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研究及其启示

“公共性”研究是现代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多学科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哲学视角下的“公共性”主要聚焦于对人的存在条件及其实现方式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性把握;政治学视角下的“公共性”更关注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及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性”聚焦于结构制约下集体行动内在的“公共意蕴”;城市学科视角下的“公共性”主要聚焦于公共空间的“空间正义”及其社会价值。“公共性”在不同研究领域中拥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多为问题导向的定性研究,是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成果。“公共性”内涵需要随时代发展,“公共性”议题需要推进本土化和学科化,中国“公共性”研究需要拓展国际话语权。     

论现代公共领域生存发展的社会机制及其学术意义

尽管公共领域的历史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社会,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和表现.从现代公共领域生存发展的社会机制来看,市场经济为其提供了基础动力与结构要素;市民社会为其提供了深厚的人格支撑、理性资源和社会根基;而现代民主政治则为之提供了制度保障、精神动力和演练舞台.因此,公共领域与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实质的内在联结,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具有多方面的学术意义.     

公共理性：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诉求

随着“人的发现”成为主旋律，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意识的苏醒，使同质性社会得以消解．差异型社会得以形成，个体的价值观、信仰、准则和人生意义难以排序，无法区分，现代多元社会由此发端并走向成熟。价值观、理念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冲突和紧张．公共理性既是良善社会中公民交互中的美德与风范，亦是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并走向和谐的社会规则。它具有信任、宽容、妥协、协商等表现形式。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养成，赖于“公共人”的型塑与造就．个体与组织应从狭隘的个体理性中走向公共理性，从“经济人”走向“公共人”；作为公共利益的看守者和代理人，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也应摒弃狭隘的政府理性，重新恢复政府“公共人”的神圣角色，在权力的运使和责任的担负中凸显公共性，在公共领域中大胆拒绝权利。     

需求视野中公共领域的实质 兼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对我国社会治理的意义

人的需求确立,公私分离,开启了近代社会,同时也是公共领域出现的根源。公共领域的前提和条件是人的独立意识、行为自律和批判精神;功能是形成共识和监督公权组织;运行机制是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我国虽然已经具备了公共领域的运行前提和条件,但中国公共领域存在固有的缺陷,必须克服这些缺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共领域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论道德需要的逻辑起点——“道德经济人”理性

道德需要的逻辑起点是以“经济人”理性为基础。以道德理性为最终目标的“道德经济人”理性。“道德经济人”理性是道德理性的初级阶段。社会转型期．过分张扬“经济人”理性必会加剧道德危机，而过分主张道德理性却又曲高和寡，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条在“经济人”理性的基础上。将道德理性从应然转变为实然的途径，这条途径就是倡导“道德经济人”理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变为公民内在自律、自觉的道德需要．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异化观上的启迪与超越——试析马克思对梭“社会契约论”的扬弃

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差异耐人寻味,双方在价值旨趣上虽然都强调“社会契约”对个性价值——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自然权利”的保护,但在具体路向上却各趋一途。在洛克看来,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是一种历史进步,因此,人们订立“社会契约”有利于每个人在公共权力的庇佑下获得更大发展;最好的国家是能保障个人“自然权利”的政治制度,这当然非“人民主权”的民主政体莫属。而依据卢梭的视角,人类由“自然状态”迈向“社会状态”意味着人的“社会——理性”异化,所以人们订立“社会契约”的目的在于解决异化问题;最好的国家是符合社会“公意”并克服“众意”(人们出于私心而杂合的异化理性)的民主制度,只有它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人民主权”国家。卢棱的学说强调克服“社会——理     

超越“有为—无为”:对服务型政府的历史审视

学界所探讨的“有为论“和“无为论“无疑成为了关于政府行为逻辑的一种解释构架,而当下的政府管理理论要求超越二者选其一的简单讨论。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公共行政呈现出公共性价值不断凸显的过程,而正是基于追求共同的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性,才能使政府超越以往对于“有为“与“无为“的工具层面的过分争论,进入到符合时势变化和改革需求的新的论域。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协作治理模式,过去“中心—边缘“式的社会治理结构将被多元网络治理结构所取代。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将努力化解过去传统行政理论中“有为论“与“无为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使政府与其他多元主体基于对公共利益的共同关切,在合作理性下达成民主的政治认同,共同解决所面临的公共问题。服务型政府因而是“有为“的诚信的法治政府,同时又是“无为“的有限的责任政府。     

“差序格局”下协商民主的现实障碍与实现路径

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平等协商、公共理性、多元融合、集体共识等价值理念。中国“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背景之下,自我主义使平等协商流于形式,亲疏导向致思辨理性缺失,权威崇拜使批判精神泯灭,家族私德令公共责任缺位。突破协商民主发展的现实障碍,需要引入惩罚机制强化协商平等规则,发展公民代表团破解关系导向难题,重构“权威-公众”格局实现二者良性互动,构建发达公共领域培育公共责任精神。     

