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完善及其对检察工作的启示

新刑诉法对辩护制度的历史性完善，使辩护方能力得到明显加强，控辩双方权利（力）趋于平衡。制度上的变化增加侦查机关侦查难度，也增加检察机关的工作量和指控风险，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只有熟悉新法规、转变办案观念、提升办案能力，才能应对新法所带来的变化。     

当前新型控辩关系浅谈

正控辩关系包括侦辩关系、诉辩关系。侦辩关系是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关系,诉辩关系是公诉部门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关系。在当前的社会变革和法治环境下,控辩关系正在从常态的单纯对抗向对抗与合作并存发展。一、控辩双方理念趋同控辩双方在法律素养上日渐趋同。高学历的法律人才登上各个法律职业舞台,法治理念提高,对法律的信     

控辩合作:控辩关系新趋势考察——以庭前会议制度为切入点

控辩双方在对抗之外,逐渐开展的各种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司法范围内的一股新潮流,控辩合作不但存在基础,而且具有动因。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前会议,为控辩双方提供了审前的沟通平台,体现了现代诉讼控辩合作的精神。为了实现为实质化庭审做好准备的制度预设,庭前会议在内容上至少应当包括证据开示、争点整理、非法证据排除、解决程序性问题以及是否达到追诉标准的审查;在程序上应当限制庭前会议适用的范围,赋予控辩双方提请召开会议的权利,并在参加人员上予以制度设计。     

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合理模式——以职务犯罪案件为视角

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出现了量刑失衡的现象,这与我国现阶段量刑程序中存在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在规范量刑程序,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方面进行了有益地尝试。在职务犯罪刑事诉讼中,保证控辩双方掌握证据的完整性,加强控辩双方之间对抗性是检察机关提出合理量刑建议的重要因素。     

司法警察参与自侦办案的现状与思考

司法警察参与自侦部门办案具有履职关联度高,安全责任重大等特点.现阶段,司法警察的职责内容与自侦部门的实际需求还不相适应,与自侦部门的沟通协调还不够紧密、办案工作区的管理与防范办案安全的要求还有差距,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够健全、队伍履职能力亦须提高.为此,需要提供制度保障、加强沟通协调和工作衔接、加强办案工作区的建设与管理、建立健全法警安全履职的监督制约机制、提升法警履职能力和水平.     

新刑诉法框架下的控辩关系审视——以庭前准备程序为视角

刑事诉讼控辩双方的关系是刑事诉讼构造的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法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庭前准备程序,并对被告方的辩护权进行了完善,法律修订前后的差异对我国刑事诉讼控辩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着眼于新庭前准备程序的设立,对控辩双方的关系演变进行考量与审视,以期为新刑诉法在实践中的适用提供参考。     

谈正确处理公诉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

新刑诉法确定的控辩式审判方式，吸取大陆法系职权主义和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优点，由法官主持，控辩双方出示证据，相互质证、辩论，突出了控辩双方的职能，加强了控辩双方的相衡对抗，无疑对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有利；同时，庭前实体审改为庭前程序审，以及疑罪从无原则的实施，加重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在实践中如何处理控辩关系成了新课题，下面从几个方面作一简单分析：一、控诉职能与辩护职能对立统一我国刑事诉讼法实行控诉、辩护、审判分离制度，三职能分别由三方主体承担，它们相互作用贯穿刑事诉讼过程。所谓控诉职能是…     

新律师法实施后的检警关系重构

新修订的《律师法》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新律师法扩大和完善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法庭言论豁免权等权利,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中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等难题,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控辩式庭审方式日趋巩固。在日趋激烈的控辩平等对抗的条件下,检警双方需要进行关系重构,在分工制约的同时加强配合,构建检察指导侦查的检警关系模式。     

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制度的探析——新律师法下探索公诉工作的科学发展

新律师法拓展了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辩护权利，提升了刑诉控辩双方在审前阶段①的对抗性，契合了保障人权的司法理念，但伴随而来的证据信患优势的丧失，成为公诉方面临的新挑战。公诉方应更新对控辩关系的认识，以探求司法客观真实为目的，正确对待辩护律师的意见，尽快完善审查起诉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制度，弥补证据信息不对称的相对劣势，促进刑事诉讼审前阶段控辩模式的深入改革。     

新刑诉法实施中的“辩审冲突”——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对新刑诉法实施状况的调研研讨

