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浅析

伴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打工谋生。他们为城市作出特殊贡献的同时,由他们滋生出的犯罪问题也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伴生物,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和谐的声音。[1]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情况凸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较大隐患。本文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成因,试图提出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对策和建议,希望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有所帮助。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初探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以生存型和掠财型并存的侵财犯罪为主,结伙犯罪成为常态,犯罪手段日益复杂,且暴力性严重。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中相关制度的缺位是最为主要的原因,家庭原因和个人原因也不容忽视,因此其防控措施应从社会制度入手,改革户籍制度和保障制度,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营造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的良好氛围,最大限度地减少其犯罪因素。     

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再思考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农民工犯罪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工犯罪人员流动性强,侵财型案件所占比重大,共同犯罪明显,暴力化倾向严重,犯罪手段日趋复杂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而另一方面社会歧视性政策使得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对立情绪和反抗意识;加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入不敷出,被剥夺感强烈,从而容易引发一些过激行为和犯罪行为。因此,改革不合理的歧视农民工的现行政策,加强法律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根本性措施。     

“标签理论”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建设者中的生力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违法犯罪现象逐渐突出,也为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以标签理论为视角,对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尤其是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进行分析,有助于真正有效的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是一个复杂且系统的长期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保证制度完善、权益保障,才可能有效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广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与对策

广州市刑事犯罪状况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影响广州社会治安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犯罪问题的产生，主要源于社会、经济、心理、文化冲突等因素。该群体犯罪问题必须通过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来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综述

在新生代农民工得到国家和社会巨大关注的形势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现实需要日益凸显。研究者从犯罪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治安管理等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均未得出全面而深刻的结论。有鉴于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群体界定、犯罪特点、析因和对策等研究的系统回顾,整合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研究进展,为深入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及预防探析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虽然不是新生现象,但近几年上升的明显程度令人担忧。为此,应从三个方面预防其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一是完善教育管理机制,注重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素质;二是完善权益保护机制,努力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三是完善犯罪预警机制,构筑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防线。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以犯罪整合理论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已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整合各种犯罪理论才能做出较全面的分析,将犯罪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压力理论进行整合,用以分析其犯罪原因就是一种思路。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其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缺少家庭的关爱与正常教育,在其生活中缺乏有效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持,由于生存压力过大而导致的紧张和失范,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温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犯罪成因及预防对策研究

温州市共青团组织在2012-2013年间对温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调研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个体因素（经济、受教育、就业）、社会支持因素（社会包容与歧视,城市认同感）、环境因素（居住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教育程度低,法治意识淡薄,长期处于就业不稳定的状态,社会管理的缺失及受到社会歧视等多种原因使其走上犯罪道路,给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隐患.因此,作为青年和党的桥梁共青团组织,应该依托多方社会力量,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教育,通过各种渠道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强化他们的话语权.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及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预防和减少犯罪事件的发生.     

浅谈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需求与法制教育

近年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与之相关的婚姻问题、义务教育、暴力维权、犯罪等社会问题此消彼长,为社会治安与和谐中国的建设抹上了阴影。新生代农民工因其自身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法律需求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宪政教育、劳动法、婚姻法、刑法、犯罪心理学等方面,因此找准切入点,采取最适合的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法制教育日益成为法律工作者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     

农民工犯罪：概念、司法宽容及类型

农民工犯罪是指具有农村户口,但又离开农村和土地,长期在城镇工作,主要以非农业生产维持生活的农村人口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可将其群体分为旧生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两大类,相应的在农民工犯罪人之中也就形成了旧生代农民工犯罪与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因为农民工工作环境等问题,应当减轻初犯罪农民的刑事责任,给予司法宽容。     

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初探

我国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城乡二元体制分割、贫富差距扩大和就业日趋严峻等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社会原因和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心理、生理等个体原因两大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预防、治安预防、社会保障制度的宏观预防和由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区预防构成的微观预防相结合的综合犯罪预防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控制与预防

新生代农民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这一群体的出现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从社会和公安机关两个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探索控制和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措施,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犯罪治理对策

伴随着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缓慢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高犯罪率问题不容忽视。加大农村教育投入，积极开展普法宣传，提供法律援助，呼吁司法宽容都是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治理对策。此外，还要探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法律措施，构建积极的农民工文化，借助媒体优势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语权。     

2007-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情况调研——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为视角

在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从犯罪统计数据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家庭成长环境、自身性格特点以及社会关注的缺失造成的。因此,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及其家属应当直面这一问题,齐抓共管,缓解其犯罪高发的态势,引导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点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80后＂、＂90后＂的农村外出劳动力,目前年龄一般在16周岁以上、30周岁以下。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具备许多不同于其父辈的特点。其中一些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既具备农民工群体犯罪的某些共同特征,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如暴力性比较突出、冲动性较为明显、报复性犯罪增多、作案手段高科技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群体性事件多发等等。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归因与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融合困难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应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与利益诉求,从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两方面继续探索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新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探析——以广东省为视角

大批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大城市,虽然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给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其中部分人员的违法犯罪活动也给城市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带来了消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是:童年留守经历对犯罪产生巨大影响;踏入社会后边缘化状态诱发犯罪;社会管理不足产生负面影响。     

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战略目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转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他们自身的强烈愿望和迫切需求.提升人力资本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具体可分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在职业教育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旺盛与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在继续教育方面,存在需求多元化与供给单一性之间的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是衡量其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标识.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文化水平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保障水平都对其消费行为产生影响.实证调查显示,无论消费水平还是消费方式,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都有很大的差异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对其消费水平正相关,教育水平、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也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具有抑制作用.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强化降低欠薪风险的机制,以及全面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均等化制度建设,对于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和提升其市民化程度有重要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