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地方化进程思考——基于国家法治整体性考虑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背景下,各个地区相继提出法治建设口号,旨在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理论与现实存有差距,着眼现实中地方法治建设出现的地方化倾向,存有诸多值得警惕的误区。在地方法治建设中不适当的措施会损害法律权威与统一、导致过度政治化、缺乏民众参与、法治建设大跃进和法治建设口号化倾向。完善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克服法治地方化存在的弊端,重视培养法治人才、淡化法治建设政治性、沉淀法治文化等,以助于实现中国法治的整体性推进。     

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摘要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价值是同一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科学发展观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法治为科学发展观的落实提供制度保障，二者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促进入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科学发展观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要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科学发展观宪法地位；调整立法重点，健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法律体系；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国家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管理体制改革；培育全民法治意识和科学发展责任意识。     

西部区域法治建设的要义——兼谈法治区域、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

西部开发不仅仅是西部经济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要推动西部社会整体的全面进步和协调发展，最终实现西部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形成西部社会良好法治环境和秩序为目的的区域法治建设，自然也就成了西部开发的题中之义了。...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成都公安实践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成都公安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积极构建执法管理、考评、监督、培训“四位一体”的公安执法体系，推动公安工作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本文对新时代十年成都法治公安建设的成效和经验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深刻剖析了当前法治公安建设中仍存在的短板和差距，并就如何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谱写成都法治公安建设新篇章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论贫困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

法治是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治理国家的方略。在我国实行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保障。法治的推行，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意义。但是，在我国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虽然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但古人云：“徒法不足以自行”，只有在具备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后，才能实现由法治的现实状态、规范状态到法治的理想状态…     

儒家性善论与传统中国法治精神缺失的分析

儒家“性善论”是传统中国人治文化的源头。儒家“性善论”源于血缘文化，注重情感体验，缺乏理性烛照。由于儒家把“性善”认定为人性的普遍性、根本性特征，从而导致传统中国对修善即个人内敛自省的道德自律过分夸大，而忽视社会公共规则、制度等外在刚性约束机制的建立。这不仅使得传统中国在治国之道上迷信贤人政治，导致封建专权的无限扩张；也使得社会个体因被一味要求克尽义务，而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导致传统中国法治精神的缺失。     

中国法治30年的经验与思考

【改革开放与法治建设】 中国法治建设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没有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中国法治建设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还远未完成，如何继续进行法治建设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建设法治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浅析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充分阐述了建设法治中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极端重要性。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旺生教授在讲座中讲到,当今中国最大的难题也是能导致中国崩败的问题是腐败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用习总书记话讲,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里所说的     

扎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冶社会一体建设”。加强法治社会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固本之举。我们将紧紧围绕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扣县情，紧贴民需，狠抓落实，持续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夯实法治中国的社会根基。     

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奋斗目标,表明法治国家建设是一个急迫的任务。它与法律全球化紧密相连。从法治国家入手,论述西方主要国家法治国家建设的经验，然后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解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     

试论法治及法治环境的内涵

对正在形成之中的城市法治环境理论体系来说,对基本概念的诠释和厘清是建立一套严谨而科学的概念体系的必经程序。当代国内法学界多数学者对法治的解释主要还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侧重于对法治要义的揭示。法治实际上可以从实体价值和形式价值两方面来界定。法治是一个价值性很强的概念。法治既是世界各国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一种现实化的、可操作的客现运动。法治环境则指存在法治主体之外,直接或间接地作用和影响法治建设、法治过程与效果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在界定城市法治环境的范围时,还要更多着重于与法治建设本身联系最紧密的因素。     

创新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建设

所谓“法治文化”，是经过长期社会化过程而积淀于一个国家、地区，并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理念、法治精神及其价值取向。推进社会法治化进程，首要倡导法治文化。而法治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必须与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现实相适应，否则法治精神就很难延续传承，更谈不上提高社会法治化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推进法治建设，必须以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法治文化为前提。     

试述社会主文法治建设的瓶颈问题及解决对策

今年“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标志着我国民主法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法制基础薄弱的中国用了短短三十年就建立了一套较完备的法律制度，可谓可喜可贺。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存在的法律意识淡薄、职业素养不高、法制规模较小和法律质量不佳等亟需解决的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应该提上法治建设攻坚阶段的日程了。     

论法治公安建设的时代意蕴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法治公安建设具有政治意义、实践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基于此，新时代法治公安建设必须把全面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法理念与全面依法治国高度融合；以严格规范公正执法、夯实公安治理体系及深化法治公安监督管理机制为实践基础；强调立法、司法与守法的有机统合、充分调动专业力量和群众力量共同发力、抓关键少数与抓绝大多数有机统一，从政治站位、实践引领和科学方法三方面扎实推进我国当前的法治公安建设。     

以法治精神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法治精神”是十七大报告在民主法治建设上的一个新提法。法治精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纽带，它融会贯通于立法、执法、司法等法治实践之中。     

法律信仰与法治建设

何平在《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年第5期上撰文认为，法律信仰和法律制度是形成法治社会的两大支柱，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仰，那么就是再多的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无法促成一个国家法治精神的形成。建成合理、公正的法治秩序也只能是一种空想。完整意义上的法律信仰，应当包括法律信服心理和法律拜从行为两个方面。     

事件通报的法治化建设

李长城在《法学））2011年第8期上载文《法治视野下的事件通报》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有时公权力的失范会导致矛盾的产生和扩大。在极端的情况下会导致警民冲突或官民冲突的事件，并可能伴随着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于事件发生之后引起舆论的关注。因此总有官方出面对发生的事件进行通报。但长期以来，有相当多的行政机关领导认为信息披露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义务，经常会对事件通报权力进行不当的行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治路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总体要求，深刻阐释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将在法治轨道上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从法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联系来看，循法而行、依法而治是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所在和必由之路。以嵌入式立法为切入点，深层次融入，全面性贯穿，在制度设计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领域覆盖；以执法权力的运行为关键点，多方位落实，多维度融合，在过程环节上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方面贯彻；以司法裁判为着力点，常态化结合，精准化运用，在释法说理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过程指引；以引领示范和法治教育为落脚点，“关键少数”率先垂范，全社会共同参与，在价值共识上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全方位认同。     

浙江夯卖民主法治基础

法治建设，根在基层。夯实“法治浙江”的基层基础，一直是省委、省政府关注和践行的重点。1998年，我省在宁波开始试行“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之后，全省各地陆续开展了“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截至目前，有676个村（社区）被授予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称号，其中有50个村被司法部、民政部授予“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荣誉称号。     

浅议优化社会权利结构对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影响

市场经济必然推动社会权利结构的优化，促进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促使法治理念由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这正是实现法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