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基础与政策空间

发展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关系是中国在南海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基础。美国和日本以南海问题为抓手与中国展开区域战略竞争的政策为"一带一路"相关政策实践附加了政治与安全因素。当前,中国与包括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声索国在内的东盟国家商品贸易及投资关系的稳定发展为"一带一路"推进提供了战略可能性。然而,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单向顺差和直接投资不足等问题也限制了其经济政策转化为良性社会政治效应的拓展空间。在"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中国国内产业升级与中国—东盟商品贸易结构的平衡将使中国得以拓展南海地区经济政策的社会政治效应,并使该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愈加完善。     

东盟跨境烟霾问题及其治理合作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东盟国家大规模毁林开荒引发火灾,加之泥炭地干旱自燃,致使跨境烟霾逐渐成为区域内主要环境问题,并影响到东盟国家间关系和东盟的公信力。对此,东盟建立健全治理合作机制,敦促东盟国家在行政改革、财政支持、教育培训、科技创新等领域开展合作,使跨境烟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并促进了东盟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但受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东盟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其治理合作机制依旧不健全,存在缺乏改革动力、执行进程缓慢、合作效率低下和治理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彻底解决该问题还需要较长时间。     

国家间协调与区域安全治理:理解东盟安全机制

东盟安全机制以"东盟方式"著称,基于东盟的经验事实,本文认为,国家间协调是理解东盟安全机制的恰当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东盟安全机制的绩效:在抑制成员国内部冲突、化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争端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由于东盟国家利益分歧,安全合作领域数量少、程度浅;东盟安全机制是中小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其治理能力有限,无法单独解决地区重大安全问题,需要与外部大国相配合;东盟国家对主权独立格外重视,在安全领域缺少制裁机制,导致领土争端无法在区域内得到解决。面对本地区的复杂安全形势,东盟对内需要拓宽、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外需要加强与大国的安全合作。     

冷战后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双边合作

尽管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在1967年就已经成立,但在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中国同东盟国家和东盟组织基本上没有来往。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系逐步得到改善。中国开始公开赞扬东盟的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作出的巨大努力,支持东盟的地区中立化主张,明确地将东盟视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并且注意加强同东盟的关系。80年代期间,中国同东盟在一系列涉及地区安全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加强了合作。同时,在相互交往中也各自程度不同地增加了经济方面的份量。     

“大东盟”的形成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大东盟”形成的背景 “大东盟”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内、外部等诸多因素,是冷战后东南亚地区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1.东南亚国际格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一方面,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格局走向多极化,原来分属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阵营的东盟和印支结束了集团对抗的局面。政治缓和、对话取代了紧张、对抗,军事对峙让位于经济和安全的合作。和平与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形势的主流。另一方面,前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收缩,使这一地区出现了“大国势力真空”,引起东盟国家的忧虑和不安全感。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政治目的,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使东盟国家徒增担心,害怕中国强大后军事势力会南下填补“力量真空”,从而诱发地区性冲突。因此,东盟国家希望通过吸收印支三国和缅甸入盟扩大组织,建立起一个政治和安全的缓冲区,增强抵御“中国威胁”的力量,并抗衡美、日、印度等大国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以求得东南亚地区的长期安全与稳定。此外,进入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开始走向区域化和集团化。这对于长期依赖西方市场的东盟来说是很不利的。东盟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不得不考虑建立包括印支三国和缅甸在内的某种联盟,以便与其他区域集团和大国相抗衡。     

重新评价东盟的内部经济合作(上)

众所周知,东盟通过政治合作与外交而使该地区保持了相当稳定与和平的环境,这种有利的环境使东盟国家得以进行其经济发展。然而,东盟国家的经济活力应归因于各成员国的政策而不是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我们将在第二部分谈到,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由于实施的问题和缺乏政治约定而一直进展缓慢。在过去的五年期间,人们已两次要求重新评价东盟内部的经济合作。在1987     

