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知识界关于战后处理南洋华侨问题的讨论

抗战进入1943年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曙光开始显现,中国知识界未雨绸缪,掀起了一场关于战后如何处理南洋华侨问题的讨论。他们比较系统地讨论了战后处理南洋华侨问题的原则及策略,尤其重点讨论了与战后国家建设有密切关系的南洋华侨经济复兴问题。     

丘逢甲与南洋华侨

丘逢甲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爱国人士,由于志向相同,他与新加坡著名华侨丘菽园多有交往,情谊深厚.丘逢甲的爱国思想和对南洋华侨的关心,通过丘菽园及他所创办的<天南新报>传递到南洋华侨社会.1900年丘逢甲受命下南洋宣慰华侨,在南洋各地发表演说,呼吁尊孔教、办学堂,在南洋华侨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29年第一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研究:以文化认同与适应为视角

民国时期南洋华侨的文化认同与适应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本文对1929年6月由国立暨南大学组织召集的第一次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以文化认同与适应为视角进行初步研究,旨在探讨教育对华侨的文化、社会认同与适应的建构、贡献及意义.     

嘉道年间英华书院创校南洋研究

英华书院是清嘉道年间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内地后,伦敦会传教士为冲破清朝“禁教”政策的束缚,在中国本土之外的南洋华侨社区创办的一所主要面向华侨、办学时间最早且规模最大的新教教会学校。本文主要分析了该校创办南洋的缘由与始末及其对中国本土社会的积极影响。     

民国南洋学的几种话语(1912—1949)

民国时期,南洋学兴起,出现并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学术话语,这些看似多样松散的南洋话语,其实都拘束于"中国与南洋"的视野之中,具有为我所用的临时性与策略性。二战后,这种南洋学及其背后的某些观念遭遇了挑战,其得失对我们今天从事东南亚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从关系性的“亚东”到地缘性的“东亚”:冷战与台湾的解殖

“亚东”不同于“东亚”.从“亚东”一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政治历史中的消逝,可以看出冷战期间台湾解殖渐行渐弱的过程.当前去殖民学术中流行一种为了解殖而实行的“策略性本质主义”,鼓励底层刻意采纳某一种具有本质性的身分,作为动员抵抗的话语策略,然而这反而会巩固殖民与被殖民的二分视角,进而迫使底层依赖被殖民意识来维系自我认识.我们主张必须对解殖进行再理论化,将解殖话语及其实践视为一项关系性的建构,以化解本质性的二分及所导致的对被殖民身分的反复强调.因而,透过亚东话语在台湾的消逝,可以证实冷战造成的地缘安全话语已经取代解殖.亚东话语之失落,间接揭露了台湾解殖难以为继的困境.冷战的进行关乎美国透过围堵政策划分世界之知识建构,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东亚话语对亚东话语的替代.亚东话语所投射的,是一种地缘文化的视角,而东亚话语则意谓着地缘战略意图.后者承继“大东亚共荣圈”,恰恰是日本在二战前及战时用来支持殖民主义与军事扩张的话语.     

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的历史沿革

1927年诞生的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是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成绩最多、声名最著的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专门机构,它开辟了中国现代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新纪元".关于这一机构的历史沿革,已有的叙述或有讹误与疏略之处.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考察,提出较为清楚准确的表述,以供学者了解暨大校情以及进行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史回顾时参考.     

开风气之先,走创新之路——暨南大学的东南亚研究

暨南大学以其悠久历史和办学特色而享誉国内外。重视南洋 (东南亚 )研究 ,是暨南大学的优良传统和重要办学特色之一。学校始终把开展南洋研究视为义不容辞的职责。暨南大学开展南洋研究的历史可追溯到 2 0世纪初叶。 1918年 ,暨南学堂恢复 ,改名为国立暨南学校。当年即创办了《中国与南洋》刊物。其宗旨是 :“使华侨明了祖国事情 ,及国人明了南洋状况 ,并宣布在祖国之华侨教育状况”。该刊物共出版了 3卷 2 5期 ,每期都专送南侨各机关要人 ,及国内关心南洋状况的人士。这可说是学校开展南洋研究的萌芽阶段。192 7年 6月 ,郑洪年再度出任暨南…     

