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中的“大智谋”——恤民用民恤己的政治策略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代表性法典，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统治者依法治国经验教训的体现，是我国封建社会一部最完整而又最丰富生动的法律典籍。而这样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不仅仅是法典之中的典范，更加刻意透过法典看到唐代统治者的政治谋略和治国之道。民，既包括特权民（皇帝以下的亲贵、官员等有职位者）又包括普通民（人民大众）。而对于这两类民众，在唐律中又通过种种制度加以抚恤、爱戴进而最终达到加固统治根基，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目的。文章欲从《唐律疏议》中挖掘出统治者对这两类民的不同法律倾，浅谈当朝统治者恤民、用民框架下恤己的“大智谋”。     

唐律之血亲规范与现代刑法关系研究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对后代的立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现行刑法与唐律疏议在时间上相差千年之久,但是却有着浓厚的渊源关系.从血亲规范角度比较二者,现行刑法与唐律血亲规范一脉相承,唐律血亲规范的重要历史作用和对我国现代刑法的深远意义.     

《唐律疏议》中体现儒家思想的军事法律制度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点，这一过程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实现了礼法的融合。军事关系涉及到皇权的存续、国家的安危，所以军事法律规范更多的体现法家思想的严峻，但在唐朝礼法融合的大背景下，儒家思想在《唐律疏议》军事法律制度中也有诸多体现.     

从法律用语看《唐律疏议》“礼法结合”的特点

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以法律用语为例,来说明《唐律疏议》＂礼法结合＂的特点,表现为法是维护礼的武器及把礼制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等方面。《唐律疏议》＂礼法结合＂的特点既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经济、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     

论《唐律疏议》的“出入得古今之平”

《唐律疏议》作为中国传统法典的集大成者,被纪昀、薛允升等人评价为"出入得古今之平",这是极为允当的。一方面,体现在刑罚制度和适用方面,它坚持了宽严适中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唐律疏议》的规范体系反映、践行和落实了中国传统社会动态合理正义观和"王道平"秩序观的内在要求,在律目条文中处处彰显着"等者同等""不等者不等""等与不等的辩证统一"三原则。总体上看,《唐律疏议》体现了中国传统法的内在原理,即德生道成的道德文化原理和德主刑辅的法治精神。     

唐初李世民对法律制度的改革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中期阶段和全盛时期,随着封建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唐朝的法律制度也发展到空前完备的地步。正如元人柳赞所说:“盖姬周而下,文物仪章,莫备于唐”(《唐律疏议序》)。唐代的封建法律制度是我国封建专制主义法律制度高度发展的产物,不仅为其后宋元明清的封建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亚洲一些国家的法律发展也     

《唐律疏议》中性别法规范表述技术评析

以《唐律疏议》为传统中国调整两性法律关系的代表进行分析发现,其大量运用性别相关的法律术语、构词形式等技术来对律文进行表述,标志着性别法规范立法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完善。分析《唐律疏议》中性别法规范的表述技术,可明显看到体现礼教内涵和性别偏向的趋势,这主要是受了中国传统的性别差等立法观念的影响。     

唐律官员家人受贿罪及其借鉴——兼论《刑法》"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规定之完善

<唐律疏议>规定了官员家人受贿罪.官员家人受贿罪在唐律中有十个罪名,犯罪主体是官员家人,犯罪行为包括受财、乞物、借贷、役使、卖买有剩利等行为.刑罚包括对家人的刑罚和对官员的连带刑罚,两者均比官员受贿的刑罚要轻.唐律官员家人受贿罪的规定和<刑法修正案(七)>"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有许多不同点,但也有相通之处.唐律对官员家人受贿罪的犯罪行为规定得细致周详,而且追究家人受贿的官员的连带责任,这对于完善现行刑法"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规定有一定借鉴意义.     

《唐律疏议》“化外人”辨析

在许多著名学者看来,唐律“化外人相犯”条规定的“化外人”无疑指的是“外国人”;但是也有学者从文化标准的角度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化外人”指的是“中国的少数民族”。笔者通过对唐律“化外人相犯”条的规定及该条的“疏议”进行分析,结合史实,认为唐律制定本条的立法者尽管以文化的观念来界定化外人,但可能导致了具体案件法律操作的困难,因此不得不通过“疏议”进行解释,但是“疏议”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文化的标准。因此,本文认为,以现代人的思维看,《唐律疏议》所言的“化外人”实际上包括了“外国人”和“少数民族”。而今天学者们之所以产生如此歧异的观点,背后的原因恰恰是我们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陷入一种“时代错误”之中。     

浅析《唐律》中的过失犯罪

《唐律》及其《疏议》对有关过失犯罪的规定,其涵义包容之详尽、处罚分类之清晰,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过失犯罪规定的最为光辉的一页。探讨唐律中过失犯罪的法律术语,也即过失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有关过失犯罪规定的特点。对我国现行刑法相在过失犯罪方面的规定具有借鉴意义。     

