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议联盟框架”研究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一个专刊导论

《政策研究期刊》（Policy Studies Journal）在2011年8月由萨巴蒂尔等人汇编八篇“倡议联盟框架”研究专刊.这八篇论文分别是：《意识形态、权力和政策网络结构》、《基本原理决定倡议联盟：测验协调性网络和相应的信念》、《联盟稳定性和信念改变：美国外交政策和以色列建国中的倡议联盟（1922-1944》》、《政策过程中的网络结构：瑞士气候政策中的联盟、权力和经纪人》、《在有争议的子系统中转移资源和场域带来政策改变：以瑞典信号情报政策为例》、《政策改变和学习应对匈牙利的极端洪水事件：一个倡议联盟途径分析》、《17个生物技术政策子系统中的科学诚信、分歧和错误成本》、《政策叙述与政策过程》.此专刊涉及到三个理论探究主线：（1）联盟中的问题在哪里聚焦,为什么联盟会形成,随着时间推移联盟的结构及其稳定性如何；（2）以政策为导向的联盟学习；（3）政策改变中联盟所扮演的角色和行为.这些论文重温了以政策为导向的联盟学习研究,专注于倡议联盟框架的理论检验和开发,提倡发挥联盟资源的作用,重视将倡议联盟框架与其他框架理论相联系并运用到比较公共政策研究中.此次专刊编辑代表了《政策研究期刊》作为政策过程研究领域最好的出版商不断走向成熟的重大里程碑.     

超越政策过程中的倡议联盟框架

自从倡议联盟框架（ACF）从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框架被提出以来，大量关于倡议联盟框架的文献试图通过描述政策网络途径如何与政策过程理论相结合，以及通过检验群体动力学怎样影响政策后果来发展政策过程理论。然而，这些先前倡议联盟框架研究文献的局限性迫切要求本项研究开发一些超越当前倡议联盟框架的概念步骤以产生更好的政策过程理论。因此，本文集中于三个问题：（1）分析单位；（2）开发政策过程理论中的集体行动；（3）宏观层次的因素在将政策过程理论应用到不同文化形态中的作用。     

间断平衡框架及在我国政策分析中的适用性:基于政策范式

20世纪90年代建立的间断平衡框架因融合了渐进与变革两种政策变迁状态而被认为是对渐进主义理论的重大超越。该框架认为,注意力状态及其信息处理模式是政策选择和变化的基础,而政策变迁状态取决于问题界定与制度结构之间的互动。在政策变迁过程中,子系统政治的负反馈作用使得政策处于垄断状态,宏观政治的正反馈作用促使政策垄断崩溃。政策变迁存在长期渐进均衡和短期重大间断两种政策变迁状态。但在我国缺乏子系统政治与宏观政治这一制度基础的特定的政策环境中,利用政策议定场所的变化来界定间断与平衡存在很大不适用性。因此,借鉴霍尔的"政策范式"概念,本文认为政策变迁状态取决于政策总体性目标:政策总体性目标变化反映政策间断式变迁,政策工具及其水平设置变化反应政策均衡性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基于中国背景对间断平衡框架作出一定的修正和本土化说明。     

超越政策过程中的倡议联盟框架

自从倡议联盟框架(ACF)从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公共政策框架被提出以来,大量关于倡议联盟框架的文献试图通过描述政策网络途径如何与政策过程理论相结合,以及通过检验群体动力学怎样影响政策后果来发展政策过程理论。然而,这些先前倡议联盟框架研究文献的局限性迫切要求本项研究开发一些超越当前倡议联盟框架的概念步骤以产生更好的政策过程理论。因此,本文集中于三个问题:(1)分析单位;(2)开发政策过程理论中的集体行动;(3)宏观层次的因素在将政策过程理论应用到不同文化形态中的作用。     