台静农、周作人笔下的韩人形象

台静农的《我的邻居》和周作人的《李完用与朴烈》，不约而同向国人展示了域外英雄的形象。“我”和“邻居”成为当时中、韩民族不同历史境遇、不同精神状态的写照和象征。作者表达了对浴血抗争的韩民族的由衷敬意，并借此批判了缺乏“血性和勇气”的国人。这种对英雄叙事的热衷，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通过塑造民族英雄，实现民族“启蒙”的共同政治诉求的表现。     

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话语权视角下的西方人道主义干涉

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构建了"干涉的权利"和"保护的责任"两套人道干涉话语体系,不断加强理论辩护,强化人道干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对现行国际秩序造成了重大冲击。文章依据"话语主体一话语内容一话语平台—话语认同—干涉实践的基本逻辑,结合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干涉行为,对西方人道干涉话语的构建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文章认为,西方国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本质上更多的是利益驱动下的话语建构而非基于真实的人道危机,其干涉不仅偏离了"捍卫人权"的根本目标,反而在多数情况下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人道危机。西方人道干涉话语构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为中国扭转自身在人道干涉问题中的被动局面提供了契机。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应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交被动应对为主动塑造,以多元的话语主体构建高质量的话语内容,增强中国人道话语的认同度。同时,中国还应有效利用联合国这一权威话语平台,从人道干涉话语构建与干涉实践两个层面介入人道干涉国际规范的构建,提升国际话语权。     

“俄罗斯北方”:当代俄罗斯北极大国身份的学术话语建构

与北极相关的国家身份建构,是现阶段俄罗斯海洋战略、北极战略实施过程中的核心议题。"北方研究",是当代俄罗斯学术界围绕北极空间开展的区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北极正在成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重新定义国家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俄罗斯正在被塑造为一个"世界上最为独特的北极大国"。而以北方研究为代表的"学术北极话语",是这一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关键性因素。俄罗斯学术界通过不断重复使用"俄罗斯北方"这一核心概念和基本话语,采取用"北方"代替"北极"的策略,从而获得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然、精神空间范畴,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北方话语体系"。北方研究学术话语与官方政治北极话语、媒体北极话语、企业北极话语一起,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维度共同建构俄罗斯北极大国的国家身份。     

启蒙时代的俄国形象与“欧洲”建构——对伏尔泰俄国历史著作的分析

启蒙时代是"欧洲"建构的关键时期,而介于欧亚之间的俄国,对"欧洲"观念的建构具有重要影响。在启蒙思想家中,伏尔泰构造了较为权威的启蒙运动模式的俄国观,将其刻画为一个通过学习"欧洲",从而摆脱野蛮、落后,在"文明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同时,繁荣先进、文明开化的"欧洲"形象也呈现在这种俄国镜像中。伏尔泰塑造的俄国形象,对其后几百年欧洲的身份认同和欧俄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俄国作为"学徒"的预设的不平等地位,在数百年中主导了欧洲关于俄国的话语,至今仍然是导致欧俄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     

文化冷战与华侨华人:美国对东南亚华侨华人的宣传渗透

美国在冷战时期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是冷战国际史学界最新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美国对外宣传史、华侨华人史、中美关系史三个领域交叉的产物。美国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经历了从中国政策向东南亚政策的转变,以香港美国新闻处为核心宣传机构实行遥控指挥,并把《今日世界》杂志为代表的书刊纸媒作为主要传媒手段。美国对华侨华人文化冷战的主题和项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利用传统文化促进台湾声誉,利用文学作品进行反共宣传,用华裔美国人的形象宣传美国价值观,和台湾合作与中国大陆争夺侨生教育。美国对华侨华人的宣传主要并不集中在对政治、外交事件和美国政策的报道和阐释上,而是把重点投注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情感的塑造上,其根本观念以及核心的宣传思路是直接诉诸塑造华人身份认同,把冷战意识形态建构为华侨华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此举于今仍有影响。研究美国对华侨华人的文化冷战,对认识和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和大国竞争态势可以提供一定的镜鉴。     

