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宪法：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国家法治法

本文从宪法的价值出发,探讨了宪法产生的本源,应该具有的内容和功能,提出了价值上的宪法应该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以限制和制约国家权力的国家制度的设置和规定为核心内容,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国家法治法的认识。     

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解读2004年宪法修正案

宪法的发展历史表明,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2004年宪法修正案的内容正是这一点的生动体现。"三个代表"、政治文明写入宪法,为公民权利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导和政治基础;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完善了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为公民权利的发展提供了经济制度基础和物质前提;增加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为公民权利的保障提供了一项基本原则;完善补偿制度,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规范制约了政府权力。但为了保障修正案的实施,还应不断完善相关立法和宪法监督制度。     

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宪法秩序——反思立宪主义的一个视角

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在宪法与宪政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宪法秩序,它是宪法秩序的核心内容之一.近代以来的立宪主义片面化强调了限制政府权力以保障公民权利,忽略政府权力对公民权利的积极能动性以及二者相互关系的把握,进而难以形成一种理想的宪法秩序,现代宪法规范应注重二者双向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宪法秩序,并通过构建具体制度加以保障.     

论国家立法权具体化功能的宪法控制必要性——以法律冲突为视角

在我国国家立法中,法律与宪法规范表述趋同化现象存在较为普遍,其缘于我国沿用多年的立法技术——"宜粗不宜细",这种现象属于立法不作为,将导致宪法与法律功能界限日趋模糊;不利于宪法实施、公民权利的保障、国家权力的规范运行以及虚置宪法委托,更为行政法规掏空法律专属事项提供可能。在本质上它违背了宪法精神的要求,属于法律与宪法的冲突形式之一,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立法的具体化功能的实现,更突出了国家立法具体化功能需要加以有效规范约束的必要性。     

完善我国宪法保障制度的理性思考

作为保障公民权利和控制政府权力的根本手段,宪法保障制度是宪政文明的核心内容。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不断完善我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宪法保障制度,以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从比较法纬度看宪法和刑诉法的关系

如果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大宪章的话,刑事诉讼法就是公民基本权利的小宪章,二者的关系密切,并且在保护公民权利和控制国家权力方面形成交集。国家不同,政治组织形式或政治体制也有差异,但是,人类对其基本权利的珍视则反映了一种普适性的价值理念。这也是借鉴和型塑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的理论根基和价值基础。     

宪法程序价值之考量

宪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国,需要严格的程序制度予以保障。宪法程序价值,由法律程序价值的主客体关系界定,亦指作为客体的宪法程序满足作为宪法程序价值主体的需要的属性。宪法程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直接地规定程序性价值和直接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也控制国家权利恣意行使,从而间接地保障公民权利。     

宪法的根本法特征问题新探

长期以来,宪法学界关于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基本特征问题的分析和论证,并没有真正揭示宪法的根本法特征的实质.宪法首先是法,这应该是我们探讨宪法的根本法特征的法理前提.宪法作为根本法的最主要的和最基本的特征,就在于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性方面,即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国家中最为根本的社会关系--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正确揭示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基本特征,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宪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宪法的终极目标,都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宪法权利保护模式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

宪法中直接载明公民权利的称为权利的直接宪法保护,规定权力分配和运行的称为权利的间接宪法保护。这种对宪法权利保护模式的划分体现了隐藏在宪法条文之中的宪法精神,摆脱了专注于权利的直接保护的束缚。     

宪法教学中的迷与思

在宪法教学中,如下问题亟须澄清:课程体系与实在法体系虽不必完全一致,但宪法理论的讲解必须以宪法规范的解释为目的而展开；宪法教学不能偏离宪法的核心价值诉求,应围绕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权力以及公共利益这三个基本要素而展开；宪法在本质上是具有特定内容的规范性诉求,而不是力量对比关系；宪法研究方法与宪法教学方法虽有紧密联系,但仍不应忽视两者的区别.     