南海建立信任措施与区域安全

进入新世纪的南海形势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多层次、多渠道的信任措施逐步建立。南海建立信任措施是中国运用新安全观解决海洋争议问题的一个重要举措 ,它增进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 ,塑造了新的区域安全环境。     

南海局势“失衡”下东盟的区域安全实践

东盟是南海议题重要的利益攸关者,因而区域安全则是东盟对南海议题持有日渐浓厚兴趣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南海区域安全方面,东盟的角色与采取的政策选择,渐趋成为地区安全研究及至国际关系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议题。在东盟的视野下,南海地区的局势发展日渐"失衡",存在一系列"不稳定"因素。鉴于此,东盟国家无不"心理不安"。为此,东盟在南海地区开展了多个渠道的区域安全实践。东盟的南海区域安全努力在实现其区域安全需求方面确有所成效,有助于增强东盟对地区安全的管控能力和降低南海安全局势中的"不确定性"。但是,东盟的南海区域安全实践建立在规范引导、制度平衡与大国在地区保持良性竞争关系基础之上,其内在具有明显局限性,因此在集团内外不得不面临一系列巨大挑战。这在深刻影响东盟南海区域安全实践发展前景的同时,也势必成为判断南海安全局势未来走向的一项重要因素。     

区域制度变迁与中国和东盟的政治合作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始,东南亚区域体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也出现微妙的调整。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部分东盟国家开始考虑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因同苏联关系的破裂及与越南的纠纷也迫切寻求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此外,柬埔寨问题促使双边基于战略考虑而加强了政治合作。但此时双边改善的程度有限。80年代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获得了全面的进展,这主要源于中国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这些调整改善了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的形象;同时东盟各国政治、社会的相对稳定增强了东盟与中国交往的信心。冷战结束后,双边经贸关系突飞猛…     

东盟的经济安全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迁,经济安全从原来的低级政治转变为高级政治。东盟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强调综合安全,尤其将军事和政治安全置于最重要地位,随着地区传统安全威胁的消除,东盟国家将经济安全视为新时期的焦点。经济发展是东盟一些威权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因此经济安全是维护其政治安全的重要手段。为维护各国经济安全,东盟国家一方面采取经济自由化改革参与全球化进程以便提高自身经济竞争力,另一方面实行开放地区主义策略,既依靠本地区的集体力量增强经济实力,又充分利用地区外的市场和资源。     

东盟建立信任机制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自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各成员国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作为一个区域性政治实体,东盟为东南亚地区3 0多年来的和平稳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尚未形成。尽管爆发世界大战的危机不复存在,但地区冲突却愈演愈烈。在世界局势不断发展变化的背景下,出于地区安全考虑,东盟加快了建立安全信任机制的进程。一、东盟建立信任机制的进展16年前,苏联、澳大利亚等国提出了在北太平洋地区建立信任机制的建议,但遭到了…     

中国—东盟反恐合作:挑战与深化路径

来自中国与东盟的恐怖分子正在出现合流,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借道东南亚前往中东的中国偷渡者数量在增加,二是少数中国籍极端分子与东盟国家的恐怖组织共同在东南亚地区从事暴力活动。恐怖活动的新特征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要求双方重视反恐问题在地区安全对话中的紧迫性,加大政治关注与物质投入,采取更有效的反恐合作措施,推动相关机制构建。     

中美南海博弈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推进

东盟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重点区域和优先方向。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时面临的经济环境较为理想。但是,主要受南海问题的困扰,当前中国在增进与东盟国家政治互信和维护区域安全环境方面仍面临着挑战。美国对南海问题的介入离间了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恶化了南海安全环境,因而增大了中国在东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时的战略压力。中国应多渠道入手来应对这一挑战。首先,中国应继续致力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其次,中国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全方位推进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第三,在坚持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的海洋合作并努力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日本对东盟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东盟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切入点。日本与东盟国家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高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经济圈、海洋安全保障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合作。但由于其"印太战略"尚处于理念先行阶段,日本难以将东盟国家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东盟通过开展大国平衡外交,维持与各大国的稳定关系,希望通过与日本的合作维持东盟在印太地区秩序的中心性,继而实现印太地区形势的动态平衡,这将对印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东盟公共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路径与特点CSSCI

