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类型理论的批判及其中国经验研究

洛伊提出的政策类型理论以＂政策特征决定政治过程＂的假设为基础,从公共权力运用的两个维度构建出四分的政策分类框架。这一政策类型理论一经提出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同时也激发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以及针对质疑和批判进行的辩护和发展。一些开拓性研究表明,该理论对于透视和分析中国背景下的公共政策过程同样具有深邃的理论洞察力。循着＂政策类型视角下政策过程＂的思路,可以发展出关于中国公共政策规划与决策、执行与评估等不同阶段的经验性假设,以逐渐积累关于中国政策过程的知识和认知,并发展出本土化的政策过程理论。     

西方政策过程理论的最新进展、趋势与启示

政策过程理论研究从一开始就争论不休,而这些争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寻求因果关系理论的逻辑下,形成了大量的主流政策过程理论或框架。而今,政策过程理论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包括叙事政策框架、子系统及其超越、决策和官僚机构、政策过程的综合框架等方面的发展。这种新发展及其趋势,对我国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来讲无疑具有诸多启示：（1）区分和厘清政策过程理论研究中的关键概念;（2）继承与创新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方法;（3）实现行动主体的多元化、精细化与政策子系统的超越;（4）合理把握官僚机构在我国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     

《理解公共政策》的方法论剖析

美国学者托马斯·R·戴伊撰写的《理解公共政策》是西方政策研究领域最为经典的权威教材之一.在研究方法上,该书的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双向三角框架”并较早地将政治学分析的八个模型引入到政策研究中,以帮助人们理解政策过程和公共政策的前因后果.不过,该书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缺陷,使人们难以实质性地理解公共政策过程.     

公共政策创新与政策生态

公共政策创新是政府应对信息化、全球化和社会转型而开展的有价值的政府行为,但政策创新的“价值”必须置于政策生态的框架下进行衡量。在政策生态视野下,政策创新研究有变量分析、过程模型、主题分析和限度分析四个角度。本文着重从主题上阐释了公共政策创新包含政策主体、政策内容、政策手段和政策过程创新四个方面,进而分析了在我国当前的政策生态下,公共政策创新应有三个限度:以市场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和均衡健全的政策体系。     

政策理论：殊途与同归

文章认为,现代政策理论存在两个理论来源,即以政治学为背景的政策科学和以经济学为背景的经济政策学。两种政策理论虽然在学科特征、理论体系、研究方法和课程设置方面存在差异,但是随着政府公共政策干预的扩大和要求,两种政策理论出现互补融合趋势,这一趋势不仅弥补了各自理论的不足,丰富和完善政策理论,而且将从政策层面上为提高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供理论指导。     

政策周期与政策终结

公共政策有周期性,研究政策周期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提高政策决策性和完善政府理论的重要方式。本文主要介绍政策周期及政策终结的含义,探讨政策周期与政策终结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明确认识两者关系对提高行政决策科学性的意义。     

教育政策工具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展望

政策工具是政府赖以推行政策的手段。从公共政策工具和教育政策工具两大范畴入手,分别梳理相关文献,以期较全面地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基本主题及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加强我国教育政策工具研究的前景和展望。我国教育政策工具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理论研究的前景十分广阔。在教育政策工具研究过程中,既需要积极借鉴国内外公共政策工具研究最新成果,又要充分考虑我国教育政策执行的特点。加强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教育政策实践的工具性解读,对于丰富政策工具的研究内容和改进教育治理方式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浅析政策工具选择和评价机制的构建

在公共政策中,一旦界定了政策问题,明确了政策目标,选择和设计何种政策工具便对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成为政策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环节。近些年政策工具的研究焦点从以工具主义的类型分析和对过程的构建考量转移到更多地关注政策工具的评价和选择机制。对政策工具选择影响因素以及政策工具采用以后的评价机制的探讨,对于完善政策工具研究的理论框架具有实际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2011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新进展

2011年是公共政策学本土化研究和学术发展的重要一年。在借鉴国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在分析框架层面提出的政策过程新模型、建构主义政策研究纲领、制度理性选择框架、政策创新和扩散的政策网络视角等都有显著的学术创新;在研究主题层面,他们立足我国重大经济社会政策问题,重点关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信息、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公共政策民主化与法制化等重大问题。在学科前沿层面,公共政策协同性研究、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公共政策工具研究、公共政策伦理研究将成为公共政策学新的学术生长点。     

