侮辱尸体罪应为亲告罪

死者近亲属对于死者存在着基于身份关系而享有的权利，侮辱尸体的行为侵害的是死者近亲属的人身权利。侮辱尸体罪完全符合设定亲告罪的几个标准。刑法应当将之规定为亲告罪，从而将侮辱尸体罪的追诉权赋予死者近亲属行使。当然，考虑到侮辱尸体行为在对死者近亲属构成犯罪的同时也可能对国家的社会管理秩序构成犯罪，因此，侮辱尸体罪应进一步被规定为非纯正亲告罪。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体器官犯罪

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加以认定,可以说是在法律未对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加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所采取的权宜之计。《刑法修正案（八）》对人体器官犯罪的规制,有助于从根本上惩治人体器官犯罪,强化刑法对民生的保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所规定的人体器官犯罪涵盖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侮辱尸体罪等四种犯罪。作为人体器官犯罪的对象,人体器官既包括活体器官,也涵盖尸体器官,但不包括同属人体材料的人体组织和人体细胞。在＂摘取未满18周岁的人的器官＂的场合,只有在行为人明知被害人未满18周岁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故意的成立。《刑法修正案（八）》未将单位规定为人体器官犯罪的主体,且在对精神病人人体器官的特殊保护方面处于缺位状态,这实属立法缺憾。     

建议修改和规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自 2 0 0 1年 1月至 2 0 0 3年 1 0月 ,抢劫、抢夺 (“两抢”)、盗窃犯罪案件居高不下 ,盗窃犯罪呈现出盗窃车辆案件多 ,盗窃公共财物多 ,共同盗窃犯罪多 ,盗窃目标明确的犯罪多等特点。“两抢”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形式多样 ,危害性大 ,车匪路霸案件突出 ,罪     

盗窃犯罪透视与对策

目前盗窃犯罪呈现团伙犯罪、流窜犯罪增多,盗窃国有财产、盗窃金融机构案件增多的特点,为扼制盗窃犯罪居高不下的态势,应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打击力度等几个方面着手.     

盗窃犯罪被害问题实证分析

盗窃犯罪始终是最主要的侵财性犯罪,抑制盗窃犯罪需重视盗窃被害问题。盗窃被害人男性青壮年流动人口较多,白天被盗多,被盗者具有疏忽等特征。减少盗窃被害需要多策并举,普及和推广被害人研究成果,加强针对性预警,减少被害人的疏忽性,加大查处力度,提高盗窃犯罪成本。     

论被害人承诺在器官摘取中的效力——以刑法第234条之一第2款、第3款为视角

器官摘取可以分为活体器官摘取与死体器官摘取。就前者而言,法定代理人不能代为承诺;刑法只是禁止摘取未成年人的器官,而并未一概否定未成年人的承诺能力;在摘取器官将会造成危及生命的重伤或该行为明显违背公序良俗时,摘取者应当构成故意伤害罪;承诺者基于法益关系的认识错误而承诺被摘取器官时,该承诺无效。就后者而言,可以基于被害人承诺阻却盗窃、侮辱尸体罪的成立。     

办理盗窃虚拟财产案件的若干疑难问题

网络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应当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实践中处理盗窃虚拟财产案件存在诸多疑难点,如电子证据的运用、虚拟财产价值的认定、多次盗窃的认定、虚拟财产盗窃犯罪形态认定及案件管辖地等。在综合国内外处理虚拟财产盗窃现状的基础上,应当在立法、司法层面上对我国盗窃虚拟财产罪之相关规定做出补充。     

新形势下盗窃犯罪若干问题探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盗窃罪的行为方式,对该罪的定罪量刑进行了调整,包括细化追诉标准、认定犯罪停止形态等。文章分析了入户盗窃、扒窃、携带凶器盗窃的认定与适用,认为将“入户盗窃”和“扒窃”作为行为犯对待更符合立法原意和宗旨,同时这种新增的犯罪未遂形态与犯罪理论的停止形态也并不矛盾。     

近期文物犯罪动向及其应对建议

近期我国文物犯罪的动向和文物安全工作中的问题主要是：盗掘案件重点地区问题依旧严重;盗窃（抢）案件数量最多,石刻文物失盗案件泛滥;部分文物收藏单位的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建议加强文物安全的防范、石刻文物盗窃案件的打击和馆藏文物的管理,加大对寺庙文物和个人收藏文物的保护力度,建立和完善文物案件报送、统计、发布制度。     

