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合法性问题探析

司法合法性是指公民因为司法本身是公正、廉价、高效的,它能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的权益而产生的对司法的忠诚和自愿服从。司法的合法性基础和来源包括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和司法的有效性。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司法潜伏着多种合法性危机的诱因,故巩固司法的合法性地位是我国司法改革的根本任务。我国的司法改革应以公民为主导力量,以公正、廉价和效率为其价值评价标准,同时要从意识形态、结构、个人品质和司法的有效性四个方面致力。     

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侵入与阻断

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理论导致了一系列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司法转处就是其中之一.这一制度的生成与运行,直接改变了权力划分的结构与框架,使原本清晰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显现出了模糊地带.未成年人司法转处对刑事司法裁判权的侵入与阻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应在其点、线、面上进行全方位改革.     

流变的司法及其底蕴

明确中西司法制度的不同发展路径及其本质差异,重视我国司法制度的内源性动因和内生性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西方司法制度及其演进实践中昭示和表现出一定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对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科学和健康发展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启发和借鉴,特别是对于理解和实施《三五改革纲要》具有积极意义和现实作用。这些启发至少有：司法理念是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重要指引、司法民主是司法权威和合法性的重要条件、司法效果是高度复合性质的司法实际结果、监督与自律都是不可或缺的司法质量的保障途径。要正确看待中西方司法制度及其实践的差异,而不应当将其截然对立起来。     

司法评价学的思维转向

司法评价学需要研究设计科学、系统、全面的改革评价体系,为司法改革提供完善的评估方法、程序以及标准,并运用该评价体系阶段性评估司法改革成果的合理性、合法性、现实性和可推广性,及时评价、巩固改革成果,纠正改革中的偏差,保障改革的正确方向。司法评价应从价值创造思维转向价值评价思维、从法律理论思维转向法律工程思维,从批判评价思维转向建设评价思维。     

从正当到合法：作为司法裁判依据的群众感觉

司法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其独立具有相对性，同时，司法过程也非完全封闭，具有开放性。在此语境下，群众感觉由于其自身的合理性使得其作为司法裁判依据有了正当性基础并且符合现实需求。关键在于如何转化，使其披上“合法性”外衣。基于现代司法的基本要求，通过立法和司法实现程序性转化是两种可能的选择。     

“由裁判者负责”: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背景

司法责任制是新一轮司法改革重点强调的关键机制,而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是落实"由裁判者负责"的重要制度,是司法责任制的重要方面。在司法责任制改革背景下探讨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需要明确法官司法责任的界限,合理划定追责范围;明晰权责主体,将主审法官与合议庭成员作为主要追责对象;结合法官惩戒委员会的改革设计设置追责主体以及严格法官惩戒的追责程序,强化法官职业保障。法官司法责任追究制度的重构应当以确保法官独立行使职权为核心前提,进而实现严肃惩戒法官违法违纪行为,监督司法活动,保证司法公正的制度功能。     

程序事实与法官责任范围

错案追究制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较受学界关注的情况,它体现的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的责任范围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法官审判过程中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两个阶段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程序中事实的特征分析,以明确在现代法学背景下,法官应承担责任的范围.司法过程是一个严格的程序过程,以程序公正为其价值追求,这是本文论述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论法官的司法理念

司法理念是司法公正的基础。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 ,这一问题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作为司法主体的法官 ,只有重视现代司法理念的培养和更新 ,才能确保和促进司法裁判的公正 ,也才能使法律得到正确的贯彻和实施。     

诱惑侦查之基准:合法性原则和最后手段原则

合法性原则和最后手段原则是诱惑侦查司法准则的核心内容。合法性原则以诱惑侦查的强制侦查属性为基础,要求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在实施诱惑侦查过程中应严格遵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并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方法正当地实施,以追求客观、合法、有效的侦查结果。最后手段原则足以合法性原则为前提,并以侦查比例原则为理论基础,将诱惑侦查限定为侦查方法系统中的最后一环,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最后方法。     

