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构建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

正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苏擘画的"强富美高"宏伟蓝图,赋予了建设美丽江苏的重大使命。江苏坚持把生态优先作为政策目标,下大力气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生态环境质量根本性改善的"拐点"还没有到来,生态环境治理面临攻坚克难的深水区。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探索建立环境治理"可知可控、精准治理"的新范式,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切实增强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污染环境罪的检察治理研究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1年颁布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旨在"为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有力制度保障"。[1]作为一切治理措施的最后保障,刑法在环境污染治理中是以污染环境罪的适用为核心运转的,而检察机关作为连接环境行政执法程序与环境犯罪刑事诉讼程序的纽带,对污染环境罪的合理适用具有关键作用。因此,检察机关应转变传统法律监督职能影响下被动接受的角色定位,积极主动参与到创新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以实现污染环境罪的有效治理。     

发挥“两个委员”作用 做实乡村环境治理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近日,江苏省政府与生态环境部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省。构建更加健全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保障。当前,一些乡村生态环境形势不容乐观,部分乡村地区存     

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重要内容,对提升粤港澳大湾区综合竞争力,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至关重要。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认知层面的责任界限不明、主体层面的多元结构不完善、运行层面的合作途径单一以及制度层面的保障供给不足等。这主要是因为粤港澳三地社会制度、环境发展诉求、环境治理模式、环境法律体系、环境执法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以及受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本位主义等因素的影响。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进程,需要开展全民生态环境协同观教育,明确主体责任;建立权威的生态环境组织机构,打破条块分割;拓宽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渠道,增强协同合力;构建系统完备的制度保障体系,平衡制度供求。     

乡村生态振兴及其法治保障

乡村生态振兴是实现乡村"天更蓝、水更绿、生态宜居"的顶层设计,其法律内涵包括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保护和改善乡村生态环境,推进绿色产业、绿色农业、绿色旅游发展三方面内容;其核心是平衡多元价值。乡村生态振兴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污染源头多样、治理难度大,制度供给乏力以及治理方式单一。乡村生态振兴法治保障可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以国家立法为基础,突出地方环境立法的补强功能,形成完善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其次,推动政府主导的单轨环境治理机制向多元主体参与的双向互动治理机制转变;再次,发挥法治与德治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规范作用。     

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现实困境与消解策略——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

城镇化与现代化推动乡村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对于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社会资本在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透过社区信任、互惠规范与关系网络发挥合作功能、约束功能与沟通功能。然而,新型农村社区在转型过程中社区信任衰退、互惠规范断层和社区关系网络转型引致社区环境治理遭遇集体行动悖论、"公地悲剧"与治理互动困境等重重困境。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化是提升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关键,国家需要以重塑社区信任、复建互惠规范和修缮参与网络为主线重构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共同体,化解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困境。     

生态环境治理亟需打出联合执法重拳

生态环境治理联合执法能够全面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并已经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由之路。必须逐步完善相关配套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联合执法机制,做好联合执法考核与监督工作,打造"大环保"的联合治理格局,确保联合执法能够有效落地。     

创新社会治理 加快建设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

<正>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视察江苏时,擘画了"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发展宏伟蓝图。社会文明程度是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江苏始终坚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谋划、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着力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加快形成,社会和谐、稳     

日本污染治理的环境经营理念与产业化路径

日本推进污染治理与环境保护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建立了严格的环境法制体系,明确企业污染治理的责任。环境控制法律体系成功介入经济产业体系,企业逐渐接受了环境价值。环境治理与产业发展相统一的环境经营成为企业发展新动能,企业内部低碳技术和绿色产品的开发进一步推动环境保护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日本环境治理的有益经验将为中国提供一定镜鉴。     

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的培育和提升

公民作为环境治理多元主体之一,其主体意识的提升对于推进环境治理共享共治,有效解决生态问题、革新公民生态意识与约束公民生态行为,以及实现生态环境的"善治"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培育提升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面临着诸多困境:由于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水平不足而产生的主体困境,公民环境治理意识与行为相脱节而带来的实践困境,培育公民主体意识的大环境不成熟而导致的社会困境,生态教育与环境治理要求不一致而产生的教育困境等。培育和提升公民环境治理主体意识,需要转变其思想认识,养成生态道德;需要强化制度型构的功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需要关注环境治理实践,提升公民参与治理的获得感;需要加强生态教育的力度,推进公民环境意识的发展。     

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

2020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动跨区域跨流域污染防治联防联控",这意味着跨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环节.2020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疗,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找出问题根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要注重整体推进,在重点突破的同时,加强综合治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重庆市处于生态文明建设"三期叠加"的历史性关口,克服区县府际、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现实障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谱绘山清水秀美丽之地,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鲜活样本.     

变环保呼声为群众掌声

如何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的环境问题,确保环境信访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近年来,浙江通过不断创新完善生态环境信访投诉工作机制,探索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交出了一张靓丽的成绩单.     

激励发展：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省委书记娄勤俭在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上强调,在生态环境治理上,要加快形成由环保倒逼发展转向激励发展的体制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的殷切嘱托以来,江苏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加快形成由环保倒逼发展转向激励发展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是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完善江苏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服务APEC 以市民需求为重点

正今年北京将迎来亚太经合组织等一系列重要会议,这对首都的城市环境又提出了更高要求。2014年首都环境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做好APEC会议环境保障;做好群众身边环境治理和环境秩序集中治理工作;开展环境基础薄弱地区整治、城市景观提升和生态环境建设三大工程,以进一步提升首都城市环境景观水平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把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着力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环境基础设施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基础保障,是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支撑。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实施《江苏省环境基础设施三年建设方案(2018—2020年)》,加快补齐垃圾、污水、危废等治理能力短板。     

环保督察制度运作机理与效用逻辑探析——双轨耦合的分析视角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推动地方落实环境保护责任、改进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环境督察全过程，在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科层-运动”双轨耦合的分析框架，观察中央环保督察在J省的具体实施情况。研究发现：环保督察呈现出科层与运动混合化的治理逻辑，环保督察前期科层组织体系对运动式治理要素的“吸纳”，环保督察整改过程中科层与运动的“共生”以及环保督察结束后二者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调适与变化，有效提升了环境治理效用。双轨耦合治理逻辑下的环保督察，发挥出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双重优势，既为地方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动力来源，又保障了其组织规范，进而实现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双重治理目标。     

我国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基本取向

市场化和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我国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两个主要取向。市场化创新是在建立环境资源的产权制度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达到环境治理之目的。市场化并不是环境治理制度创新的唯一选择。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质在于建立新的制度形态,使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环境治理,形成更节约交易成本和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相形之下,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创新取向更值得加以关注。     

《2021·回顾法治中国建设这一年》系列报道之九 2021年生态文明法治十大进展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这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生态环境领域8项约束性指标顺利完成,污染物排放持续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环境治理保持了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更加突出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推进了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开了好局。     

以新思想引领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正习近平总书记用"环境美"勾勒江苏未来发展蓝图,体现了对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蕴含着对建设美丽江苏的殷切期许。江苏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紧扣"环境美"新江苏建设目标,采取强有力举措拉长生态环境这一突出短板,早日迎来生态环境总体性好转的拐点,推动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为什么     

中国环境治理的主要成效与思路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环境治理理念日益明确,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增强,环境治理法制不断完善,环境治理机构不断健全。但中国在环境治理能力、治理机制、治理法律、治理手段等方面仍然面临着挑战。需要借鉴国外经验,从环境立法执法、市场工具运用、发展绿色经济、提升治理科技水平和扩大公众参与等方面加强环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