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解释——兼评中国宪法解释体制的困境和出路

法治是建设富强中国的必经之路,依法治国首先应当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理性化,是自由的政治生活进程的保障,是人权的保障。任何遵守法治原则的政治共同体中,宪法解释都是一项关系万千重的问题。中国正面临司法改革的转折点,宪法的解释是违宪审查的必经环节,构建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宪法解释的问题。     

依法治国与宪法权威

依法治国是以有法可依为基本前提的 ,依法治国应有公开的、明确的、稳定的、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 ,是法律体系统一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和法治水平如何 ,与该国宪法的规定在实践中得到实现的程度密切相关。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 ,树立宪法权威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宪法是依法治国的基础。由于某些原因的存在 ,宪法在实施中尚有许多不足 ,宪法权威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因此 ,采取相应措施来保障和加强宪法权威 ,是依法治国方略面临的主要任务。     

现行宪法的规范定位及其价值修正

宪法规范必须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合理安排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关系。最终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来实现我国宪法的价值转变。     

论表达自由在宪政社会中的作用

表达自由是各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也是国际人权运动重点争取和保护的基本人权。表达自由有利于促使公民自身内在与外在的和谐,有利于公民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公民有效地参与社会的运行。表达自由也有利于宪政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利于促使政府忠实地履行职责,有利于宪政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在当今社会,如何保护表达自由得以真正实现,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法治国家实现程度的标志。     

论我国宪法程序之重构

鉴于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往往不能归咎于实体层面的不正义，而更多应归咎于程序层面无法充分反映正义，重构我国宪法程序制度理应成为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焦点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宪法程序的价值分析和实证考察，揭示了当前我国宪法程序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重构我国宪法程序制度应当以加强公民宪法权利救济及保障程序、完善国家权力运行的程序以及完善国家权力监督程序为重心来进行。     

邓小平社会主义宪政思想的逻辑体系

中国正处于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有必要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宪政思想的逻辑体系做一个系统的归纳和总结,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思想,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借鉴。     

依法执政：人民共和国的宪政之道

依法执政是宪政文明的要求,也是人民共和国共和理想的应有之义。人民共和国内涵着依法执政的宪政要求,并要求通过依法执政实施社会主义宪政。宪政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优异成果和集中体现,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之政。中国法治建设必须走向宪政建设。讲依法执政却不搞宪政不但不合理也不现实。没有宪政的法治是败坏的法治,没有宪政的社会主义离开封建专制只有一步之遥。依法执政,实施和推进宪政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宪法保障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之理性审视

意识形态是宪法的基本内核,宪法是意识形态最重要的载体,意识形态要通过宪法来体现和维护。注重宪法保障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条宝贵经验,我国宪法确认和赋予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宪法地位,划设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宪法红线,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根本法治保障。我国现行宪法是符合国情、符合实际、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好宪法。在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需要通过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强化宪法实施监督、压实党组织推进宪法实施的政治责任、提高宪法宣传教育质量措施等,进一步健全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着力提高宪法实施水平,在推进宪法实施中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宪法保障。     

法治一体建设地方试验型模式研究

我国法治建设实践样本观察显示,一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辨证统一的地方试验型法治一体建设模式已初步生成。地方试验、中央认可、稳步推广和法治固化是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分别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基础、关键、重心和归宿。只有从法律规范层面健全正向激励和反向豁免机制,才能激活地方创新试验动能,助推法治一体建设快速生长。科学的法治建设试验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地方创新试验获得中央认可进而形成固化的法律制度,助推法治一体建设良性生长。对中国特色地方试验型法治一体建设模式内在机理的法理阐释和实践观照,能够进一步证成我国法治建设的自主型进路。     

宪政认同：民族认同的现代性转向——兼析少数民族发展权的宪政认同建构功能

民族认同是当代中国的宪政问题之一。民族间的和谐共存与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历史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凝聚力及公权的强制力,它更应基础性地依赖于民族间发展出一种拥有最大公分母的精神层面共识以及资源理性配置的制度性条件与框架。宪政认同便是对这种依赖的回应。宪政认同是在承认民族认同间差异的基础上,进而为这种差异构建一种法政层面的共性与交集,为民族认同这种历史、文化与感性的认同奠定一种更深层次的制度性认同框架、规范与发展方向。在当今中国语境下,民族认同应以宪政认同为转向目标,公权对少数民族发展权进行法律保障能使其承担起重要的民族完政认同构建功能,而民族宪政认同的发展对民族分离态势的消解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试论我国宪法实施现状、成因及对策

