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

监护的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的精神。现行监护规定在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上存在的问题是:监护人与未成年人存在利益冲突,监护人缺位导致诉讼程序无法启动,法定单位监护人的规定不尽合理,缺乏有效约束监护人的监督机关等。进一步完善现行监护规定,实现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应分别设定亲权与监护权,确立指定诉讼代理人制度并赋予未成年人一定的诉讼主体资格,增设监护监督机关及监护保障机关,赋予司法机关一定的能动性。     

转轨期政府权力悖论的形成原因

政府主导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双重作用,这种双重作用实质上是我国转轨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即政府权力悖论。这一政府权力悖论的形成原因如下:政府行为主体的双重角色矛盾是其产生的客观原因,表现为改革主体与改革客体、公共权力主体与国有产权主体及制度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三组矛盾;政府行为主体的双重利益冲突是其产生的主观动因,表现为某些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背离及一些政府组织机构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冲突;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是其产生的制度环境,表现为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及中央与地方委托-代理关系错位加剧;少数特殊利益集团在形成、发展与壮大过程中扭曲政府的决策及其执行,助推了政府权力悖论的强化。     

关于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目前有关监护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缺陷。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建议是:明确监护范围;对不同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做不同的规定;合理调整监护人范围;明确监护人的资格;合理增加监护种类;建立监护监督机制。     

监护关系中的法律责任探讨

监护制度作为民法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涉及对象较多,关系也较复杂。其中主要涉及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监护人与第三人(包括为被监护人所侵害的人、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以及其他无监护权的第三人)之间外部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相应地由这些关系产生的法律责任也是多方面的,而我国目前在此方面的立法还不够周延,这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略论我国监护人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角度

监护人法律责任制度对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目前有关监护人法律责任的规定不利于监护制度价值的发挥,尤其不利于监护制度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方面作用的发挥.完善监护人法律责任制度要从完善监护人的民事责任制度和行政责任制度,增加监护人的刑事责任制度,设立专门系统的监护监督机构等方面着手解决.     

关于认定货运代理人的思考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代理理论的不同,尤其是没有统一适用的具有强制性的国际条约,在20世纪甚至是21世纪,最令货运代理和司法实务者头疼的法律问题就是区分代理人和承运人资格问题。虽然我们可以从是否签发运输单据、实际参与运输、收入取得方式、交易过程等方面予以具体区分。但货运代理人的角色要依特定案例的事实来认定,一个案例情况的细微变化均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货运代理人究竟是作为代理人还是承运人,应视具体场合而定。为了避免此种尴尬局面,我国应在继续适用代理规定的基础上,规定承揽运送人制度。     

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监护制度的完善

我国的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监护制度,在保护我国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我国未成年子女父母监护制度还存在一些缺陷可行性建议如下:明确父母监护的定义,明确监护制度的对象;完善有关父母监护人认定的系列规定;完善有关父母监护人认定的系列规定;完善民政监管体系,成立专门的监督机构。     

“风险治理悖论”与风险治理转型——基于风险政治学的考察

当利益领域出现"社会失灵",人们求助于国家时,"政府失灵"与"诺斯悖论"出现了,现代国家的存在既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成为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在风险领域出现"社会失灵"时,人们求助于现代国家,同样也出现了"政府失灵"与"风险治理悖论",现代国家不仅是风险的消解者,也是风险的制造者。于是在风险治理中要给予"国家依赖"以必要的警惕。同时,在认识到"风险治理悖论"背后隐藏的内在矛盾和决定性规律之后,适时对风险治理方式进行调整,实现风险治理的专业性方式向综合性方式转型,代理性方式向自主性方式转型,集中性方式向分散性方式转型,是我们在高风险时代进行风险治理的可能选择。     

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与还原——对分析马克思主义“正义悖论”的批判与超越

塔克提出"资本剥削劳动是正义的"并冠以马克思之名,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倒逼着人们回到马克思,开启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围绕马克思与正义问题,分析马克思主义内部形成了马克思认为资本剥削劳动不正义的反对派和赞同派,双方站在各自立场产生了"正义悖论"。悖论在割裂描述性和规范性研究进路的基础上,造成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误解。破除"正义悖论",需要还原马克思政治哲学,实现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结合。     

超越与反思: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观述评

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思想是对"同化论"和"教育中立原则"的一种超越与反思,它们认为国家政府有必要在教育领域中对于少数弱势文化群体的保护做出相应规定。并且,也设计了多元文化主义教育观的具体内容和实践方式。但是,这种教育观也存在着内在的悖论,"逆向歧视"如何解决以及是否是保护少数弱势文化群体的恰当的、长期的政策都是存在很大争议的论题。     

代理行为法律后果归属模式之比较研究

一、大陆法的规定　　大陆法国家的代理法建立在“区别论”的基础之上。按照区别论，在代理关系中，委托(mandate)与授权(authority)应当严格区别开来。委托是代理合同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即本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内部关系。授权是指代理人代表本人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权利，是代理合同的外部关系。委任与授权之间互相独立，互不牵连。　　在区别论的基础之上，大陆法将代理划分为两种：直接代理和间接代理。　　直接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本人的代表的身份与第三人订立具体交易合同，该合同的效力上直接对本人产生约束力，是本人与第…     

