特殊群体,且缺乏对新因素的观照。未来的研究要在内容上引入符合时代发展的指标与影响因素,在方法上注重"量"与"质"的综合运用,兼顾总体判断与差异研究。     

读密尔“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有感

《论自由》是19世纪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代表作。该书关于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的观点,被称为西方言论自由思想的"圣经"。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有利于增加知识和获得真理;有利于营造民主的社会氛围,避免社会矛盾的堆积,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它能够促进个人更好地发展与进步。当然,密尔虽然提倡自由,但也并不主张无节制的言论自由。我们在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的时候,也要注意前提是不可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伤害。     

个人权利是公正的底线——诺齐克政治哲学评议

公正问题越来越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当代政治哲学理论主要有三种形态,功利论、道义论和权利论。诺齐克是权利论的主要代表。而在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社会建设的过程中,诺齐克的公正理论即权利论正在凸显出其独有和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上海社区防控疫情的有效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也是对上海这些年来坚持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实践的检验。上海各个社区通过"强办法""硬办法""严办法""好办法""暖办法",以绣花般的精细和韧性,织起一张防疫安全网,使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也暴露出上海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夯实治理基础,提高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村改居"社区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处于城市边缘地区或者被城市包围的农村社区变成了"村改居"社区.这些"村改居"社区"非农非城""亦乡亦城",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问题最集中、矛盾最突出的地域,为社区治理带来诸多问题.本文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居站分设"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影响,试图为寻找这类特殊的过渡型社区治理途径提供理论参考.     

民生权适用中的核心问题研究--由排除妨害纠纷案件引发的思考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民生保障始终是重要的社会任务。近年来,民生权作为一项新型权利被提出后,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受到了一定关注。然而,由于民生权保护的利益并不同于具体的法律权利和宪法权利,因此当民生权作为一项具体权利在适用过程中,就会面临权利定性、权利行使范围以及义务责任主体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对于民生权的性质并不应当片面理解为一种宪法权利,更不是一项部门法上的单独权利,它的运行和落实需要通过与部门法规则的衔接来实现,对民生权的适用需要加以相应限制条件,并应明确国家是民生权当然的义务主体,法人、其他组织在有规定的情况下也会承担相应的民生权义务,而个人决不能被认定为民生权义务主体,否则就会造成民生权滥用和法律规则适用的混乱。     

社区治理结构与社区直选民主制度绩效

社区治理结构表现为社区内外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可从纵向网络结构和横向网络结构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在社区治理结构中,行为主体的"越位"或"缺位"行为影响社区直选民主制度绩效,并进一步固化原有的社区治理结构。调整社区治理结构,规范社区内外权力关系,培育社区公民社会,是提高社区直选民主制度绩效的有效路径。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密尔尊严观及其对国家立法的启示

密尔对功利主义的贡献确定了尊严观在密尔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密尔尊严观是对康德尊严观的继承和发展,两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密尔的尊严观体现出差异性和等级性的同时还表现出两种倾向。密尔尊严观的功利之处就在于他认为尊严是一种人格价值,在自由社会的实际条件下,这种人格价值是应该予以保障实现的。国家的立法应该保证自由的实现,保证人类的尊严,进而实现人格的价值。对密尔尊严的解读对于认识国家立法与人的自由之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密尔"多数暴政"思想探析——兼与《多数暴政新解》一文商榷

密尔出于对作为民主核心价值的自由与平等二者冲突的反应,看到了多数暴政的潜在威胁,提出了"多数暴政"思想.其多数暴政包括政治专制和社会专制,是指社会中的某个群体凭借数量上的优势对少数人的权利和自由的压制.密尔论述多数暴政思想的语境是代议制民主,是对托克维尔多数暴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目的在于保护少数的权利和完善西方民主政治,这一思想不能作为分析当代中国政治的工具,但对我国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