盗窃机动车犯罪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盗窃机动车犯罪是影响社会治安的一大因素。当前的盗窃机动车犯罪已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系统论述了新时期盗窃机动车犯罪的主要特点和日益猖獗的原因，并提出了遏制这类犯罪活动的对策。     

论伪造罪的犯罪形态

伪造罪有行为犯、情节犯和结果犯三种类型 ,因而其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就因类型的不同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伪造者与行使伪造物品者之间是否构成共犯是伪造罪共犯问题的关键点 ,其区分标准主要在于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故意。另外 ,伪造行为与行使伪造物行为或其它行为各自均构成不同的犯罪时 ,表现为牵连犯的情形 ,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应当按照从一重处断原则 ,而不实行数罪并罚     

单位犯罪主体的否定与自然人犯罪的认定——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

最高法院已经出台关于单位犯罪主体否定的相关司法解释,但是尚未全面涵盖司法实践中形形色色的“假单位、真个人”的现象,导致司法机关把握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不准。引进“揭开公司面纱”理论,重单位犯罪成立的实质要件、轻单位犯罪成立的形式要件,在特殊情况下否定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而直接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正是本文意旨所在。     

绑架罪中“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

绑架罪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暴力性刑事犯罪,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罪中的诸多问题存在着争议,"杀害被绑架人"的罪数形态问题即是其中之一。"杀害被绑架人"是绑架罪的加重结果,其罪数,一般共识是处断的一罪,这既考虑了司法价值判断,又考量了罪刑均衡的要求。     

浅谈非法采矿罪与破坏性采矿罪的区分

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的区分关键在于,前罪具有前提的违法性,而后罪则具有前提的合法性,两罪对于破坏性采矿方法的要求是一致的。     

论增设教唆罪

在共犯理论中,教唆犯是引起学界争议最大的一种犯罪人类型。应在刑法典中设立教唆罪以解决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之罪的情况,同时,引入想象竞合犯的理论以解决被教唆人实施了被教唆之罪的情况。     

胁迫类犯罪研究——兼析强迫交易罪及强迫职工劳动罪

国外刑法除规定各种具体的胁迫类罪名外,还规定了胁迫罪和强要罪.为避免刑罚处罚的空隙,有效保护公民的意思决定自由,我国应增设胁迫罪罪名.不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强迫交易行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强迫职工劳动罪,是自然人犯罪,不是单位犯罪.     

绑架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探究——从陈某绑架、抢劫案开始谈起

对于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劫取被绑架人财物的行为,因是基于两个不同的犯意而实施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犯罪构成事实,应以绑架罪和抢劫罪数罪并罚;现行刑法第239条中规定的“杀害被绑架人”此一绝对适用死刑的情节,应解释为一种加重结果,亦即所谓的“杀害”是指“杀死”;而该条对“致死被绑架人死亡”此一情节简单配置唯一刑种死刑的做法,显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悖,因而有必要予以完善。     

《国家赔偿法》第19条免赔事由的理解与适用

《国家赔偿法》第19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免责事由,含义是行为人实施了一定违法行为被刑事立案,但经过侦查、审查起诉直至审判阶段,最终未被判决有罪的,对于因刑事追诉需要而予以先行羁押的.检察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有权对公安机关的撤案理由做实质审查,而不应简单以其载明理由作为赔偿与否的依据.     

论绑架罪的目的

绑架罪作为目的犯,具有双重“目的”,不同的目的在刑法上具有不同的性质。其直接目的“将人劫走”是绑架罪的犯罪目的,而间接目的“勒索财物”或“作人质”则是绑架罪的犯罪动机。绑架罪的目的内容具有特定性,即必须是针对第三人,并勒索财物,要求程度上为“重大”。绑架罪的既遂要求绑架罪直接目的的实现,但不要求其间接目的的实现。     

未成年人犯罪自身因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实施的触犯《刑法》应当被处以刑罚的行为。如今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触目惊心，新形势下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的自身因素包括自我认知能力弱、自我评价能力弱、自我调控能力弱、自身法律意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