对立与统一: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比较

以企业家政府理论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与以公民为中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主要观点和价值取向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通过对两者的主要观点进行说明和比较,可以得出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实质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的对立表现在顾客与公民、掌舵与服务、企业家精神与公共利益、效率与公平上;两者的统一表现在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公共行政的实践意义与价值意义的统一,强调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做到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整合统一,在批判地继承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合理内核”基础上,以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     

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培育理路

基层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发展,既是协商民主嵌入基层治理的过程,也是公共理性在基层社会孕育与成长的过程。公共理性既是协商民主的价值追求,也是协商民主实践有效运行的内驱动力。公共理性与协商民主有着天然的耦合性,两者互生互容、相互促进,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政治心理基础,公共理性为协商活动提供了价值共识,重塑了协商者平等互信的社会关系,培育了协商者宽容理性的精神。基层协商民主中培育公共理性,应转变工具理性认识,推进政府理性公共化;应厚植理性协商文化,优化协商环境;应强化制度理性,提升制度认同。     

论作为"公共人"的行政人员

“经济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经济领域活动中的现实人的本质的抽象。理性、自利、追求利益最大化是经济人的主要特性。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中的个人与市场中活动的人一样,是“经济人”,天生地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本文认为,该理论对政府中的个人作“经济人”理解是有缺陷的,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和行使者,行政人员应是“公共人”特性的集中体现者,应该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     

从传统“文化事业”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浙江重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像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浙江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浙江是市场经济的先发省份，从而也先于全国多数省份遇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方式的重构问题。从基本脉络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经历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文化事业”发展模式，到不加区分地将所有的文化部门推向市场、在市场化的压力下被动地开展“生产自救”，再到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区分开来实行分类指导、分类发展的原则，进而实现了从传统“文化事业”到新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转变。     

“网络民意”考验政府的行政智慧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利益诉求渠道，其影响力与日俱增，作为管理国家事务的各级政府和官员，应适应时代的新变化，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各种矛盾叠加、各种利益纠结的复杂时期，各级党政干部必须重视网络的作用及其危害性，既要深入了解“网络民意”，又要诚恳地向网络问政，学会应对和处置“网络舆情”，引导和利用好“网络民意”。这是各级政府官员提升行政智慧，提高执政能力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公有资本"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

公有资本是中国改革实践中的创新,正式提出见于党的十五大报告。从《资本论》的逻辑看,公有资本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私有)资本的扬弃。从今日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看,公有资本对我内政、外交、经济、政治等多方面有重要意义。公有资本的建构是一复杂的社会工程,既实现于最后完成之时,又存在于建构过程之中。该过程充满矛盾和风险,需要相关操作者高度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公共行政学“范式转型”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自范式概念被引入以来,行政学界产生了诸多争论.对于在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程中是否存在"范式转型"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并主要形成了史学与哲学两种研究路径.但总体说来,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型"研究仍缺乏一种全面宏观的研究思路,有进一步深入展开的必要.     

“网络舆论反转”现象的思想分析与问题应对

"思想分析"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旨在深刻把握教育对象内在的思想结构和发展动态,以期发现"思想问题"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进行积极引导。"网络舆论反转"是一种新型的网络现象,在全面把握其内涵、过程、形态和模式的基础上,运用"思想分析"的方法对"网络舆论反转"现象进行专业化分析,是思想政治教育参与网络舆论环境建设和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方式。在"网络舆论反转"现象中,舆论参与者在认知能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三个主要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在主体层面上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体作用,在管理层面上把思想分析和引导融入网络信息治理的全过程,在教育层面上不断提高网络媒体人和广大网民的网络素养,以积极应对各种"思想问题",打造良性的网络舆论生态。     

对“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的原则性构想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伦理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既是一般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又是伦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它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揭示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精神,思考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发现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贯彻和落实这种服务精神的现实途径。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及其时效问题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价值取向包括尊重和保障人权、追求实体公正、追求程序正义、追求效率价值。《治安管理处罚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前者不仅规定了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责任追究时效,而且还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办理治安案件期限,因而更广泛更全面。     

试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底蕴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 ,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理念 ,其中包含着浓厚的理论底蕴。文章认为 :从“革命为民”到“执政为民”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新发展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 ,它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符合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 ,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 ;立党为公、执政为汲取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的精华 ,是中国共产党的新民本主义的高度概括     

简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论基础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 2 1世纪再三强调的一个重要执政理念。我们党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主要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政”与“民”的辩证统一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我们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这四个因素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