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释撤销制度有关问题研究——对我国刑法第86条的理解和修改意见

假释起源于英属殖民地澳洲的释放票制度，最初只是对个别服刑好罪犯的恩惠，后来逐渐被各国立法所接受。我国刑法中的假释，是指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附条件地将其释放的一项刑罚制度。我国的假释撤销制度集中体现在刑法第86条．它将撤销假释分为三种情况：(1)假释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犯新罪；(2)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发现假释罪犯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罪没有判决(以下称漏罪)；(3)在假释考验期限内，假     

海峡两岸假释制度比较研究

本文从假释的立法例、条件、考察、撤销四个方面对海峡两岸的假释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分析了两岸假释制度各自的优点及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的假释制度提出了若干建设性构想.     

我国假释制度浅议

假释是世界范围内被普遍规定在各国刑事立法中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是刑罚个别化原则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重要体现.目前,我国刑法假释制度存在着适用数量少、暗箱操作、执行机构和法院缺乏对犯罪人假释的积极性及对假释犯的监督考察不力等问题,使假释的执行流于形式.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主张设立假释委员会,实行假释前听证制度,建立假释再犯预测机制等,以完善这一制度.     

假释撤销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假释撤销制度集中规定于我国刑法第八十六条，该条的规定尚有不完善之处，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困难。本文对假释撤销的条件，撤销后数罪并罚以及刑期折抵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证，并提出了应如何完善法律规定的具体意见。     

略论假释的三个问题

假释作为一项行刑制度,在惩罚与教育服刑人员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本文拟在维护目前刑法立法规定的基础上,论及有关假释制度的三个问题,即:第一,假释的条件;第二,死缓服刑人员能否适用假释;第三,判决宣告后裁定假释前所犯之罪如何处理。     

假释撤销条件比较研究

撤销假释是对假释犯不遵守假释条件的惩罚方式之一。罪犯在假释考验期内再犯新罪应当不分犯罪性质、罪过形式和刑罚轻重,一律撤销假释。在假释考验期内,发现罪犯尚有漏罪,不应撤销假释,而是应根据漏罪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对于假释期间违反应当遵守的假释条件一律撤销假释的规定是不合理的。只有对情节严重的违反假释条件的行为,才应当撤销假释。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创新之设想

我国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着立法分散、一些规定可操作性差、相关司法解释滞后等诸多问题,已经难以适应减刑假释工作的现实需要。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相关文件、有关领导讲话、《刑法修正案(八)》及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的修改最新动态,从司法解释修改的角度对我国减刑假释制度改革创新提出了的设想:认为应当确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减刑假释工作的指导思想,建立减刑假释全面考核制度,减刑和假释的条件、执行期间、减刑起始时间、减刑幅度及减刑间隔应当进一步科学规范,推行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制度,建立完善减刑假释的撤销制度和减刑假释与财产刑及附带民事赔偿挂钩制度。     

我国假释制度低效运行的原因与对策探究

假释是现代各国刑法中一项重要制度，集中体现着刑罚发展的人道性、经济性和社会化等时代潮流。为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但是，我国假释制度的适用并不理想。本文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当前我国假释制度的低效运行状况作了全方位、多视角的考察；在正视我国假释低效运行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的前提下，从观念层面、理论层面、立法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分析了阻碍假释低效运作的因素；进而对提高假释适用率提出具体对策：更新行刑理念；完善假释相关立法；适度限制减刑松动假释适用；尝试建构高效的假释运作机制等构想。     

对假释禁止性规定的评析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假释的禁止性规定,它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同时阻碍了假释制度的普遍适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废除了假释的禁止性规定,这是社会及刑法观念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仍需进一步参考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对累犯、严重暴力犯等适用假释制度设立更为严格的条件。     

论假释制度的完善

教育刑和自由刑是行刑制度发展的理论动力。在我国作为教育刑、自由刑重要实现制度的假释，其适用范围过度狭窄，严重影响了其激励作用的发挥。针对假释制度的障碍，笔者设计了服刑人假释申请权、假释委员会的决定权和公安机关的监管权、检察院的监督权三位一体的权利制衡体系，并对作为假释司法依据的现行《刑法》八十一条的修改提出了建议。     

