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卡耶夫“新政”:背景、内容及成效

自独立以来,受历史惯性影响,哈萨克斯坦形成了以“超级总统制”为特征的政治体制。近年来,无论是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精英还是社会层面都对政治体制改革产生了新的需求。因此,托卡耶夫执政以后,在以“倾听型国家”执政理念建设“新哈萨克斯坦”的目标下,推行了一系列“新政”,包括限制总统权力、理顺央地关系、改革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从短期来看,托卡耶夫的政治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国内发展及安全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政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前哈萨克斯坦内部政治精英分化、利益集团变迁、政治经济互动不佳以及外部环境面临挑战等因素都对托卡耶夫的政治改革形成相应制约。长期来看,托卡耶夫“新政”的实施成效还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欧洲一体化和后苏联一体化在东欧地区的相互作用

地处东欧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方面自愿程度不等地参加了后苏联地区许多一体化尝试和行动，包括最初的独联体和后来的许多次区域一体化组织，另一方面，他们如同整个欧洲及其周围地区一样，又处于欧洲联盟的深刻影响之下。这两种制度体系（在东欧地区的战略有异）的相互作用对该地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而且也体现在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的一般过程上。本文分析了两种制度竞争在这一地区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并探讨了制度选择的问题。     

巴西政党和政党制度剖析

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和原则,政党政治则是现代政治生活的要素和主要组织方式。政党和政党政治研究的概念和分析工具主要来自相对成熟的、在欧美发达国家经验基础上产生的政治理论,但关于“第三次浪潮”民主国家的研究更为关注这一理论所忽视的许多现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后发国家政党政治的制度化水平。运用上述理论分析巴西的政党政治状况,可以清晰地认识巴西政党与政党制度许多突出的内容、特点和风格。但经典和新兴理论都不可能穷尽“第三次浪潮”民主国家政治发展进程及其理论总结,巴西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实际状况尚有一些重要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试图为这一研究提供一种思路和视角。     

哈萨克斯坦:地缘政治交叉点上的博弈

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逐步上升,影响力与日俱增,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区域性的重要国家。哈萨克斯坦的快速发展,与其战略地理位置、丰富的能源、巨大的生产和科技潜力以及能源运输基础设施的良好发展前景密切相关。本文以哈萨克斯坦如何应对地缘政治的挑战为切入点,对世界大国在中亚地区的争夺,哈萨克斯坦如何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政治博弈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道路选择进行分析。     

制约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

目前，哈萨克斯坦是世界十大粮食出口国之一，在独联体国家中，其粮食产量次于俄罗斯、乌克兰，位居第三位。纳扎尔巴耶夫总统要求哈萨克斯坦要跻身于世界五大粮食出口国。哈萨克斯坦首次将发展农业摆在了首位，这是其未来10年的一项战略任务。然而，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却不容忽视。     

新制度主义框架下的拉美发展困境——论福山对于拉美和东亚当代发展差异的比较

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地区)在战后迅速崛起,而拉美国家则在近几十年里经历了发展的曲折并且至今未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政治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和其他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两地区经济政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植根于更为深层次的制度因素,正是由于两地区制度的迥异造成了不同的政策选择及实施效力。本文主要通过对福山等新制度主义者的文献研究,表明制度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这种发展差异,并且通过福山的理论来探讨制度因素中可能包含的一系列政治变量:现代国家行政制度、法治以及问责制。拉美和东亚的法治发展差异不大,关键在于现代国家行政制度和问责制的差异对于经济政策差异的影响。拉美较为薄弱的现代国家官僚体制决定了其发展政策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而东亚的专业化、去人格化的现代官僚制度决定了经济政策的相对独立性。拉美国家的问责制不仅发展不完善,并且相对其官僚体制来说过于强大,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阻碍合理发展政策的制度性问题。本文根据福山的政治制度平衡理论得出,拉美国家需要平衡问责制和现代国家行政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增强政策效力。     

拉美国家宪法秩序纠纷中的司法审查失灵问题研究

司法审查制度在拉丁美洲国家得到广泛采用。很多人期待这一制度能有助于维护宪法秩序和政治稳定,但近年来,这一期待在拉美地区发生的诸多宪法秩序纠纷中落空,此中缘由值得研究。在对拉美司法审查制度进行简单介绍后,本文从政党的角度出发,将一些影响司法审查运行的因素综合为一个整体性的框架,并在这一框架之下,分析解释了21世纪司法审查机构在拉美一系列宪法秩序纠纷中的表现。本文认为,在司法审查作用增强的情况下,左右翼政党政见差异较大、左右翼政党的激烈竞争和相互敌意、司法审查机构立场与执政党立场的疏远、民众对司法审查机构的支持较少等因素都不利于拉美国家司法审查机构保持其独立、中立立场与权力,因为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更倾向于控制或打击司法审查。此时的司法审查机构也难以维护宪法秩序和政治稳定。而在另外一些拉美国家,由于政党意识形态差异相对较小、民众对司法审查机构更为认同等因素,司法审查机构可以相对积极地发挥作用,有助于避免宪法的中断或终结。     