试析个人独资企业的代理关系

现代社会里,企业管理越来越专业化、职业化,投资人由于企业规模较大、个人事务繁忙、个人管理经验不足以及其他方面知识的限制,个人独资企业在企业业务不断拓展的情况下,聘用专业人员进行企业管理越来越普遍。投资人通过与受托人或被聘用人签订委托合同而设定的是一种法律上的代理关系。然而,代理问题不可避免,这就要求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使代理人在委托合同规定的权利范围内行使对企业事务的管理权,履行诚信、勤勉义务,并对违反这一义务所造成的企业利益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     

论“以人为本”的价值悖论及其克服:唯物史观的视野

"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实践论逻辑是从抽象个体的价值实践活动开始的,社会"个体"在价值行动中面临着"价值悖论"的困境,即价值确立的二元性与价值实现的悖反。"价值悖论"是现代人的价值实践活动的逻辑前提,其根源在于"人的异化""人的悖论";同时,也只有在"人本论"的社会发展中才能根本克服这一"悖论"。这样就形成一个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逻辑上升,价值悖论在"人本论"中克服的逻辑结论,为历史的具体的"以人为本"价值实践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前提。这就是"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实践—认识论在自我克服中的逻辑上升。     

“大地伦理”的意境及其逻辑走向——从“大地伦理”过渡至“大地美德”的必然性

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是生态伦理学的第一个形式,它的理论前提承认"大自然的内在价值";意义取向植基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近代启蒙确立的自由、平等、民主的"天赋权利";基本原则为"生态中心主义";据此,"大地伦理"成为易于被西方人接受的生态文明思想之一。然而,囿于"大地伦理"本根性的历史局限,它不可避免地生发出"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悖论;"无主体"的伦理责任悖论;"环境法西斯主义"悖论。在这种境遇中,"大地伦理"必须走向"大地美德",才能摆脱生态伦理学继续演进的困境,于是"环境美德伦理学"应运而生。     

华侨子女回国接受义务教育政策

正2009年印发的《国务院侨办、教育部关于华侨子女回国接受义务教育相关问题的规定》,其中规定今后华侨子女如果想回国接受义务教育,将与大陆居民的子女一样,依法免缴学杂费。规定要求,接受华侨子女的学校,要积极做好华侨子女的教育培养工作,学校不得以任何名义和形式设立针对华侨子女经的收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按照这一规定,华侨子女今后在其国内监护人户口所在地就读公办义务教育学校     

普京的“新欧亚主义”

在俄罗斯历史上，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两种因素一直在相互角力，俄罗斯人在这两股世界历史潮流的角力中不断选择着、摇摆着。在这种选择和动摇中，二者有时和谐、融会，有时又尖锐对立，反映着俄罗斯精神兼容东西方文明的实质和存在于其中的两种文明的悖论性、矛盾性。     

关于完善律师会见监狱服刑人员规定的提案

正我国现行《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接受委托,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是律师的一项业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的申诉,逐步实行律师代理制度。"目前,各地纷纷出台律师代理申诉的规定,全面推动律师代理申诉工作向前发展。然而,对于不服司法机关生效的刑     

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及其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叛

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资本主义文化中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恶性膨胀必然要导致对传统哲学本体论承诺的失望与反叛。这一“逻辑” ,似乎是西方文化在重演着古希腊故事中俄底浦斯“杀父娶母”的厄运 ,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则是来实现这一厄运的“逆婴”。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本体论的反叛与摧毁 ,其要害正是在哲学的极限之处对人之为人的悖论的反叛。因为人之为人的悖论决定了哲学虽然无法给出只有“上帝”才能给出的终极解释 ,但又必须追求像“上帝”那样的解释。这决非是哲学的过错和像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说的“自欺” ,而是哲学对人之为人的悖论及由此而造成的人在本体论层面的困惑与迷惘的自觉拥有和自觉承受。因此 ,消解本体论的终极关怀决非是人类应有的文化选择 ,而只能是通向非人化的快车道。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冲击 ,哲学首要的任务和根本的文化使命 ,是重塑本体论的现代诠释 ,再建本体论的终极关怀。     

"闪婚"与"啃老"——"80后"理性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

闪婚与啃老是80后出现的"悖论"现象.闪婚体现的是个体的独立性,而啃老体现的是个体对于家庭关系的依赖性.本文指出,80后的"悖论"行为表面看来是理性选择的结果,但其赖以发生的文化逻辑在于中国家庭关系中的义务性规定.     

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功能初探

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实质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的建立 ,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追求目标本来就不尽相融 ,再加上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原因加剧了委托代理问题。为了降低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负效应 ,在公司长期发展过程中 ,公司控制权市场应运而生 ,这种内外部控制机制的结合体对委托代理问题的缓和及抑制具有相当重要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