政策类型理论的批判及其中国经验研究

洛伊提出的政策类型理论以＂政策特征决定政治过程＂的假设为基础,从公共权力运用的两个维度构建出四分的政策分类框架。这一政策类型理论一经提出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同时也激发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以及针对质疑和批判进行的辩护和发展。一些开拓性研究表明,该理论对于透视和分析中国背景下的公共政策过程同样具有深邃的理论洞察力。循着＂政策类型视角下政策过程＂的思路,可以发展出关于中国公共政策规划与决策、执行与评估等不同阶段的经验性假设,以逐渐积累关于中国政策过程的知识和认知,并发展出本土化的政策过程理论。     

政策子系统框架和政策改变:政策过程的后实证分析

“后实证主义”对政策过程的分析 ,强调的是政策过程中政策话语的作用。文章讨论政策网络和政策共同体整合思想和利益的方式 ,展示了不同的子系统框架与政策改变过程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既定的政策部门里 ,政策子系统的属性揭示出政策子系统回应思想和利益变化的倾向 ,政策子系统的属性表征着政策改变的方式和速度。     

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的新进展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西方公共政策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面反思和拓展的阶段。在这一时期 ,学者们首先澄清了公共政策研究“混沌”的现实 ,致力于整合分裂的公共政策研究局面。在这个基础上 ,学者们致力于拓展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 ,提出了新的政策过程模型。而关于公共政策子系统和政策网络的系列研究 ,则致力于打破过程阶段论的窠臼 ,把行为者和网络的视角嵌入到政策过程的研究之中 ,表明近 2 0年来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焦点向动态层面的转移     

政策科学中的叙事政策框架及其研究前沿

叙事政策框架(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NPF)是在叙事学与公共政策分析日益融合背景下,运用政策叙事分析和解释复杂性公共政策过程的一种全新的政策过程理论。对叙事政策框架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批评与回应、理论融合探究、实证案例分析3方面;现有创新性研究方法运用的分布特征可归纳为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因果理论假设的完善和检验、框架的完善和发展都将是未来NPF研究重点探讨的主题。     

公共政策反馈如何影响政府机构变迁?——基于生育政策的历史追踪分析(1949-2021)

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变迁?我国政府机构变迁背后存在怎样的发生机制?在现有机构变迁解释的基础上，基于政策反馈理论补充了一个新的理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政策反馈与机构变迁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及其主管机构的变迁历程进行翔实的历史追踪分析，检验了上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适用性。研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生育政策及其主管机构共发生6轮“互相强化变迁”和2轮“互相弱化变迁”。具体发生机制是，生育政策的政策设计和资源分配分别通过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了主管机构的合法性(即决策者支持和民众满意)和能力(即行政层级、职能范围、人员编制和财政投入),导致了生育政策主管机构变迁(计生委、人口计生委、卫计委和卫健委)。政策主管机构变迁进而影响了下一时期的生育政策变迁。在此期间，决策者和民众对生育政策执行效果的学习效应导致了“互相强化变迁”阶段向“互相弱化变迁”阶段的彻底转变。因此，政策反馈与机构变迁的过程机制解释了生育政策与其主管机构之间的“趋势一致性”演变逻辑。综上，分析框架探索了政策与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有助于理解中...     

政策联盟的注意力配置、互动策略与社会政策变迁 ——基于甘肃农村低保政策的分析个案

本文运用倡议联盟框架,采取访谈、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等综合途径获取数据,对甘肃农村低保政策在2006至2016十年期间的阶段变迁加以分析。研究发现:该政策过程中存在资金主管、业务主管和市州政府三个重要的倡议联盟。不同联盟因职责、专业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而赋予政策深层信仰和政策核心不同的注意力配置。每一联盟都在对政策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更好理解的基础上运用丰富多样的行动策略和手段推动政策目标的实现或政策设计的适当修正。联盟之间基于政策目标实现或政策设计修正的政策亚维度冲突对政策制定的科学与执行的有效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政策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能够一并影响各主要联盟的高级公务员协调并试图形成合理的政策方案。最后,结合个案研究对运用倡议联盟框架分析我国社会政策提出两点建议:一是超越原有范式对政策过程参与主体的界定,更好聚焦公众舆论以及可以被划归为不同主要联盟的专家智库的行为逻辑对政策学习和政策过程的影响;二是超越对联盟之间竞争性冲突的原初设定,探析既有的工作分割、职业信仰特别是跨(政府)层级政策学习活动对政策变迁的作用。     