东南亚地区具有独特的经济、政治、自然条件,面临着一系列类似的地区性公共卫生风险,这一现实推动了以东盟为基础建立的区域卫生合作机制。在抗击跨国传染性疾病的过程中,东盟逐步发展出以社会文化共同体为基本框架的合作机制,并形成了通过联合宣言与声明带动具体领域合作的实践路径。在危机面前反应迅速、由具体成员国牵头开展信息交流与能力建设合作,以及借助区域外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力量是东盟国家开展公共卫生合作的主要路径,体现了东盟的团结与对公共卫生议题的高度重视。但是,也应看到,东盟各国对主权的关切、跨部门协调不足以及地区整体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制约了东盟区域性卫生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东盟及时启动了地区与跨地区层面的对话与政策协调机制,但在细化具体防控政策和组织集体行动上的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     

东盟调整安全合作——原则:和平、平等协商,有关各方不使用武力

东盟各国正在调整安全合作。一、地区观点的调整。东盟认为,自己应当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发挥作用。因此,东盟欲把巴厘协约扩大至其余东南亚各国。首先是老挝和越南两国。从原则上说,柬埔寨和缅甸在国内政治形势稳定之后,也将签署这一协约。东盟各国还表示,要结束本地区以外各国参与解决该区域安全问题的状况。最为明显的例证是东盟没有接受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CSCA)所提出的建议,同时迅速担负起为柬埔寨问题打开僵局的责任。二、安全对象的调整。在美国和前苏联撤出该地区后,东盟认为,中国和日本是东盟最为关心的两个国家。三、安全措施的调整。东盟的各项基本措施是增强国家防御能力,进一步促进本地区的安全合作。 东盟确定的符合现实的唯一安全合作形式是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如果有的话,也只是在解决缉捕海盗、侵犯经济利益等问题上才具有效力。 1994年7月底在曼谷举行的东盟第27次部长会议是安全——政治合作的又一新的里程碑。会议不仅重申了由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提出的对话、扩大合作、广泛听取意见的1992年新加坡宣言的精神,还为安全——政治合作创造了一个新的机制:地区安全论坛(ARF)。该论坛成立于7月25日,包     

东盟国家的核能开发及安全问题

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启动了无核区建设,但近年来由于世界油气价格的高涨,一些东盟国家纷纷着手开发民用核能。其中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尤其突出。与这些国家的核能开发相关的环境安全等问题受到了东盟内外各种力量的关注,这给东盟在区域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和治理能力提出新挑战,并将影响东盟未来的自身改革和制度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的政治外交策略研究

东盟是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重点区域。与东盟各国保持顺畅的政策沟通,对促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推动双方合作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但由于受地区和国际因素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依然面临着政治与安全互信赤字、经贸发展不平衡、域外国家挑衅、南海主权争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干扰和多重合作机制带来的冲突等诸多困难和挑战,加之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策沟通方面存在差异,改善双方的政策沟通现状需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分类施策,重点突破。     

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东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向来是大国政治和军事角逐的焦点地区。东南亚国家为了保障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安全机制"东盟方式",这一模式在稳定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78 年东盟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展现出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但在 2008 年 7 月以来柬埔寨和泰国发生的边境争端中作为不大,则反映出东盟安全机制的局限性。"东盟方式"在这两次重大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截然不同,正反映出东盟安全机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东盟构建安全共同体之建构主义分析

2007年11月,在东盟第13届首脑会议上东盟各成员国正式签署《东盟宪章》。《东盟宪章》强调“在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问题上……通过一体化推广东盟身份认同,以增强东盟大家庭意识和建构东盟安全共同体”。由此可见,东盟构建安全共同体的整体思路是,通过东盟一体化构建东盟国家集体身份认同,通过构建东盟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内化东盟诸国认知国家利益与地区利益,并共享地区和平观念,进而达到实现东盟安全共同体的目标。建构主义关于安全共同体形成的“三个层级”假定对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