北极治理的国际制度竞争与权威构建

国际制度能够推动国家围绕某一北极治理议题进行合作与协调,从而规范国家行为。随着北极治理的实践理念从自助式的“丛林法则”向合作式的“制度法则”演变,国家面临遵循何种国际制度的选择困境,而对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则是国际制度权威性的基础,这促使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的主导国和参与国,都致力于提升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以维护本国的北极利益。“国际合法性”“国际认可度”与“制度刚性”是判断国际制度权威性的重要指标,而权威性差异造成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呈现出层级结构。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分为国际规则竞争、国际组织竞争、国际秩序竞争三个阶段,当前北极治理国际制度竞争主要处于国际规则竞争阶段。由于北极治理具有议题局限性,国际规则供给呈现出相对过剩状态,这必然导致国际规则之间、倡导国际规则的国际行为体之间进行竞争,这亦是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变迁的核心动力。未来权威型北极治理国际制度体系构建包括域内自理模式、公约治理模式和协商治理模式。北极利益攸关方之所以围绕国际规则设置权和国际组织主导权展开竞争,既是源于捍卫本国北极权益的考量,更是为了构建符合本国长远战略利益的国际秩序。     

俄罗斯国家财政补助政党制度研究

政党经费是政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各政党主要依靠党内融资和私人捐款筹集资金，国家对政党财政的规制和影响极为有限，政党与社会和私人资本的关系更为密切。2001年7月俄罗斯出台《俄联邦政党法》,首次明确了国家对政党的财政补助。普京执政后，随着国家财政补助政策的不断调整和对私人捐助政党的限制，俄基本建立起国家对政党的财政补助制度和政党政治生活公开透明的法制框架。国家通过对政党财政的制度激励，强化了对政党的管理和监督，削弱了政党与私人资本的关系，这有助于转型时期俄政治稳定和民主政治的良性发展。然而，一成不变的激励政策也使国家财政经费过多流向大党，一定程度上造成新的政党政治竞争的不平等。     

哈萨克斯坦:语言问题政治化的新发展

哈萨克斯坦宪法和《语言法》规定哈萨克语为国语.在哈萨克斯坦一些人中围绕国语之争一直未停止,突出表现为语言问题政治化.近年来,这一问题又有新的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内部权力之争.争论的实质是:把哈萨克斯坦建成一个"哈萨克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还是承认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哈萨克斯坦语言问题政治化集中反映了哈萨克斯坦国内某些人封闭、狭隘的哈萨克民族主义排他的要求,这种做法和要求并不符合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利益,因此不大会为哈萨克斯坦政府所认可,也很难得到广泛同情和支持.     

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视域下的“印太”及其内在张力

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正式以“印太”取代亚太,并制定了“印太战略”作为“印太”的地缘政治指导方略。“印太”和“印太战略”的出台,折射出世界权力转移过渡时期内,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竞争日趋紧张。在“印太战略”中,美国试图通过重构亚太地区的盟友及伙伴关系,形成从欧亚大陆东南包围欧亚大陆的“C型战略弧”,制衡欧亚大陆边缘地带国家的崛起,以及边缘地带国家和枢纽地带国家的联合,继续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均势。在“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中,至少蕴含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内围绕着权力地位、国际制度及地区秩序等多重竞争,这些竞争共同构成了“印太”的地缘政治张力。从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构建理路来看,“印太”是对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并且凸显了地缘政治竞争中海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联合制衡陆权国家和边缘地带国家的联合。     

中朝关系新论——兼与王忠文先生商榷

潜在的重要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历史原因被附加的过多象征意义，以及地缘政治强力和国家利益散溢，都应然地要求中国在保持与朝鲜半岛国家正常关系的前提和维度上，建构一种系统性的国家战略，即大战略。本文试图全面厘定并提出中国能够也必须追求的这一战略的整体目标，主张合理运作多种手段，在运筹半岛流变趋向的基础上，确保统一后的半岛国家不会对中国安全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资本主义与新兴世界秩序

