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制度-能力:现代国家建构维度和建构有限国家研究

现代国家体系逐渐形成。全球各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和路径虽然多样,但最后结果却是殊途同归走向现代国家。在此背景下,走向现代国家需要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支撑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最主要表现就是建立现代国家基本制度,促进国家权力的理性化、规范化与功能分殊化,实现现代社会成长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及良性互动。国家能力的提升要注重国家治理能力的协同与均衡,不仅仅强调国家的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更要注重公民的权利保障和救济,促进国家吸纳能力的提升,实现国家政治制度化和国家能力现代化。由于国家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力量与社会结构的区隔,现代国家能力不能无限夸大,现代国家只能是有限能力的国家。     

路径-制度-能力:现代国家建构维度和建构有限国家研究简

现代国家体系逐渐形成。全球各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和路径虽然多样,但最后结果却是殊途同归走向现代国家。在此背景下,走向现代国家需要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支撑与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现代国家的制度安排最主要表现就是建立现代国家基本制度,促进国家权力的理性化、规范化与功能分殊化,实现现代社会成长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及良性互动。国家能力的提升要注重国家治理能力的协同与均衡,不仅仅强调国家的强制能力和汲取能力,更要注重公民的权利保障和救济,促进国家吸纳能力的提升,实现国家政治制度化和国家能力现代化。由于国家组织内部的结构性力量与社会结构的区隔,现代国家能力不能无限夸大,现代国家只能是有限能力的国家。     

民初央地权力聚散的历史演变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时期,民初对抗性的央地关系是制约国家转型中的突出问题。民初的央地关系先后历经辛亥革命时期中央权力对地方的失控,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地方权力对中央的架空,袁世凯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此消彼长三个发展阶段。民初央地权力关系的历史演变既受国家转型的深刻影响,也严重制约着国家的现代转型。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具有高度合法性和有效性的中央集权政府,打破地方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有效地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引领国家实现现代转型的历史任务。     

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文章论述了目前中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些问题和设想.第一部分讨论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如何体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质与理念,首先论述了中国当前财税体制和预算管理体制的问题和需要改革的必要性,接着论述现代预算管理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讨论我国预算法修改的进程和进步意义;第三部分讨论对未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愿景,即实现从“税收法定”走向“预算法定”,并提出了几点具体的改革设想.     

以审计推进国家现代治理

从确立国家现代治理体系、提升国家现代治理能力角度,讨论审计技术背后存在的政治功能,需要处理三大矛盾:一是审计机构定位为国家行政部门,却发挥着明显的宪法功能;二是审计机构作为比较"软"的行政部门,要发挥"硬"的行政功能;三是审计还是一种以行政权力发挥法治作用的权力。因此,国家审计部门定位为发挥宪法功能的行政部门,可谓是撬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杠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直接动力,有必要大力提高审计部门的技术水平,促使审计部门成为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引导力量。多元治理体系中的多元治理主体,是对多元共治的一个主体支撑。但多元治理主体,必须处在一个相互制衡的状态,才能真正发挥出提高国家治理绩效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国家审计的配套体系上,支撑起一个普通公民监督公共机构的空间、开辟一个有力的监督渠道。这些,当然是从审计政治角度的考量,审计的行政性、技术性考量,需要审计专业人士另外谋划。     

驾驭权力与现代国家建构

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能否有效驾驭国家权力。现代国家有效驾驭国家权力,就是指:依赖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分权性总体结构,仰仗对国家权力的分权制衡机制,依托于国家权力的外部力量对之的持久限定。对一个现代国家来讲,国家权力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就有了一个自主运作的机制,这是国家权力得以自律的理由。但驾驭国家权力,必须同时确立权力自律与社会他律的效用,否则,便不足以保证国家权力服膺法律并忠实地为公民服务。这也是现代国家独特性的一个鲜明体现。     

建国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建国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关学者从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等多角度分析这一主题,并形成了几种主导性的解释模式。同时,也有学者以西方的一些理论和分析范式为基础对未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走向提出了各自的设想。     

试论国家权力结构的和谐

国家权力是现代权力的主要和典型形式,具有人民性、强制支配性、扩张性和异化性。国家权力结构的和谐对于控制国家权力的扩张性和异化性具有重点意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国家权力的结构有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只有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完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配置和运行机制,完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配置和运行机制,才能使国家权力结构达到和谐状态。     

新中国户籍制度的变迁与反思——基于国家建设理论的视角

新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变迁受中央政府的国家建设理念认识与制度绩效之间的互动影响。中央政府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国家建设中作用的理念认识依次经历了资源汲取、资源汲取与权利保障兼顾和更加注重权利保障三个阶段。但由于受到既有政府体制的制约,地方政府的国家建设理念并不总是随着中央政府同步更新,特别是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后依然秉持资源汲取的理念,将户籍制度定位为资源汲取的工具,扭曲户籍制度改革,使户籍制度变迁路径呈现出曲折性。总体上,新中国户籍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伴随着政府的理念转变而对其功能定位由资源汲取逐步向权利保障的"位移"过程,但这有赖于政府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通力合作;改革到位的标志是回归户籍制度的权利保障功能。这启示我们需要从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市场发育方面全面把握和理解国家建设理论。     

