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嵌入社区治理三种社工模式比较研究

作为欧美国家的一个专业职业,社会工作自引入我国以来,一直是嵌入在已有的本土行政化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中,并受其形塑。通过比较同一社区中三类社工嵌入模式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不同结果,发现这三类嵌入模式在自主性、专业性、社会性方面各有优劣,构成了社区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如果三类社工能够通过合作“扬长避短”,则可以实现多元社区善治;然而目前之所以出现行政化依附等现象,恰是因为三类社工的地位不平等,以及无法在服务理念、工作方法以及工作目标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因此,可以从平衡社区社会工作“生态系统”的角度改善政策,以达到去行政化的效果。     

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新时代城市社区建设新的行动策略

社区动员是引导居民参与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的推动策略。伴随着城市社区建设方向由行政化向社会化的趋势发展,社区动员模式经历了由"控制型社区动员"到"管理型社区动员"再到"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的逻辑演变。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范式,"互动治理型社区动员模式"的核心要素包括居民需求、制度支撑、能力建设、社会组织、社区文化、资源支持六个方面。"互动治理社区动员"机制包括以居民需求为导向,构建上下联动动员机制;以系统培训为载体,构建动员能力提升体系;以建构社区文化为文本,激发社区居民情感认同;以积极开发与利用为手段,建立资源支持体系。     

“强建设弱治理”: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的观察分析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已迈上一个新台阶,基础设施与服务条件普遍增强,社区干部队伍的素养普遍提高,社区服务的精细化与技术化水平普遍提升,但城市基层治理依然保留传统色彩,居民自治普遍不足,集权化与行政化趋势日益严重,呈现着"强建设弱治理"的基本格局。然而,"强建设"并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强治理"。城市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重点应转向"软件"建设,着力推动治理理念与体制的进一步提升和创新。     

居委会“去行政化”:实践、问题与对策

目前,居委会"去行政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大社区制"、"居站分离"和"网格化管理",它们代表着基层治理体系的优化和能力提升。但是,这些模式也存在着依靠行政推动、缺乏社区促动的局限,须通过破除观念束缚、健全配套机制以及明晰角色定位让居委会成为居民的"头"而非政府的"脚",进而推进居委会"去行政化"。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社区居家养老的地方实践--基于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的调研

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通过设置社区社会工作岗位、统一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标准、建立规章制度等手段，努力探索一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目前，运行中的平桥区居家养老模式存在着社会工作者非专业化背景、养老服务中心规模有限、社工岗位行政化等问题，因此有待进一步完善。     

协同共治格局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功能与限度

枢纽型社会组织作为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具有增强社会组织自治、社会资源再动员以及推进社会秩序活力与秩序兼具等诸多功能。但在"强政府、弱社会"并未彻底改变的情况下,枢纽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面临以下限度:"科层化"治理结构下基层治理活力失衡,"行政化"运作下社会组织自主性的弱化,"项目化"运作抑制了社会组织联盟化发展。因此,未来需要着眼于推进权责明晰的社区治理扁平化,建立去行政化的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改进枢纽型社会组织治理方式。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实现策略研究

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领域改革的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是改革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三社联动"机制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其核心的问题包括"三个主体如何产生、每个主体承担何种责任、彼此间如何联动".引入社工、培育社区组织、推行"两务分离"、实行"社区事务工作坊"是"三社联动"的实现路径.     

司法为本,还是政法为本:中国司法社会工作的本土追问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争鸣,中国司法社会工作的内涵与外延逐渐明确,然而,由于中国司法社会工作在理论上移植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微观上则主要围绕司法机关的司法工作传递社会福利和开展社工服务,这均与中国本土的实践存在摩擦。从2011年的《社工意见》到2012年的《社工规划》,乃至从2003年以来的以上海为代表的司法社会工作实践,结合中国本土话语基础来看,中国司法社会工作应当对接的并非"司法工作",而是"政法工作"。司法社会工作从总体上的使命是推动国家治理从防控的视角转向福利供给的视角,从管理的视角转向多元治理的视角,从治理的现代化转向服务的现代化,最终走向"服务为民"的新方向。     

重庆市南坪社区“去行政化”案例分析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与经济结构转型，社会管理体制也由传统的单位管理模式向社区治理模式转变。社区建设成为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突破点。随着社区建设的推进和政府工作重心的下移，社区行政化倾向日趋严重，“小社区、大政府”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管理需求，亟需一场“去行政化，归还社区自治功能”的治理变革。文章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重庆市南坪社区治理案例进行初步研究。重庆市南坪通过去行政化，重新定位居委会、街道办与社区公共事务中心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起“会站分离”、“会街分离”“街站隶属”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从而归还社区自治功能。这对推进重庆市社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处于探索阶段的南坪去行政化实践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问题和不足，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几J占、建议。     