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平衡的法理分析

面临突发公共事件,动用行政紧急权力,其中包括一些没有具体法律依据的权力,甚至暂停某些宪法权利和法律权利的行为,似乎违背了法治的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政府为了国家、社会和全体公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而作的理性选择,是符合法治要求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化解危机因素,恢复和维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根本上维护人权和基本权利。     

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我国民事再审程序和有关制度与宪法构建的国家体制、诉讼机制和审判职能不能和谐相融,且显见瑕疵,为此,必须进行开放式民事诉讼立法,其内容要紧扣公正公平原则,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构建以权利限制权利、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平衡机制。     

论宪法的人性尊严原则

从法哲学上看,古希腊学者普罗泰格拉斯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中世纪神学大师阿奎那主张神性决定人性;近代以来,洛克等经验理性主义者主张自私、贪欲是人的本性,因此每个人追逐自我利益的结果必然导致他人被工具化和商品化,康德从实践理性的角度提出了“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命题,成为近代以来人性尊严的核心机理。在中国,自古就有“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的人性观,孔子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出了“四心说”和“富贵不能淫”的人性观;现代儒学者蒋庆主张“礼乐制度中的人性尊严”。故此,西方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利己的权利论式的人性观或者个人主义人性观,中国儒家学者主张的是一种利他的义务论式的人性观或者团体主义人性观。从法释义学上看,个人主义的人性观极力彰显个人自由,尤其是契约自由,国家主义的人性观过分强调整体利益,忽视个人利益,二者均容易导致个人被工具化和商品化;人格主义的人性观介于二者之间,当为可取;“人性尊严”与“人格尊严”的区别在于：“人性”是相对于“神性”和“兽性”而言的,“人格”是指特定人的身份、资格和能力,是区别于他人的个性化权利。人性尊严是一项上位宪法原则,正如国际人权法条文规定的一样,是各项具体人权的本源和基础。人性尊严原则的功能表现为：确立了国家权力运行的人性基础,标定了基本权利保障的底线标准,设定了宪法未列举权利的推定原则。     

论我国宪法程序之重构

鉴于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往往不能归咎于实体层面的不正义，而更多应归咎于程序层面无法充分反映正义，重构我国宪法程序制度理应成为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焦点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宪法程序的价值分析和实证考察，揭示了当前我国宪法程序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指出重构我国宪法程序制度应当以加强公民宪法权利救济及保障程序、完善国家权力运行的程序以及完善国家权力监督程序为重心来进行。     

论违宪主体

违宪主体是违宪构成的第一要件 ,研究和界定违宪主体意义重大。界定违宪主体应遵循这样几个角度 :考察并尊重宪法控制权力的基本功能、阐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宪法精神及是否具备宪法责任能力。国家机关及某些行使公权力的特定的社会组织符合上述标准 ,应具有违宪主体资格。而公民个人不应成为违宪主体。慎重对待第三者效力理论之利弊 ,只能将其作为例外情形有限适用。并非违宪主体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必然导致合宪与否的结论 ,应对合宪性审查或合法性审查加以区别和选择     

Response Mechanism of Constitutional Norm to Solution of Ethnic Problem in a Multi-ethnic Countr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fundamental realities of a multi-ethnic country determine that the solution of ethnic problems depends on the “rule of law”. The response of the constitutional norm is the cor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constitutional norm response to the solution of ethnic problem must be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multi-ethnic country. They are spec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with the structure of constitutional norms. Finally, a constitutional norms system for solving ethnic problems should conform to the national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警察权的行使

从法律层面而言,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权利与权利、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和谐。警察权的行使实质上就是如何处理好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利、警察权力与警察权利、警察权力与其他公共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主要体现为如何处理好执法意识与执法公正、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执法程序与执法效率、执法监督与执法保障、执法规范与执法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     

宪政下的公共财政与预算

公共财政已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财政转型的目标定位。宪政下公共财政问题的实质,是公民财产权与政府财政权的互动。公共财政应当体现以保障人权为宗旨,以充分实现财政民主为核心,以财政法治为保障。公共财政是建立在现代政府预算基础之上的财政制度,预算制度是关于民众赞同和监督国家财政活动的法律规范。在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中,我国应坚持财政法定原则,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权利,完善预算法,加强预算监督。     

非典危机引发的公民权利问题刍议

非典危机凸显政府预警和应急机制的局限,更反映出我国公民权利实现和保障上的问题。我们应以公民知情权和人身自由权为核心,借鉴国外维护和保障公民知情权的经验,在宪法和法律层面上规范和实现公民知情权,尽快制定《信息自由法》。同时,从个人自由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平衡的角度,分析抗击非典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合理限制,强调坚持“法律下的自由”。