西方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霸权正在走向终结，曾经推动西方崛起的现代化革命，如今已惠及所有国家。因此，19世纪发展起来并为中心——边缘世界秩序（core-periphery international order）奠定了基础的国家间实力差距（power gap）正在缩小。这一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世界由有中心的全球体系（centred globalism）向去中心的全球体系（decentred globalism）转变。与此同时，当权力变得越来越分散的同时，主要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程度也正在缩小。事实上，当代世界中所有大国在某种形式上走的都是资本主义道路，在兴起中的世界新秩序中，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比它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所呈现的要小得多。问题是：意识形态上的相对同质性是否将在四种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类型（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和国家官僚主义体制）中引起地缘经济或者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民主主义与威权主义类型的资本主义之间政治上的分歧是否会超越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还是它们之间存在的共同利益消弭了彼此的分歧？当代世界会出现像20世纪初那种不同类型而互为冲突的资本主义模式吗？或者会产生某种形式的“协和资本主义”？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很有可能仍然会处在一个政治上分化的多种类型的资本主义世界。由此，对于决策者来说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确保地缘经济竞争将不会导致地缘政治冲突的发生。     

国外的经济情报工作(之四)——情报工作的思路与经验

冷战结束后,新一轮经济竞争正取代昔日的军事抗衡与政治对垒,新问题、新变化层出不穷,深刻影响各国的国家安全环境。这一形势促使有关各国加深对经济情报重要性的认识,赋予情报机构更加重要的经济情报使命。     

里海问题的历史与现实

里海问题是苏联解体后围绕里海权限划分而出现的，并因“拥有国”的增加而日益凸显。目前，除阿塞拜疆、俄罗斯和伊朗外，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成为里海问题的直接相关国。在里海的划分问题上，目前沿岸五国还未达成共识。阿塞拜疆与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立场不尽相同，阿哈两国较为接近，阿土两国分歧较大。里海由于其蕴含丰富的油气资源以及优越的地缘战略位置，不仅成为里海相关国家的竞争对象，也成为外来大国的争夺目标。     

东亚悖论:经济依存与安全戒备

目前对东亚安全起重要作用的中美日三大国在经济上处于一定程度的依存状态。一般来说,经济依存是政治与安全合作的基础。然而目前美国及其战略伙伴日本却"倒行逆施"加强对中国的围堵,使得目前东亚的地缘政治竞争反而变得愈加紧张。为什么造成这样的悖论?本文认为,东亚的安全局势受两个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一是由相互经济依存带来的国家间合作的要求;二是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带来的国家间地缘政治竞争。之所以出现这种受双重结构影响的状态,原因在于经济依存关系没有彻底克服传统的国际政治结构性影响,是"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的作用。"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规律使得各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同,各国彼此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程度不同,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同。这三者在国际政治中产生的结果是,地缘政治的竞争仍在一定程度上在一些国家间发挥着结构性作用。这样,在这种双重结构性因素共同的作用下,东亚安全局势处于一种"悖论"状态。     

简析中亚国家总统制及其发展趋势——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例

独立十余年来的中亚国家相继步入了总统权力更替的关键阶段,领导层政治精英内部的权力斗争逐步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其总统权力的权威性正面临严峻考验.近期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纷纷通过修宪改制来维持政治精英内部的力量平衡,以保障总统权力的平稳承接.然而,不论从社会政治经济的现实基础,还是从中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轨迹看,哈吉两国近期的修宪改制是一种表面的政治策略,总统制仍将是中亚国家政治转型的必然趋势.文章主要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为例,探讨中亚国家总统制的一些规律特征,并对中亚国家总统制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些思考.     

哈萨克斯坦担任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的前景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维护地区安全的国际组织,它的领导核心是“轮值三国”,即现任、前任和后任三个主席国。哈萨克斯坦正在竞选2009年轮值主席国,此举得到了美国、部分欧洲国家以及独联体国家的支持。哈的竞选虽然面临着一系列政治因素制约,但正致力于缩小与欧安组织标准的差距。而且,哈萨克斯坦担任轮值主席国将在欧安组织解决中亚诸多安全问题方面发挥独到作用。     

论哈萨克斯坦三玉兹的关系

在哈萨克斯坦，除了哈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外，伴随着哈民族文化复兴的进程，哈族内部三玉兹间的矛盾也开始显露出来，并影响到哈萨克斯坦社会政治的稳定。哈萨克部族间的矛盾既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其内容也具有现实性，大、中、小三玉兹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同的性质。为了加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护国家稳定，哈萨克斯坦政府的各项决策必须考虑哈萨克各部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免引发三玉兹间矛盾的激化。     

全球化进程中的制度学习与国际权势变迁*

制度学习是制度构建的重要方式，在国际政治领域，制度学习伴随西方力量的全球扩 展几乎成为非西方国家摆脱落后的必由之路，其中部分国家通过制度学习实现了力量跃升，对国 际权势变迁产生深刻影响。制度学习并不是国际权势变迁的充分条件，而且二者的关系也不是单 向的。以制度学习作为变量介入考察国际权势变迁难以建立二者之间直接相关的关系，制度学习 国家通过制度学习并不必然将国家力量增强到足以影响国际权势变迁的程度，而且从制度学习到 制度催生出影响国际权势的力量也需要很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