议事规则、民主协商与内生型社区建设发展——基于应用X项目的多案例研究

社区制是由行政力量建构来满足民生需要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实践中以共同体理论为指导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及社区整体性治理收效甚微,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何以能成为社区建设的关键议题。既有的共同体理论重视情感维度而忽视了居民私利与社区细事,导致理论衍生的整体性治理方案无法回应居民参与的激励机制和权责分配问题。基于案例研究发现,聚合性社区治理模式将社区视为利益共同体,重视发挥居民主体性,将社区治理事务决策管理权交还普通民众,依托精细化的民主协商制度和议事规则,推进多元利益诉求在制度、平台与规则约束下有效聚合,并塑造出社区治理与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可见,聚合性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对既有社区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理论基础进行了修正和扩展,有助于指引社区治理创新直面社区真实生活。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比较:一个分析框架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实现是关键。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出三种主流的社区治理模式,即:"行政导向""合作网络"和"自治导向"模式。详尽比较三者之间的特征、问题解决路径及效应差异,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式比较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社区治理情况纷繁复杂,"行政导向"模式并非一无是处,"自治导向"模式也并非具有普适性,在当前国家自主性依然很强,社会主体性不足的转轨时期,"合作网络"模式是适合国情的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中国社工组织何以行政化?——一个政府科层治理模型的解释

随着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发展，社工组织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然而，在与政府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工组织却频遭多权力主体的行政摊派，日益行政化。科层制视角下的案例研究表明，政府科层治理模式中的等级控制思想、层级控制权分配、等级权力支配结构在根源上分别造成委托方、中间管理方和项目落地基层组织对社工组织的行政摊派，而社工组织面对多方的行政支配之所以选择“妥协”则主要基于生存发展及良好合作的“关系理性”。     

城市社区服务平台的演化逻辑及治理现代化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社区服务平台历经创建、发展和转型过程,依次产生了服务基础设施及办公场地、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社工服务中心等样态。社区服务平台的演进是由政府职能转变和治权开放直接推动的,是平台主办权、所有权与运作管理权、服务生产权相分离的结果,并受到城市化的推动和社区服务需求多元化的拉动;是生产平台逐渐向多边平台转变的过程,实质是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和社区服务供给模式的变革。以社区社工服务中心为代表的多边平台及平台型治理模式,符合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模式的实践与创新——以杭州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自上世纪90年代起经历了三个主要的探索阶段,实践成效来看,并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治管理、社区行政管理与社区公共服务的真正分离,因而各地仍在探索合理的替代性选择。杭州通过创建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多种机制综合运用的治理模式,走出了一条具有杭州特色的社区建设之路。杭州社区建设的实践证明,根据社区公共事务的属性差异界定主体边界是社区治理的基本前提,"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式与"多中心"的外部网络是社区治理的组织保证,行政、准市场、志愿和自治等多种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是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     

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1+X"模式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构成应采用"1+X"模式.在"1+X"模式下,"1"指矫正官,是专职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国家公务员,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的刑罚执行、行政管理等工作."X"指除矫正官以外的工作人员,包括司法社工、社区矫正志愿者等,应由社会组织担任,主要从事社区矫正过程中的服务性工作.     

社区行政化与社区“减负悖论”——基于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案例研究

城市社区是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基层自治制度与实践活动的建立和推进,政府主导的"行政社区"迅速发展。浙江社区"七多"治理的实践案例反映出中国城市治理中日益严重的社区行政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区"减负悖论"。从政府职能履行和职能转变的视角来看,社区"减负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习惯于通过行政手段包揽基层社会治理事务,应急性地选择"去行政化"的治理思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斩断行政事务向社区转嫁的链条。基于此,提出应对社区"减负悖论"的思路:以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为指导理念,动态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根据政府和居民双重需求对社区居委会功能和事务进行价值排序,并依据居委会承载能力进行倒序切除,推动居委会承载事务与承载能力动态匹配。     

理念与经验:中国与北美社区建设之比较

中国与北美虽然对社区的定义存在基本融通之处,但隐在社区概念背后的思维方式存在重大差别,导致社区建设的实践理念也出现明显差异。从国内关注的社区体制、社区服务、社区组织、社区文化等4个方面比较,两地社区建设在经验上已经各有短长,并不能轻易做优劣之分,这与两地的传统、文化、体制以及发展阶段都有关系。但从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看,北美社区贯穿的社会化特色与中国社区贯穿的行政化特色相比,的确可启发我们在社区建设的理念上增强社会化关怀、行动上推崇人性化服务、建制上提升居民的组织化能力、模式上探索特色性框架。中国特色的方向在于整合行政化的遗产与社会化的趋向,而其前提是向社会赋权并且有效地加以保障。     

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基于铜陵市阳光社区公益园的个案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作为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创新社区治理模式的重要载体,在参与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铜陵市在实现以撤销街道为核心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后,在优化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阳光社区以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公益园为平台,积极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构建了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和社工三社互动的社区治理结构,提高了社区治理水平,创新了社区治理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     

关于青少年事务社工融入社区问题的思考

上海市青少年事务社工队伍成立至今已有四年时间,在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推进方面已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社工在社区融入方面做得还不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主观思想意识上未引起根本重视,另一方面客观上也存在着社工在体制上与街道、居委会的关系未理清、理顺的因素。社工在工作上与社区的断层、脱节,在某种程度上已严重制约了社工整合社区资源的力度,进而对社工开展业务工作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加强对社工融入社区问题的理论研究,积极推动社工以实际行动参与社区建设,已成为探索社会工作本土化连设的一大重要课题。     

政府购买机制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变迁——以深圳为例

完善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促进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符合"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思想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文以"深圳模式"为例,对由发展初期以岗位购买服务为主,到共治时期的项目购买,再到对社区组织实施整合和统一管理的发展过程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关系的变迁进行研究。指出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影响了社工机构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其行政化程度总体呈现出强—弱—强的趋势,并对治理关系的改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