论现代日本法中的普通法因素与司法民主

现代日本法呈现出越来越多的普通法特征,一系列普通法原则和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大量使用使其逐渐成为兼具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特征的“混合法系”。与此同时,日本社会的司法民主也逐渐成发展并走向成熟,是普通法制度的引入促进了司法民主的发展,抑或是司法民主的需求推动了普通法制度的引进?这一切又对我国司法改革和司法民主的建设有何裨益?本文试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之司法公正

公正是司法的永恒标志与基本价值。对于司法公正的评价标准，人们缺少统一的认识。我国目前的司法工作还存在着大量不公的现象，司法公正的实现还存在着诸多障碍。究其原因是：司法体制制约、妨碍区域利益冲突，造成司法活动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司法公正；司法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而实现司法公正，促进司法制度改革的途径是：把司法改革纳入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强化法制的统一性，防止司法权的地方化、部门化；完善管理体制，增强司法公正的独立性；推进程序公正，健全司法公正的运行机制，等等。     

英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几点启示

为了更好地实现司法的公正与效率目标,英国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司法改革,内容包括:审前程序、审判程序、量刑、被告人权利保障、被害人权利保障、刑事司法合作,折射出了一些新的改革趋势.给我们的启示是:司法改革应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它是一个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应有一个权威性机构统一负责.     

论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司法主权意识的觉悟

近世国人的司法主权意识随着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懵懂、觉醒到觉悟的过程:懵懂,使得他们在西方列强的威慑下将司法主权拱手相让;觉醒,促使国人初步认识到司法改革的必要,并提出司法改革动议;觉悟,促使他们把收回司法主权与自觉筹划司法改革与创新相结合,试图将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意识内化为法治意识,促进司法近代化进程。近世中国司法改革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收回司法主权。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国家主权(包括司法主权)的收复,这是近世民族主义运动结出的硕果,然而,司法近代化进程也就此中止,出现了动机与结果的背反,形成畸形的中国司法近代化轨迹。一个国家和民族真正拥有司法主权,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为支撑;良好法律的有效实施,则是国家民族强大的重要保障。     

百年中国司法权体系的发展进程及现实反思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司法能否独立,直接取决司法权体系能否独立与完整。我国近代意义上的司法权体系肇始于清末,至今时届百年。在这不算短的历史长河中,司法权体系的发展经历了大陆法系模式、三权分立模式、五权分立模式及社会主义模式,由于缺少良好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环境,其独立进程坎坷起伏,障碍重重,难以健康发展,对国家政治稳定及社会秩序造成过巨大负面影响。反思百年中国司法权体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为当下中国建立健全真正独立完整的司法权体系、促进法治社会的建设寻找良策。     

关于司法的社会效果内涵之评析

良好的司法社会效果必须建立在严格依法的基础上 ,以得到社会的认同为必要 ,并有利于改革、发展与稳定。衡量司法的社会效果 ,需要正确界定社会效果与社会评价、司法职能目的、法律效果、司法公信力、法律秩序等的关系问题。通过分析论述 ,文章得出结论 :司法的社会效果主要体现在司法对社会的推动和社会对司法活动的认同性。     

简论实现我国司法公正的途径

司法公正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我国司法公正的途径应当是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廉洁、自律、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司法队伍的改革,也是人的改革,司法公正,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宪法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之研究

权力固有属性的差异是区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基本依据。国家权力之间的错位是目前我国司法体制的主要问题与症结所在,也是导致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主要根源。理性认识司法权的内在属性应当成为司法改革的理论原点。从制度上切断司法与行政和地方的脐带,是司法真正树立起自身权威和公信力的前提。一场真正的司法改革必须从宪政体制的角度进行统筹分析与考量,每一个具体的改革措施也都应当与宪政和法治建设的总目标相一致。     

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和谐司法机制建设

与其他领域相比,司法在社会管理方面所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应重视树立现代司法特别是能动司法理念,强化司法民主和保障民生的意识,强化司法公平与效率意识,增强矛盾纠纷的司法调处能力,完善相关诉讼制度,健全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确保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依法推进。     

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及其改革

我国的司法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司法改革能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完成预期的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深入推行。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双重目标,首先必须转变司法观念,要强调司法法治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司法的独立性和程序的公正性,才能使法院胜任新形势下解决各类纠纷、确保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定的任务,也才能提高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