群众与国家：对“国家构建”理论的一种反思

本文从探讨国家构建（文中等同“现代国家构建”）作为20世纪初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出发，考察国家构建问题在中国政治中的独特展现方式，提出既有国家构建理论缺乏群众与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关注基于群众的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独特历程是审视中国现代国家未来走向的前提和基础。     

国家与社会:政治文化研究的另一维度

"国家与社会"是解读政治文化的一个新范式.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的模式和结构,不仅决定着政治文化的个性特征,也影响着政治文化的嬗变历程.随着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古代、中世纪乃至近现代的不断变迁,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主题也在发生相应的偏移.公民社会代表着一种特殊类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结构,它的发展提升了公民的主体地位,夯实了法治的非制度要素,催生了政治文化在心理层面上的成熟,从而积极地推动了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应更多关注政治文化的深层机制及社会根基,促进国家与社会的竞争与合作,构架良性互动与双赢机制,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的治理功能.     

论意识形态的国家权力原理——兼论中国国家权力的结构性问题

国家权力由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构成,其中每一种权力都贯穿着弥散性的意识形态权力,而且意识形态权力是其他权力相互作用的"网络"。意识形态权力的这一国家权力原理意味着,从国内政治到世界政治,话语权之争都关乎着政治共同体的命运。比较而言,已经跻身于世界强国的中国,其国家权力依然存在着结构性问题,那就是意识形态权力的短板。建构话语权成为中国国家建设的"世代工程",但来自体制性张力则不容忽视。     

政治学语境中的“国家政权建设”——一个关于理论限度的检视

本文通过追溯“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规范内涵，梳理它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的运用，发现做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运用它来彰显现存所有政治制度对中国建设现代国家的意义，基层政治研究者则运用它把乡村社会与基层政治向上提升到国家体系的高度，这些研究的理论抱负都十分可贵。但是现代政治的根本内涵是否只是权力集中与控制。“国家政权建设”是否简单地等同于“集权”、从上到下的“整合”与“一体化”，所有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活动，是否都要被“整合进”“国家的必然要求”？理论的流行恰恰也凸显了理论的解释限度和提供新理论的必要性。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下的村民自治探析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 ,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 ,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笔者立足于现存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 ,认为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与此同时 ,本文又对以社会充分发育、国家与社会日趋良性互动为背景的村民自治的发展趋势作了原则性描述 ,提出了村民自治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自身的发展取向。     

论无税农业时代乡镇政府的角色困境及其走向——基于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的思考

乡镇政府作为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延伸，体现的是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变迁是乡镇政府演变的根据。随着新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逐渐形成，建立在旧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基础上的乡镇政府面临着极大的角色困境。这些角色困境在乡镇政府框架内不能实现有效解决。乡镇政府在新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困境决定了乡镇政府在新的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中的走向。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能够为我国乡镇体制改革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野和实践途径。     

社会变迁与欧洲福利国家的结构性危机

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欧洲福利国家出现了严峻的结构性危机.文章认为,欧洲福利国家制度是基于工业化阶段的社会结构和需求而设计的一种福利制度模式,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整体结构性变迁是当前欧洲福利国家危机的直接动因.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探讨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并对福利国家的未来走向作出预测.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当代西方的理论视角

日益加速的全球化进程,对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构成了巨大挑战。作为对这一新变化的回应,西方理论界建构了三条理论路向。未来国家理论承认全球化对传统民族国家的冲击,试图重新定位未来国家的角色与地位;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关注社会行为体的生长,意欲厘定全球公民社会的结构与功能变迁;全球治理理论则立足现实,力图打破传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格局,主张水平与网状管理模式,树立新型权威。     

国家权力结构与执政方式--对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探索

执政方式的核心问题是执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国家权力结构不同,执政方式也有所不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要求党充分运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权的领导。第一,党组织与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一”;第二,实现党政职能分开;第三,加强党的政党功能建设;第四,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试论吉登斯的民族国家权力思想

民族国家权力是现代国家权力形式的主要指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国家权力在现代国家体系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在维护国家权利、协调国际关系等方面都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但是民族国家权力的扩张又必然，中击公民权利的维护和个人自我的认同，再加上极权主义等方面的威胁，使民族国家权力在运用的过程中陷入二难的困境。吉登斯对构建未来社会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大胆且有益的尝试，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思考，但其思想理论具有不可超越的阶级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与现代国家建设探索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国家的建设一般是在三个维度上展开:基于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基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基于公平的民生国家。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恰恰伴随着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对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阶段的描述,揭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逻辑,继续推动和实现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