西方责任政府研究的主题、框架与学说动向

西方责任政府理论研究的主题动向表现在民主、官僚、法律、结果、伦理以及主体六个方面,其分析框架较有代表性的是责任的五维度、无缝隙国家责任、政治理论范式、360度绩效,而理论学说最有影响力的是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学说动向。     

理性视角下的中国官僚制：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运用文献综述法,对理性视角下中国官僚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整理出中国行政改革未来发展模式观点,即新公共管理说,理性官僚制重塑说,以德行政说,服务型政府说和综合说等。最后对我国官僚制研究现状进行反思,以期对转型期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周恩来反对官僚主义思想简论

官僚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大敌。周恩来同志对官僚主义一贯深恶痛绝,并形成了丰富的重要论断：官僚主义表现论;官僚主义危害论;官僚主义根源论;官僚主义消除论。     

论公安学

本文利用系统科学的观点和理论方法建立了公安学的核心框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安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和一般理论基础,指出公安学科群建设的必由之路。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引出公安学科研究的理化认识,特别是对公安科建设的理论方法,以期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中国古代官僚制审视——兼与现代官僚制的比较

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性官僚制理论适应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官僚制组织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中国在秦朝时期就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其行政组织体系具有自己独特的组织规则和运作过程,具备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中国传统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以家长制形式组织起来的家族制度基础之上的,与马克斯.韦伯所倡导的现代理性官僚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现代官僚制的理解,从而为现阶段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和启示。     

近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科学研究评估（2004-2008）

20多年来,我国公共政策科学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其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主要是对西方公共政策科学的粗略嫁接甚至是完全移植,这种先天的不足导致了我国公共政策科学缺乏本土化研究,其理论研究缺乏国际化视野,其论证过程缺乏技术理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研究都滞留于较低水平。因此,提高我国公共政策科学研究水平,需要加强对我国公共政策科学理论体系的创新,处理好本土化研究和国际化研究间的关系;加强我国公共政策科学研究的技术工具体系的创新。     

新公共管理时代的理性官僚制

我国虽然处在西方公共管理的改革时代,但并不完全具备实行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社会条件,应该谨慎借鉴,而且与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官僚制相比,我国并没有建立起严格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理性官僚制更适合我国建设新型工业化国家的需要。     

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法律史学（1978—2008）

在1978—2008年的30年中国法治进程中,法律史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从此前的薄弱基础出发,借改革开放之春风,观照历史服务现实,成为中国法治30年进程初期的显学,为法制建设提供了及时的思想资源与理论支持;随后,它鉴往观今,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继续助推法治进程。同时,它传承学术、推陈出新,提升品质、深化研究,使法律史学科得以迅速发展。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30年的努力和累积,中国的法律史学将有更加辉煌的前景。     

循环经济及其在农业上的发展应用研究综述

文章回顾了我国“循环型农业”模式的提出与内涵,以及我国农业发展循环经济研究的主要内容,着重分析我国“循环型农业”的主要发展模式、发展方向、制约因素及其制度与政策环境;并就我国农业发展循环经济需要进一步加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行简短述评。     

担当:一种科层运作的效能转化工具

以形式理性著称的理性官僚制理论上并没有担当的价值空间,但当代中国科层制处于传统、现代、后现代交织的社会转型之中,处于从历史官僚制向理性官僚制对接的转型时期,有必要继承传统伦理精粹,发扬使命型政党的红色力量,以担当的价值理性驾驭官僚机器的形式理性,发挥国家治理制度优势,实现国家治理效能。这就需要实现政策民主化与政策科学化的有机统一,培养干部践行担当精神的政策能力与科学方法;从底线思维向上限思维转换,激励干部主动担当的愿望和激情;从封闭检查向绩效的有限开放转向,释放担当的价值空间;从问责兜底向精准问责转变,赋予敢于担当的底气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