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再思考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农民工犯罪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民工犯罪人员流动性强,侵财型案件所占比重大,共同犯罪明显,暴力化倾向严重,犯罪手段日趋复杂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意识日益增强,而另一方面社会歧视性政策使得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强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对立情绪和反抗意识;加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入不敷出,被剥夺感强烈,从而容易引发一些过激行为和犯罪行为。因此,改革不合理的歧视农民工的现行政策,加强法律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护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根本性措施。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原因分析——以犯罪整合理论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现象已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只有整合各种犯罪理论才能做出较全面的分析,将犯罪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社会支持理论、压力理论进行整合,用以分析其犯罪原因就是一种思路。一些新生代农民工在其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缺少家庭的关爱与正常教育,在其生活中缺乏有效的社会控制和社会支持,由于生存压力过大而导致的紧张和失范,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标签理论”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我国城市建设者中的生力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违法犯罪现象逐渐突出,也为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以标签理论为视角,对我国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尤其是犯罪的原因及其预防进行分析,有助于真正有效的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是一个复杂且系统的长期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只有保证制度完善、权益保障,才可能有效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     

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初探

我国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是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城乡二元体制分割、贫富差距扩大和就业日趋严峻等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等社会原因和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心理、生理等个体原因两大层面,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社会预防、治安预防、社会保障制度的宏观预防和由家庭预防、学校预防、社区预防构成的微观预防相结合的综合犯罪预防体系。     

温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犯罪成因及预防对策研究

温州市共青团组织在2012-2013年间对温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调研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个体因素（经济、受教育、就业）、社会支持因素（社会包容与歧视,城市认同感）、环境因素（居住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教育程度低,法治意识淡薄,长期处于就业不稳定的状态,社会管理的缺失及受到社会歧视等多种原因使其走上犯罪道路,给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隐患.因此,作为青年和党的桥梁共青团组织,应该依托多方社会力量,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教育,通过各种渠道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强化他们的话语权.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及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预防和减少犯罪事件的发生.     

2007-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情况调研——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为视角

在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从犯罪统计数据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主要是由于特殊的家庭成长环境、自身性格特点以及社会关注的缺失造成的。因此,政府部门、社会团体、新生代农民工本身及其家属应当直面这一问题,齐抓共管,缓解其犯罪高发的态势,引导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控制与预防

新生代农民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这一群体的出现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因此,从社会和公安机关两个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问题,探索控制和预防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措施,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浅析

伴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打工谋生。他们为城市作出特殊贡献的同时,由他们滋生出的犯罪问题也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伴生物,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不和谐的声音。[1]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情况凸显,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较大隐患。本文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成因,试图提出预防和减少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对策和建议,希望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引发的一些社会问题有所帮助。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概念辨析与解释模型

第二代农民工犯罪一般指1978年以后出生的,目前已经进城的农民工所进行的犯罪。这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犯罪群体,具有胆子大、手段狠、预谋少、非侵财性犯罪多等特征。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与其社会结构的解体;而社会化机制缺损和社会参照群体的转换,是第二代农民工犯罪率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犯罪率的根本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研究综述

在新生代农民工得到国家和社会巨大关注的形势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现实需要日益凸显。研究者从犯罪学、社会学、文化学以及治安管理等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均未得出全面而深刻的结论。有鉴于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罪犯的群体界定、犯罪特点、析因和对策等研究的系统回顾,整合目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研究进展,为深入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