从清末修律的局限性看中国对西方法律的借鉴

190 2～ 1911年间 ,清政府进行修律 ,制订了大批新式法典并由此建立起中国近代的法律体系 ,对后世的立法与司法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这次变革实质是以资产阶级法律形式掩盖封建法律的内容 ,故存在很多缺陷。文章根据法律移植理论 ,对清末修律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 ,并探讨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对西方法律的借鉴及对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问题。     

中国行政法的传统之根与未来之路

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中国行政法的历史同中国的法律发展史一样源远流长。其中浸透的人文精神与文化理念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方向。中国行政法是生长于中国的行政法,中国行政法的发展有待于了解国情的中国人的努力。只有当我们超越了机械的法律移植阶段,构建起独具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律体系,才能在与世界的交流中挺直腰杆。只有把握传统文化之根,才能开辟未来可行之路。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寻求行政法的可行之路,是行政法学者应当承担的使命。     

法律的社会史与法治

历史是无法切断的,作为一种治理模式的法治来说也是一样,法治的建构不可能凭空而为.研究法律史途径有三:法律的制度史、法律的思想史、法律的社会史.法治可从价值、规范与社会三个方面来解释,其中的社会解释在淡化法治的价值与规范的同时,必然指向对法律的社会史研究.其中,客观与开放的态度是我们所欠缺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社会史...     

“中国法哲学”及其法治思维的形成

为平息在中国有没有“中国法哲学”的争辩,结束当今“西方法哲学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尴尬局面,中国法哲学需要展开对中国法治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中国法哲学是中国人独特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是对欧美“法治和平演变论”和中国“法治捍卫江山论”的理论超越;我们不仅要借鉴西方分析性文化对形式逻辑的重视以及实证主义思维的缜密,也要继承中国整体性文化的优势及其对方法的整合功能;既要把传统中国的和谐道德继承下来,也要吸取西方法哲学关于公平正义的普世价值.中国法哲学的目标不在于有些学者所主张的西方化或中国化,因为这两种思想倾向都难以成就为中国法治建设服务的法治观和方法论.我们需要在历史时空中,立足全球视野,寻找确定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路径,从而避免过度西方化或中国化的可能性误导.     

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现象的关联考察——兼论我国法的本土化问题

法律移植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但是各民族国家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使得法律文化的交往产生了一定的困难,所以移植法律必须与本国的传统结合起来,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协调移植法律与本土资源会使得固有文化得以传承,又能开启未来,与世界接轨.中国法制自中华法系破产后走过了一段艰难的路,至现在仍不免"幼稚",因此移植自不能避免.然而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实现移植,又必须充分考虑本土化的问题,即使在诸多领域法律日益趋同化的今天,本土化依然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话题.     

浅论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的范围

中国法制史的研究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对象的范围的确定问题。中国法制史的研究对象范围不应当仅仅局限在法律制度史领域内,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救灾制度等强制性规则体系的发展历史也应当纳入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视野之内。此外,由于中国法制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学史存在一定的交叉,所以在研究中国法制史时,还有必...     

法律信仰何以可能

法律得以被信仰并不必然存在逻辑上的支持,西方式法律信仰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自发形成的。中国语境的法治建设不能简单地期待于西方式法律信仰,而要立足于本民族实际,探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     

法家思想与法治建设

法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我国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法家思想的主张也是想要建设一种法治社会,当然这种法治是一种最低层次的法治。法家思想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建设法治中国的当下是有着重大的意义与启发的,如对功利主义思想的警惕、对法秩序的追求等等。     

权利：从法律到信仰的路径选择

西方法律传统是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没有基督教信仰就不会有西方法律信仰。而在缺失基督教信仰传统的中国,凭借什么铸就人们对法律信仰的精神理念?选择什么路径完成人们从法律到信仰的精神朝圣之旅?本文认为,“权利”是从法律到信仰的最佳路径选择。因为从宗教信仰到法律信仰最根本的因子就是“权利”;权利是法律的精神与灵魂,没有权利的法律即非良法;“权利”能够成为中国法律信仰的因子;没有权利信仰,就不会有法律信仰。     

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洗钱是犯罪分子以"合法"的形式将其不法收益转变为合法的行为和过程.目前我国反洗钱立法中存在《反洗钱法》需完善、刑事立法亟待修改、法律制度协调性差等问题.为此,在反洗钱法方面要明确规定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增补保密例外原则,明确临时冻结措施程序,将相互配合的规定具体化,恢复对特定公职人员的账户、资金往来情况的监测的规定;在反洗钱刑事立法上,要拓展上游犯罪范围,完善主观和客观构成要件,并保持反洗钱立法协调一致.在完善行政法规上,要修改《现金管理条例》、《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同时,还要完善与洗钱有关的金融规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