辩审关系是案件审理过程中辩护律师与法庭审判人员之间的一种关系。根据刑事诉讼原理,控辩双方系平等对抗关系,法庭居中裁判。然而在现实中,裁判方中立立场的不坚定等诸多因素成为控辩冲突和辩审冲突产生的原因。     

公诉庭审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控辩式诉讼模式充分发挥了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的作用，这无疑对公正审判和公民合法权益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障。但是，在实际运作中也不尽完善，公诉人在出庭公诉中仍然遇到了一些问题，现结合办案实践谈谈个人的几点认识。     

论我国刑事诉权的立法完善

刑事诉权是控辩双方进行刑事诉讼的基本权能,控辩双方的刑事诉权具有本能的对抗性,内在要求控辩双方诉讼地位平等。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控方的刑事诉权明显优于赋予辩方的刑事诉权,从而在实践中产生一系列问题,必须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在对立中探究协作——刑事诉讼控辩关系浅析

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是相互对立的，这种对立来源于身份的对立、利益的对立、职能的冲突。但一味地时抗有可能导致诉讼结果的不公．而控辩双方的诉讼行为都是依据事实和法律展开的，双方都追求公平与正义，同时作为控方的检察官与作为辩方代理人的辩护律师又都属于同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这就使得控辩双方的合作成为可能。控辩协作体现了对人权、民主的崇尚，对公正、效率的追求。     

论控辩平等对抗

控辩平等对抗是人权保障的要求 ,是诉讼现代化的要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 ,增强了诉讼的对抗性 ,但是并未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控辩平等对抗不仅存在于审判阶段 ,而且存在于审前阶段。由于双方的角色和任务不同 ,决定了控辩双方注定存在一些固有的不平等     

刑事诉讼构造中的控辩关系与律师权利保护——司法改革语境下的分析

如何维持一种平衡的控辩关系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当前刑事诉讼构造中主要呈现控辩失衡的态势。在司法改革进程中,应当以司法主体性理念为基础重塑控辩关系。通过加强对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建构控辩平衡的诉讼构造,以实现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     

绝对的消极被动抑或适度的积极主动 ——对刑事法官庭审职权的探讨

刑事庭审实质化的改革应当破除对法官职权的误解,不能将庭审中法官职权的行使直接等同于对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侵害.追求客观真实的司法传统要求法官依职权对程序进行控制和管理,兼顾诉讼并行价值离不开法官对庭审节奏的把握,实现控辩双方的实质平等也需要法官摆脱绝对消极的裁判者角色.当然,庭审实质化进程中法官职权的行使也应恪守诉讼的司法形式性,以"看得见的正义"树立裁判者权威,藉司法能动搭筑与控辩双方理性沟通的桥梁.     

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探析

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不折不扣地依法实施本阶段关于控辩平等的规范,却是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因此,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是控辩平等理念规范得到实施的重要保障。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控辩平等规范和保障存在不足,特别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此类规范实施法律监督的操作程序的规定十分欠缺,同时办案人员对于控辩平等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和价值认识存在不足,尽快完善刑事诉讼法和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已成当务之急。     

“捕诉一体”视野下检察监督的实践偏离与理性回归

"捕诉一体"办案模式试行初期面临着多方质疑,从司法实践运行情况来看,总体呈现积极正向的改革效果,不仅实现了检察机关办案效率的提升,且相当程度上使得实践中存在的捕后轻判、控辩关系紧张等问题得以改善。同时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改革也带来了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弱化乃至缺失等问题。对此,检察监督观念的改变、监督能力的提升、检察监督中侦查权的适时启动、考评体系指标的科学设置及智能监督平台的建立应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举措。     

论证明责任在程序上的顺序性

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在程序过程中的分配。在诉讼过程中 ,控方总是应当首先承担证明责任 ,而辩方则在控方之后承担证明责任 ,两者的关系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而且 ,在刑事诉讼中虽然有时会加重被告人的证明责任 ,但不存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控辩双方的证明责任转换的关节点是法官证明评价的形成 ,这和控辩双方证明责任的性质密切相关。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阶段性构建探讨

根据刑诉法及新修订的律师法的规定,应当分析侦查、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及对抗程度,在保障人权的同时,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以诉讼阶段为分界点,建立阶段性证据开示制度,以实现控辩双方利益平衡.阶段性证据开示制度要求在侦查阶段向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提供犯罪嫌疑人以外的非言词证据信息,审查起诉阶段保障律师阅卷权,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全面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信息,并有机会充分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