未成年犯减刑假释的条件应予以特别规定

只要是犯罪时未成年的，对其减刑假释的标准就应当放宽。我国刑法的减刑假释制度，没有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予以特别规定，不利于对这些人的教育改造。对未成年犯的减刑假释，立法上应当做出区别于成年罪犯的规定。     

从恩典到权利的呼唤——假释制度在当代中国之完善

作为刑罚执行制度的假释，刑法理论界对其本质的认识经历了从恩典到权利的转变，广为肯定并接受了假释是受刑人的权利。但是我国刑事法律对假释的规定尚未走出恩典说的束缚，从而制约了假释的适用，更限制了假释功能的发挥。因此，我国有必要在刑事立法中以权利说为基础对假释制度予以完善。     

假释本质研究——兼论假释权的性质及归属

假释是一项历史悠久的刑罚执行制度,但刑法理论对假释的本质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在当代,假释已从一种国家对个别罪犯的恩惠演变成罪犯普遍享有的一种权利,是罪犯在自由刑执行过程中保持良善行为的结果。因而,在关于假释本质的各种学说中,假释权利说是合理的。假释权利说是以现代刑法思想为指导的对假释本质的全新的诠释,是国家对罪犯刑罚观念和关系的嬗变在假释本质理论上的具体反映。由假释的本质所决定,假释权应是一种行政权而非司法权,假释权应由行政性质的狱政部门或专门的假释委员会行使。     

浅议具有"排除社会危害性"犯罪的假释问题

刑罚执行是法定的司法机关将生效的刑事裁判所确定的刑罚付诸实施的刑事司法活动,假释是刑罚执行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实践证明,假释制度具有鼓励服刑人员自新、给服刑人员提供尽早复归社会的桥梁等诸多功能,符合我国刑法不是单纯的惩办主义、报复主义,而是通过刑罚的适用教育、改造犯罪分子的本意,从而有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然而,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中,由于假释制度本身存在的缺憾以及"人情假释"、"权力假释""金钱假释"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凸显,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假释制度原有的立法寓意。因此,正确理解假释的立法目的,准确把握假释的适用条件,成为所有法律人正确运用该制度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     

放宽假释条件浅议──赋予累犯、长刑暴力犯假释权

本文对新刑法关于累犯和长刑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提出质疑，认为立法应赋予两类罪犯假释权，并从假释制度的起源、国外实践、罪犯人权，刑罚目的诸角度进行论证和探讨。     

缓刑、假释考验期内严重违法的后果与劳动教养适用的界分

本文案例启示：对于在缓刑、假释考验期内严重违法,但不构罪的行为应当严格执行《刑法》第77条、第86条的规定,撤销缓刑、假释,执行原判刑罚,不得单独或并列适用劳动教养。     

关于对暴力性犯罪适用假释的几点思考

假释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是刑法现代化的一种表现，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产物。修订后的刑法对假释条件的新规定，主要体现在对假释适用对象范围的限制，是适用假释的消极条件。     

论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

<正> 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实现刑罚之目的,我国刑法规定了若干种具体的刑罚制度,如累犯、自首、数罪并罚、缓刑、减刑、假释等制度.刑法颁行后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上述刑罚制度确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勿庸讳忌的是上述某些刑罚制度也有不小缺欠之处,亟需予以完善.本文试图就健全与完善我国假释制度谈点看法,以就教于刑法学界的同仁们. 我国刑法的第73、74、75条对假释制度作了规定.假释是对犯罪分子在其所判最高刑期届满以前有条件地释放出狱的一种行刑制度.如果说缓刑制度是对短期监禁的缺陷的纠正,     

浅议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

我国假释制度是获刑罪犯重新回归社会的重要渠道,同时是罪犯积极改造自我的关键动力。假释制度不但是对罪犯的奖励措施,更是罪犯本应具有的个人权利。假释制度亦是解决我国监禁资源消耗过量的有力措施。目前,我国假释制度的适用率十分低下,为了有效扩大假释制度的适用范围,本文对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提出了若干对策。     

我国假释听证制度的构建

长期以来,我国对假释案件采用书面审理的方式,被报请假释的服刑人员被排除于程序之外,没有表达意见和申辩的机会,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裁判过程亦无法监督。由于这种审理方式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从而导致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因此,构建假释听证制度就成为弥补书面审理方式缺陷的必然选择。我国各地正在试行的假释听证实践虽然彰显了假释听证制度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立法的根据使其面临合法性危机,因此,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假释听证制度合法化就变得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