宪法的有效实施于法治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宪法的实施现状不容乐观 ,主要表现在 :(一 )宪法不能进入诉讼 ;(二 )宪法监督制度名不副实。究其原因 ,主要有三 :(一 )公民宪法意识淡薄化 ;(二 )宪法功能政治化 ;(三 )宪法价值虚无化。我国宪法的实施陷入了实体与程序背离的两难境地。必须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和违宪审查制度 ,确实保障我国宪法有效地实施。     

宪法诉愿制度与民主、法治的关系

宪法诉愿制度有主观的权利保障和客观的宪法秩序维持二重性功能,该制度还有宪法实现、平衡国家与个人关系以及少数保护的功能。宪法诉愿制度与民主有着抗衡专制的共同价值取向,是一对互相促进的共生体。宪法诉愿制度与法治的关系首先体现在制度本身包含了法治原则,宪法诉愿制度的施行对法治理念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宪政、议会、政党

宪政是民主运动的产物,是民主的宪法化。宪政是实现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但不等于法治的完成。宪政的实行离不开议会,而议会的顺利运行则有赖于政党。一个国家的议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政党的逐渐成熟完成的。     

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走进西方宪政的文化历程 ,解悟西方宪政的文化底蕴 ,追寻西方宪政的文化源头 ,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宪政国家无疑具有深远意义。其中 ,基督教的性恶论是西方宪政的文化根基 ,契约自由的政治化是西方宪政文化的逻辑起点 ,人本主义的崛起是西方宪政的文化内核 ,而法治文明的近代转型逐步实现了宪政之理想。     

美国与欧洲违宪审查制度比较

本文对西方国家两种典型违宪审查模式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期望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的借鉴和学习,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以促进我国宪政的发展。     

宪政理念下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纳税人权利及其保障已成为当前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但真正实现纳税人权利的有效保护,还有赖于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宪政体制的真正建立,既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和以税务机关为代表的公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更需要广大纳税人的积极努力和参与。     

论刑法作为宪法的罚则及二者的关系模式

目前关于宪法和刑法关系的表述,是一种基于宪法文本的解读,没有论及当前的法律设计是否合理。宪法是法律世界的统领,为个人权利对抗刑罚权力提供平台,形成对刑法审视,并且贯穿定罪和量刑两大根本领域。具体而言,对宪法秩序的破坏是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指针和标准;只有宪法才能说明刑罚的正当性来源于人民。因此,刑法是宪法的一种罚则,宪法在由精神、原则和规范所组成的框架内指引着刑法的创设和发展。     

论我国宪法监督机制的可能模式选择

宪法权威的树立，在于宪法能够对政治实践具有现实的规范和控制能力，对违宪行为产生足够的威慑力量。近代以来的宛政实践表明．设置一套切实可行的宪法监督制度是确保宪法具有足够威慑力从而树立宪法应有权威，并进而实现宪法价值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因此世界各国从本国的社会现实和宪政实践需要出发建立了宪法监督机制。鉴于我国目前由于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的缺失而导致的宪法监督成效不大的问题。建立一个一元多轨的宪法监督机制应该是我国目前较为可行的选择。     

对中国传统宪法观念的反思与检讨——以中外宪法观念比较为视角

经济社会历史的转型决定了宪法观念的变迁和发展,而宪法观念的变迁又是宪法变迁与发展的先导。宪法观念在宪政建设中有重要作用,不同的宪法观念使人们对宪法规范的解读产生差异,由此建构起来的宪政秩序也会相异。中外宪法观念在“根本法”意义和宪法价值层面上具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实现宪政的过程中,厘清传统的宪法观念,进而更新传统的宪法观念是当前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更是中国宪政建设不可忽视的一环。     

论公共管理的价值根源

公共管理的本质特征是为公众服务,追求公共利益。宪政的基本价值理念是公民权和民主政治,核心价值理念是限制和制约公共权力和法治。公共管理不能再追随和传承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观,其价值根源需要从宪政所要求的人权、民主、限权、法治的价值理念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