全球治理地域性、主权认知与中国全球治理观的形成

既有的全球治理的地域性研究较少关注各个国家基于自身独特的历史经历、文化土壤和制度属性所形成的不同的治理实践和治理观念。因此,文章重点研究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及其形成过程。全球治理观是一个抽象和宏大的概念,文章在对全球治理进行要素解构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治理观的概念内涵,建构起国家行为体全球治理观的可操作性分析路径。进而,文章借鉴并整合建构主义的规范传播研究,并结合中国关于主权的既有认知,梳理和考察了中国全球治理观在治理价值、治理主体、治理规制、治理对象和治理效果等五个方面的不同立场偏好。从整体上看,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主要是国家中心治理观,而非超国家中心治理观。规范意义上的全球治理立足于世界整体和人类中心的意识,强调跨国家、多主体治理,中国特色的国家中心治理则从实证意义上丰富了全球治理的实现形式,向世界展示了全球治理的中国主张。在未来,随着中国继续参与全球治理和提升综合国力,中国在形成自身全球治理观方面将更加从容,在主动塑造全球治理规范方面也将更有作为。     

建所首次 别开生面 圆满成功 “海外华人与抗日战争国际研讨会”在暨大召开——黄清渠副省长、陈绮绮副市长分别会见并宴请与会中外学者

作为香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国际研讨会”的第二阶段,由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新加坡南洋学会联合主办的“海外华人与抗日战争国际研讨会”9月22日在暨南大学召开。与会者有南洋学会副会长林我铃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崔贵强教授、新加坡中华经济研究院李绳毅教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颜清湟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吴伦霓霞博士和冯小丽女士,以及广州地区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学术团体从事华侨华人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60余人。南洋学会元老、著名历史学家朱杰勤教     

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差异化分层路径探析——以东南亚地区为例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为此,不但需要考虑中国的诉求及“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自身建设的需要,也要对其合作伙伴及推进路径做出合理选择.“一带一路”研究的侧重点应从必要性向可行性转变.基于长时段—结构与中时段—局势、历史与现实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宜差异化分层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依循以国家重要性分类为基础的项目分层路径.根据这一分析框架,文章首先确定东南亚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类别归属,进而分析在互联互通维度中国与相关类型国家实施长期、中短期等项目的可行性和利益保证.在“一带一路”项目推进中,中国重点深耕、推进长期项目合作的国家应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而对于其他东南亚国家则应该侧重能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有所收益的中短期项目.     

二战后归国难侨“复员”缅甸析论

二战后在归国难侨“复员”缅甸问题上，国民政府与英缅政府、缅甸新政府在中国侨民返缅条件、时机、资格甄审等问题上进行了大量交涉，难侨“复员”缅甸结果差强人意。国民政府的华侨“复员”交涉并未因战后东南亚局势的变动而及时调整，墨守成规，缺乏智慧和勇气。独立后的缅甸也基于该国内政的考虑，利用甄别侨民资格、分期分批返回等手法尽量减少华侨重返当地。随着国共两党内战的加剧，国民政府对华侨“复员”工作无暇关注，遣侨工作不了了之，引起归侨的不满。     

韩国“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塑造——以“欧亚倡议”为例

冷战后,随着经济实力增强,韩国政府对"中等强国"身份和地位的诉求意愿显著增强。经韩国历届政府的努力,韩国"中等强国"的身份及地位明确。同时,韩国"中等强国"开始由区域角色向跨区域角色、全球角色扩展。朴槿惠政府提出的"欧亚倡议"尝试塑造韩国"中等强国"的跨区域角色,将韩国"中等强国"的政治诉求推向新高度。     

从“群岛观”到“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印尼海洋政策的形成及演变

苏哈托时期诞生的“群岛观”和佐科维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都深刻影响着印尼海洋政策的构建路径和取向.这些印尼政治精英的海洋战略构想不仅植根于印尼历史上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并且与地区秩序、区域大国和中等强国身份,以及国内政治背景等现实利益诉求息息相关.从“海洋的领土化”的“群岛观”到“领土的海洋化”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的转变,不仅标志着印尼政治精英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战略构想路径的变化,而且也是近年来印尼在应对与周边国家海上冲突和争端时所采取的政策和举措的深层动因.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