中国“政策试验”研究:议题、意义与展望——以政策过程为中心视角

当前,中国关于"政策试验"研究的议题主要集中在"政策试验"的类型、过程和功能等三个方面。从政策过程的视角来看,"政策试验"研究不仅能有效刻画中国政策的实际运行过程,而且还能补充扩展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谱系。"政策试验"问题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研究需要从立场客观化、内容精细化、方法多元化这三个方面进行拓展。     

省属公安高校招生就业政策探讨——兼析“按需招生,计划分配”政策

关于公安高校招生就业政策问题的不同看法主要集中在是主张还是反对“按需招生,计划分配”政策上。“按需招生,计划分配”政策是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公安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及培养职业化警察的需要,有其必要性,同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必须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完善和激活,以促进公安高等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     

研究生全面收费政策的限度与突破

研究生全面收费政策旨在完善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模式,缓解高等教育供求矛盾,并通过健全奖助学金制度来建立和完善研究生科研激励机制,全面激发研究生创新活力,但是政策作用发挥和达到预期的程度具有不确定性,表达为政策的内生性缺陷或缺失,即为政策的限度,政策限度分析的视角可能更客观合理地审视研究生全面收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利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调整和修正,从突破政策限度的层面来尽可能提高研究生全面收费政策的达成度.     

公共政策:从政策科学到建构主义

在传统的政策科学研究纲领中,政策问题是硬核,政策过程阶段论是保护带。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的政策研究框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这一新的政策研究纲领中,硬核与保护带转化成为政策行动者以及政策行动者之间在系列约束条件下的互动,公共政策不再被视为公共权力机关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或行为,而是政策行动者可资利用实现其利益、目标和价值的载体或工具。尽管建构主义的研究纲领没有为政策研究编织出一个真正标志其科学性的花环,但它确实为人们理解公共政策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不同的窗口。     

参与性政策分析与政策科学的民主回归

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是政策科学发展历史中的两条主线,而民主则是政策科学自诞生之日起的宏大抱负。政策科学发展的历史说明了实证主义的研究并不能实现政策科学的民主内涵,因此,许多科学家开始研究如何通过整合实证与规范研究来促进政策科学对于民主的回归。弗兰克·费希尔就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学者,其参与性政策分析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讨论平台。     

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工具选择研究

政策网络的结构影响着政策工具的特征及选择,而不同的政策工具则反映出政策网络中行动者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政策工具的选择应该随着政策网络的改变而变化。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偏好于管制类工具,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则实施以经济激励类工具为主,辅以信息传递类工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政府需要对政策工具进行更为理性的选择并适时创新。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一个系统论的比较

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二者行动主体和作用客体是存在差异的。公共政策的主体更多的是社会权威机构,以政府和利益集团为核心进行政策制定和决策分析;社会政策的主体是以政府为先导,更加依靠非政府的民间组织发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功能。公共政策偏重权威资源的调配,其制定和决策更多是从宏观层面、整体布局上解决问题;而社会政策由于有社会民间组织的积极参与,使得它有可能关注具体而微的个体生活困境,直接面向需要解决困难的社会成员。     

政策过程的民主化

建立在代议制和官僚制基础上的现代民主出现了"赤字"问题.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和公民参与运动的发展为政策过程的民主化提供了学理和实践的基础.政策过程的民主化关注到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民的利益、需求和偏好的直接表达,有助于克服委托一代理过程中的信息流失.政策过程的民主化推动了民主制度的变革,更新了民主的表达方式.     

公共政策与政策问题的关系分析

在人们的传统认识中,公共政策与政策问题的关系似乎是直接的、对称的和静态的。但是对二者关系重新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公共政策与政策问题是一种交互影响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非对称的、间接的和动态的。对这种关系及其本质的准确把握,将直接影响到公共政策的质量,因而应当成为人们理解公共政策与现实联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秘书兼外交部长K·K·托卡耶夫在华访问期间 ,于 5月 11日来外交学院访问 ,并向学院师生作了题为“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演讲。外交学院院长杨福昌大使对托卡耶夫国务秘书兼外长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并代表我院师生对托卡耶夫的演讲表示感谢。本刊现将这篇演讲摘要发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